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自己的人生价值观【新闻人的视野、知识与价值观】

　　作为采访、编辑、传达信息的职业者，新闻人应该怎样看待这个世界?或者说，新闻人眼中的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一般来讲，对这个问题，有以下几种答案：　　首先，当前一种很主流的观点强调新闻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自由、独立的专业操守。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人面向的是人道和自由的世界。实际上，我们看到当代中国很多职业新闻人有着非常强烈的政治诉求，甚至是十分明确的政治立场，少见的反而是审慎的事实调查、公允的意见权衡和严谨的资料分析。其次，与第一种观点不同，在新闻职业群体崛起之后(在我们这个社会，是从1980年代新闻改革开始)，也有很多人认为新闻人的世界应该是一个有普遍规律的世界。这种观念背后隐藏着的是新闻与政治、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相互分离。第三，在各种有关记者的传奇故事中，我们还经常能感受到新闻人面对的是一个充满谎言和阴谋的世界。很多优秀的记者既不轻信现象，也不相信规律。
　　另外一个问题是，一个优秀新闻人的特质是什么?
　　一种观点认为，新闻人最应该做的是客观报道，以此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我们新闻专业的同学花费大量宝贵的时间，学的不过是怎样通过各种采写编评的技术手段，将信息有效地传达给受众。第二种观点认为，新闻从业者有替公众来监督权力的功能和职责，诸如守望社会、舆论监督、第四权力、社会良心等都是这种观念的表达。第三种观点认为，新闻人是魔鬼、是撒旦，是怀疑一切价值和事实的讨厌鬼。他们到处去扒粪，对新闻线索和真相有一种永远不放弃的贪婪和热情。最后，甚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新闻人是思想家和文学家，新闻业是一个有丰富想象力和能够深入探讨新闻现象和社会问题的职业。
　　以上这些问题和讨论涉及新闻业的基本特征、新闻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角色等重要的问题，对它们的不同回答，决定了我们对这个行业的不同认识，也决定着我们对待这个行业的态度。是将新闻业当作一种现代社会分工中的白领工作，一个饭碗，一个谋生的职业，还是将新闻业当作一项值得毕生去追求的志业(vocation)，当然我在这里用的是马克思·韦伯的词汇。我把它作为我这次演讲的题目——以新闻为业，或者更准确地说，以新闻为志业。
　　规律的新闻学，还是视野的新闻学?
　　我在我的新闻教学中提出了一些理念，其中一个就是“给阴谋一个机会”。我并不是说规律完全不起作用，或者说规律完全是遮盖事实，我只是说，不轻信规律和表面事实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是重要的。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科学规律的形成都受限于一定的视野，视野的有限性决定着规律的不完备性。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人对这个世界的概括或者你抽取的事实永远跟你这个人的视野的宽窄和朝向是有关联的，这当然挑战了各种各样关于新闻事实、新闻规律的论述。那么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法国有位哲学家叫梅洛·庞蒂，他在法兰西学院发表就职演讲时说了一句很吓人的话，他说：“哲学家就是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既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那你们为什么还请我来做教授呢?就是为了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也什么都不知道。”当然他把我们说的问题推向了极端，但他说的实际就是视野的有限性问题。他有一本书就叫作《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所以科学在有些哲学家看来是个神话，或者追求科学、追求本质的真实是个神话。我们未必像他那样极端，但他提出的这些观念和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历程中，社会科学的思想与自然科学的思想向来是紧密对应的。早期十六、十七世纪的牛顿力学提供了一个经典的、完美的、普遍性的理论解释，十八、十九世纪的社会科学也在寻求这种普遍规律的解释。十九世纪社会科学最大的特点(也是今天我们传播学的特点)，就是寻求解释社会现象的普遍规律。可是到了二十世纪之后，首先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对普遍规律的追求被逐渐破解，最明显的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几乎把牛顿力学那种平衡、普遍、静态的经典阐释给颠覆掉了。还有就是今天经常提到的耗散结构理论的例子。耗散结构理论，是一个叫普利高津的人提出的，说的是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普遍、平衡的规律来解释和预测一个复杂系统。在这个脉络下，对规律的认识、对共识的认识、对价值观念普遍适用的认识都开始被反思。最近，提出“北京共识”的那个家伙，乔舒亚·雷默，写了一本很有趣的书，叫《不可思议的年代》，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如果去看二十世纪非常有影响的学者的研究，你会发现有些人不仅研究历史和社会，还喜欢讨论认识论的问题。出版了《否思社会科学》的沃勒斯坦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他在书中不断提及普利高津对认识论的重新理解。他提出一个迷思，当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自然科学界出现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和耗散结构理论之后，为什么社会科学界反而会出现一个追求普遍规律的高潮?对于在座的各位来说，最熟悉的例子就是美国的实证社会科学和传播学的理论和原则。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一书也探讨了这类问题：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社会科学认识论的发展为什么与自然科学不对应?为什么在自然科学家反思普遍规律时，社会科学家却在把普遍规律这个东西推向极端，把发展、效果、规律、原则、定理这些东西推上极端?作者把这个问题与冷战的政治结合在一起讨论，他认为，在苏联和美国之间争夺第三世界主导权这个过程中，美国有意识地向第三世界推广了他的发展策略、原理和计划，给第三世界输入了这个普遍规律。也就是说，你按照我这个模式来走，今天的北京就能变成明天的纽约，今天的上海就能变成明天的巴黎。这样一种愿景与进步论、发展主义的观念结合起来，产生了对普遍原则的追求——人类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是有普遍规律的，是不因人的意志而转移的。这种冷战政治上的考量和博弈，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文领域研究对规律的理解。传播学的发展与这个过程是非常紧密地结合的。当我们回顾1980年代新闻改革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新闻学界的前辈都在讲新闻是有自身发展规律、原则、定理、体系的，它不应该受到权力的干扰。这种观念不单是对革命新闻史的反叛，也是与支配性的发展主义进行的对接。在今天，普世性的价值、普遍性的规律、普遍与特殊的知识和思想构造对新闻传播的学子们影响有多大呢?我想在座各位一定都有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