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李庄的小城旧事】 李庄古镇

　　好多年前就得知，李庄，四川南部长江边上一个平静的古镇，长期以来如果不是被人故意遗忘，也给人陌生遥远的感觉。今天，在海峡两岸形势出现积极变化的背景下，它被“发现”了……　　一
　　从川南旅游名城宜宾市出发，再由盐李公路（盐坪坝——李庄）驱车40分钟，就到了位于城区东郊长江是游南岸的李庄。
　　“东有周庄，西有李庄”，此说不只是旅游界的招牌。这个村落，实在是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即为古僰人聚居地，属古僰国、僰侯国地。从南北朝梁大同六年（540年）置南广县，治设今李庄。明末清初，兵乱四川，天府之国十室九空，后来才有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李庄坐落在江边，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移民点。慢慢地，这里就恢复了生气。
　　1940年秋天，抗日战争进入最为惨烈的阶段。南侵日军强渡汨水，突进长沙等城市，并从宜昌和长沙威逼陪都重庆，大后方岌岌可危。10月，日机疯狂轰炸昆明的西南联大（现云南师范大学），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昆明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所和中央博物院等单位准备另迁他处，同济大学的建校计划也立刻停止，打算迁往四川腹地。
　　同济大学先向李庄试探，当地官员与乡绅（其中包括哥老会）紧急商议后发出了掷地有声的回电：“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
　　同时，中研院总干事傅斯年也在为该院史语所、社会学所、体质人类学所等单位的搬迁而思虑，他要寻找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很快，李庄以它的山川形势、民情民风，渐渐进入到傅斯年的眼帘。
　　这年秋天，国立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营造学社、中国大地测量所、文科研究所等十多家高等学府、研究机构等开始陆续迁驻李庄，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才陆续回归原地。在路途险峻、交通工具简陋及难民如潮和战火纷飞的情况下，内迁的曲折艰险，不难想见。比如1940年11月，史语所140箱公物抵宜宾后，卸装一艘民生公司的驳船，从泸州转运宜宾时失重倾覆，书籍滑落长江。再比如1943年3月，一辆运输同济大学测量仪器的货车在贵州威宁附近翻滚到沟底，损失惨重。
　　因为日军侵华所导致的中国知识界一次群体性的南渡西迁，遂使李庄一度凸显为现代学术史上一个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为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的人文学术重镇。
　　正如李庄的“发现者”岱峻先生（本名陈代俊，现任《四川政协报》副总编辑，有学术史随笔《发现李庄》、《消失的学术城》，民国史人物传记《李济传》等著述问世）所言：中国大地的广袤民间，永远像一处温情无限的林地，总能在艰难时世中为犹如惊弓之鸟的文化人撑起一方祥和的浓荫。同时，李庄在“读书种子”扎堆的这几年中，不仅经历了战火的洗礼，还经受了中国文化气息的熏染。从此，这个小村庄的社会、经济、文化都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变化。
　　进入初夏的李庄，江风习习，村民在寺前古树下打牌、喝茶、聊天，或者摆摊做小买卖，气定神闲，从容洒脱。谁能想象，70多年前的这个小村镇，曾经发生过如此悲壮而又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呢？
　　二
　　走进李庄的那一刻，笔者的心情相当复杂：这个如今游人如织、有如朝圣的古镇，十余年前，外人对此地了解有多少？李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似乎被故意遗忘，原因是什么？
　　岱峻曰：2000年之前，即使在四川省，李庄也处于被遗忘的状态。那时，李庄尚未通公共汽车，交通极为不便。地以人传，自古皆然；李庄却是反例。在近60年的时间里，一座显赫一时的学术城竟消失得干干净净。
　　思之度之，其原因大致如是：当时迁去的所有单位，都冠有“中央”、“中国”、“国立”等字样，而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就得加上一个“伪”字。于是，随着时代的翻覆，李庄竟成了一处不堪回首的伤心地。“中央研究院”共有19个研究所，国共江山易主之时，成建制地迁到台湾的仅有史语所和数学所。1949年，毛泽东撰写并向全国播发的文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将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定为“文化战犯”。史语所留在大陆的一些人，比如张政烺、梁思永、胡厚宣、马学良、何兹全、杨志玖、逯钦立等，后来的命运大多坎坷，其主要原因就是与史语所粘连的“历史污点”。他们的回忆、自传，比如马学良、杨志玖的学术自传，大都回避或淡化那段历史。
　　傅斯年（1896—1950）不仅是历史学家、教育家、五四运动时北大学生领袖、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一生还富有传奇色彩。
　　傅斯年绰号“傅大炮”，政治上坚决“反共”，但在自己主持的史语所厉行学术独立于政治，不干预所内青年们的党派认同。受过其恩泽的学子中有心仪中共的考古学家尹达，后来投奔延安；但也有许多人因政治见解或受“傅老板”人格的感召而随史语所迁台，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艰苦耕耘人文园地，不但维护了史语所的世界声誉于不坠，而且成就了自己的学术事业。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傅斯年既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两种思想在他身上都同样表现充分，这就导致了他最后的悲剧命运。
　　1945年7月1日，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培炎、左舜生、章伯钧、冷遹、傅斯年等一行6人，应中共邀请，乘专机到延安参观考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其间，毛泽东陪同傅斯年等来到礼堂，傅看见里面密密麻麻挂满了锦旗，是各地献给伟大领袖的，张口便说：“堂哉！皇哉！”毛泽东感觉到了讽刺的意味，但沒有出声。傅斯年还挖苦同行的某些人沒有出息：“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甚至当面出言，“你们把他看做护身符，想借此得保首领以殁吗？”
　　傅斯年这种立场和态度，其后被中共视若仇雠也就不足为怪了。
　　无论作为学者，还是作为社会活动家，傅斯年在中国现代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这位民国年间学政两界的“大鳄”，其“政”于今研究者评判龃龉，其“学”则是得到一致赞誉，这其中李庄一段，尤为值得称道。
　　三
　　遥忆70多年前，这里该是何等的“风光”——那是今人在承平语境下的想象，小街上行走的，都是些日后无法绕过、星光灿烂的泰斗级大师：傅斯年、李济、吴定良、董作宾、梁思成、童第周，还有英国著名学者“中国通”李约瑟博士和美国学者费正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