[不说憋得慌] 孩子总说憋得慌

　　我是一个农民，除了一个距我最近的当权者可以腻味我，别人管不着。我自恃不欠人，德性尚可，不悖天理，无畏无惧，用不着巴结谁。《北京文学》开辟“我与《北京文学》征文”专栏，还稿酬从优，不就是招揽吹捧者吗！我就腻味这事，不想说，但还是憋不住。
　　其实，我连个“业余作者”都不够资质。回想1986年之前，我也有十年给纯文学刊物投稿的经历。因为不是科班子弟，亦未受这方面培训班孵化，习作一篇也未变成过铅字。我一乡下青年，终于1986年扛不动生活压力，放弃读书与文学的爱好。有20年，你不可想象，那份挚爱如被黄牛拉动的犁头，一缕一缕地埋进墒沟里，同告别校园初恋，娶个不识字的乡妞造四个孩子有什么两样。
　　违背基本国策的下场：两个大女儿初中未竟就无力供养，老儿子生来不满186个月就弃学打工，只有三女儿读上了本省排名第一的专科。原因还不就是这读书的三女儿，是二女儿在省城打工，从旧书摊上买回几册《北京文学》，应该是2007年底的事。
　　《双驴记》，许还有人记得，《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转载《收获》的那篇文章。我的第一印象是趣味盎然，但略想，其有关驴子的生物性状全悖常识，戳穿来，就等于颠覆整个故事的架构基础。不记得是哪一期“精彩阅读”封三图片介绍，孟亚辉副主编于文学批评专好。一时情激，就写了批评的信件。
　　很快，孟老师回复：首先通知原作者，并力争刊发我的信件。然而，几个月过去，原作者天津方面没有反应，《北京文学》也默如晦夜。如果是你，会怎么想？
　　这之前，我泡过三年上海的《咬文嚼字》。该刊有人贬斥“老公鸡”一词，戏谑“重庆乃中国工业老公鸡”的说法，还扯到贪官、妓女，与“野鸡”意象的语境关系。我是在激愤之下，写了《鸡公诔》，表述几千年农耕文化中，鸡公于农户家世气景的标志性审美价值。“咬刊”因为责编交替，无人理我，这才有了刊发于《北京文学》2011年第4期的同名散文。
　　《鸡公诔》本是在2007年完成初稿的。那时我还没有电脑，习惯了把锄薅草的爪子，爬格子写字总是发抖（小书写症，越上心越写不好）。我的《好大一颗泪》（将来刊发可能要换个名字）手稿，常规寄给《北京文学》，遭遇非常规的一个字不复退转回来。常规的应该是不值当回复意见，就更不值当退稿。这位退稿的初审编辑，应该是不愿挑明，我的手写稿字迹太难辨认了。我的《鸡公诔》不敢再寄，等2009年初有了电脑才打入孟亚辉副主编的邮箱。我记得20年前，各刊对投稿处理都以仨月为期。我这次足足等了4个月，泥牛入海。我有些气不过，在博客发布《致〈北京文学〉孟亚辉老师公开信》。我不知他当时是终审还是二审，也不管他每天要看五六十万字的工作量是否托词。反正，你4个月不给回复，我受你道歉当之无愧。何况还有前年《双驴记》的事。
　　这老孟还真够宽厚，被我一味地指责后，还像个一年级的语文老师，悉心调教我的淘气。年终我把改稿发过去，他才告诉我，退休了，身在云南，并指点我径找杨晓升社长，说，那是位认真负责的总编。
　　杨晓升社长，我不知道。不是说不知道他的名字和职务，而是不知道他对我这个出言无状的乡巴佬是否也能认真负责。《〈英雄血〉蒋韵的败笔》，是我发在他博客的评论，可能批评蒋韵小说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战争仇恨、战争犯罪的概念不够清晰，就被他删了。我只能以为，这总编与作者蒋韵本人，对这些更没有成熟的考虑。这只是一点就题材与概念的辨析，算不得文学批评，我也不是想吃评论饭的人，接不接受也就算了。我更还评说过“小升子”（不记是哪位在网上给过他这样称号。愚以为，升乃斗之十分之一，天下十斗，他在当今天下能占百分之一也就该知足了），在博客发布80年代的某篇小说，也就高中学生水平。他虽不像白连春一样出言不逊赶我走开，客气一点却也说我“尽可去看高明者的博客”。这一条就算我无礼，我也没打算磕头赔罪。因为，不仅仅是我，还有不知多少乡下青年、多少四海漂泊的打工者，自掏腰包订阅的刊物，都没有定所收到。他却说刊发某公司、财团，赠阅很有钱公费也很有机关收发的某范围、某阶层精英人士的互利广告，既符合办刊理念，也为作者认可。我不想与他争执，其实也争执不过。他就不想把这有人出钱的赠阅，哪怕编个瞎话换成赠送某些社区、工棚、农村中学、文化站点，更符合文学建设的平民化精神意识。这些要都算我鸡蛋里挑骨头。那2009年11月号刊物封二通栏标题，也用“祖国60岁华诞”这种浑话，被我批评，不肯诚心认错纠改，只说是个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这不是敷衍又是啥呢？你想，我向他直接投稿，心里得有个啥样子的准备。
　　但我说啊，人生问道寻路，就总得相信一些人。尤其当下，一个与文学隔绝20年的乡巴佬，对其他文学刊物更是两眼一抹黑。我不试尊孟亚辉副主编指点又能如何。我又不认识白连春，白连春还没有博客，白连春还不曾被我拿板凳砸过。
　　我想，除了大不敬，本人没什么感动过“小升子”。我说孟老师指点的，他就来把我《鸡公诔》复制走了。
　　不几日，王秀云老师来电话，想是指点我进一步修改，因为有些拖沓。而我受孟总指教，从一万两千删到九千字，我的心都快碎了。我一看到立刀旁的字就哆嗦。我当时一拿起电话，听是《北京文学》的老师，就激动得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好。王老师的指导意见，仍是删到五六千字，并说给我邮箱号，改好了发给她。我推说当下没有纸笔，我脑子有病记不住邮号，还十二分图赖地说了句，你改吧，我接受，就挂了。
　　一个才学投稿的乡下人，我真不知道凭什么要王老师给我改稿。后来白连春老弟说，《北京文学》可不是光伺候你一个人的。反正，时间不久，杨总就通知我，今年太挤了，明年尽早刊发。而我更早听孟老师说到，终审通过的积稿，有的几年都发不了，我的《鸡公诔》却真的在2011年4月刊发了。王老师还力排非议，更早在2月份发了我一篇有关爱情讨论的短文。那东西其实是我对那次专题讨论的非难，甚有另立命题的狂妄。
　　真的，《北京文学》不是伺候某一个人的。你就是铁凝，也不能来这里每期都发。将来，就是增加个电子副刊，也不可能满足所有作者。而《北京文学》的魅力，在于不排斥任何作者，只要你真情实话。我还可以告诉你，被我声言直想拿板凳砸他头的白连春，在自家刊物容量有限时，将我的散文介绍给《草原》，也是在4月份，一下刊发了3篇，他连个责编的绩效工资都没有。
　　骂人谁不会，非难主编也不是能耐，疯子喝点酒的本事。《北京文学》也不是没一点计较，《北京文学》的计较更在乎谁的文字更出于真情实话。撞开《北京文学》的大门，我用了三年，就这点诀窍。
　　责任编辑 王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