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与符号|政治符号

　　［摘要］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对中国及周边国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纵观历史上对孔子及儒家学说思想，有尊之者，亦有抑之者，孔子及儒家学派的地位可谓升沉起伏不定。通过对孔子身份的确定，有利于我们认识一个相对真实的孔子，而孔子及儒家学派在后世的升沉，其实是现实政治的需要，这时的孔儒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孔儒，而只是一个符号——为政治利益所利用的文化符号。
　　［关键词］孔子；儒家学说；文化符号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4-0005-03
　　孔子被奉为中华民族的至圣先师、儒家学术思想的创始人，甚至被誉为“素王”。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毕竟孔子生活的时代，他并没有享受如此待遇，他周游列国，却四处碰壁，转而把心血用于学术及教育上，最终成就了文化史上的孔子。然而，纵观历史长河，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派的地位升沉不定，扬之者九天，抑之者深渊，而他们所言的孔子其实也至多只是一个象征符号，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孔子，后世之人所言孔子及儒家学派时采用的方法多是“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
　　一、孔子的真实身份
　　历史上的孔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当代学者李零在《孔子符号学索引》[1]一文中指出，孔子是个孤独的“丧家狗”，精神上的孤独，无家可归的漂泊，是他最大的特征。孔子身上有殷商贵族的血脉，但是生不逢时，家道中落。他身份低贱，却又古道热肠，试图恢复周礼，维系日益衰落的社会秩序。孔子到处游说诸侯，宣讲他的学说，但是不被看好。孔子带着他的弟子一路奔波，在前往郑国的途中与弟子走散了，被别人看作丧家之犬，孔子的弟子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孔子，孔子也认为自己就是丧家之犬。
　　孔子是“丧家狗”这个提法虽然多少有点对圣贤大不敬，并且业已引起诸多国学爱好者的不快，但是所云基本上也是符合孔子生前的实际——怀抱理想却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精神无处皈依。从这个角度理解，基本上是可取的。对孔子生平事迹勾稽较全且较早的资料公推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系殷商贵族后裔，可到他这个时候，家道中落，“孔子贫且贱”（《史记?孔子世家》）大抵是实情，孔子自己也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当然，孔子并没有因为身份卑贱与生活不幸而放弃对人生理想的追求。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孔子选择了恢复古礼，试图重建礼乐社会的理想。为实现此理想，他一是自学，一是访学，逐步积累了自身的文化资本。《史记》中曾云：“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相传，孔子还向师襄子学习鼓琴，问礼于老子等。孔子学成，本欲将所学付诸实施，恢复文、武、周公时代的礼乐文化传统，但是他的仕途并不顺利，包括周游列国，向其他诸侯兜售其学说并不被看好。
　　所以，笔者以为匡亚明先生《孔子评传》中对孔子的界定较为合理，即“教育家”和“文献整理家”，这两者才是孔子的真实身份。而给孔子冠上“思想家”或者“政治家”其实是不符合孔子生前实际的，此诚如匡亚明先生所言，孔子“在教学活动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他在政治活动上的成就”[2]。尽管孔子也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强烈的政治诉求，但是这些在其生前并没有达成。身份是相对于他人社会而言的，任何一个身份符号的达成，必须要有一个接受这个身份符号的客体对象，作为政治家的孔子这一身份实际上在当时并没有得到主流社会的承认，也即沦为空洞能指。孔子的政治理想在当时并没有为施政者所接受，也就是说其作为政治家的身份并没有被别人接受（尽管他曾经有过短暂的从政经历），只是他自己在竭力争取而已。于是孔子转而将心血倾注于教育与著述，希望由门生弟子实现其人生抱负，其主要身份已是教育家。“身份是表达或接受任何意义所必须，是表述与接收的基本条件；自我的任何社会活动，都必须依托一个身份才能进行。”[3]孔子广收门徒，将贵族上层社会垄断的知识文化普及到下层社会，因为教学，故而整理了前代的文献典籍，形成了《易》、《诗》、《书》、《礼》、《乐》、《春秋》诸教本，这种观点基本上是可取的。[4]因此说，历史上的孔子是一个教育家和文献整理家，其人生理想是通过恢复西周礼乐来重建日益混乱的社会秩序。还原了孔子的真实身份，我们就容易把握后人所云的孔子及儒家学派究竟是不是真实的孔儒。
　　二、孔子及儒家学说的升沉
　　孔子生前为其政治理想奔走，最终以失败和失落告终。孔子死后，礼崩乐坏尤甚，战国诸侯争霸，烽烟四起，最后，秦王嬴政一统天下，但是秦始皇并没有对非议政治的儒家学人以优待，反而坑杀了不少。到了汉代，平民出身的刘邦一跃登位，做了皇帝。刘邦出身低贱，没什么高贵的背景，以至于史家为了给他找点高贵的血统，说他是其母刘媪与龙交配产下的儿子，这在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纪》与班固的《汉书?高帝纪》里面皆有明文记载，此当然是故弄玄虚，其目的无非是给刘邦找点装点身份的门面而已。
　　刘邦是个行伍出身的人，江湖习气浓厚，他做了皇帝之后，起初反对秦朝的那套繁琐礼仪，提倡一切从简，还经常与一起打天下的兄弟们饮酒作乐。但是这些行伍出身的部将也都是粗人，喝醉了酒就耍酒疯，争功论赏，甚至摩拳擦掌，拔剑斗殴，“群臣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汉书?郦陆朱刘叔孙通列传》），这种大不敬的江湖习气让刘邦也感觉很是不适，但是又不知如何改革。
　　后来，儒生叔孙通给他出了个点子，帮他制定了一套礼仪系统，群臣肃静，山呼万岁，刘邦喜极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汉书?郦陆朱刘叔孙通列传》）尽管刘邦曾经不喜欢儒生，据说，还有将尿尿到儒生帽子里面的丑行，但是做皇帝九五之尊的感觉还是儒生们帮他想的招。武帝时，儒生董仲舒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进行了篡改，如谢谦先生言，董仲舒提倡的王道三纲实际上已经违背了先秦儒家的学术立场，而以黄老刑名之学修正了儒家学理，昭示了汉代大一统专制政治背景下儒家学者的精神蜕变。[5]也就是说，从儒家学说真正成为官方学术思想的那一刻起，它就已经发生了变革，不是原汁原味的孔儒学说的真传了。但是，孔儒学说中有益于政治统治的思想方法还是被承袭沿用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