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爬街记忆
家乡芦台依河傍海，千年古邑，素有“一市、三街、水陆码头”之称。历史上的三条大街都是东西走向，中心街与北街横贯一条不算长的南北向街道，凹凸不平的青石板一直铺向蓟运河码头。这样，由于地势呈南高北凹之势，车夫和脚行汉子们从船上卸下货物运向中心街时，都要吃力地爬坡，久而久之，人们就形象地把这条街称作了“爬街”。
我家就祖辈居住在小街上，这里云集着五行八作各色人等，浓郁的码头文化和市井文化混搭，质朴的乡风与商业气息交融，汇成了一幅浓郁的世俗风景画。老辈人称码头为摆渡口，在最能引人驻足的春天，蓟运河堤那一坡坡芦苇染绿了两岸，烟波浩渺的河面上，千帆竞逐，许多船上站着鱼鹰，以船为业的渔民是不折不扣的水上人家。另一种是运输船，它们南来北往，马达轰响，格外繁忙。有一种吃水很深的平板大船，一次可以摆渡几辆载满物资的马车，船上八个水手、一个舵手，船舷两侧各装两橹，二人对面互相推拉，顺风时摇橹扬帆向前，赶上逆风还要撑篙、拉纤。装卸工被人们叫“脚行”，表面看干的是粗活，其实有讲究，扛麻包讲是“扛扎”还是“扛袋”，技巧上讲什么“三分搭、七分闷，大肩扛、小肩抹”“走得稳，吊的高，拐弯抹角弹簧腰。”脚上穿着实纳帮鞋，肩上横着粗布搭子。两百斤的麻包扛在肩上，叉开两腿，悠悠颤颤地走过长长的翘板，宛如舞蹈一般好看。
离开码头往南，依次是豆腐坊，刘家麻绳铺、尹家说书馆、浴池、清河茂杂货店、孙家旅店。街道两旁大多是青砖瓦舍，土房极少。吸引我的是大槐树下的尹家说书馆，我手里攥着几分钱飞跑到两扇大木板门口，往斜靠着门框纳鞋底的女人手里一塞，推开门，咕咚一声坐在长板凳上听说书，那时刻成为我启蒙年代最大的文化享受。书场内，手巾把儿在头顶上乱飞，端着瓜子、茶水的伙计来回穿行。口吐莲花的说书人那些“御剑江湖行仗义，神鬼狐妖助苍生”的精彩故事，使我很小就崇拜行侠仗义、乐善好施的好汉。
大街上更是热闹，耍猴弄棒的、行医算卦的、贩鱼卖虾的、 吹糖人的、弹棉花的…… 大姑娘、小媳妇、半大小子、中年汉子鱼贯穿行。“磨剪子来呀—戗菜刀”“臭豆腐—辣豆腐—韭菜花拌豆腐—”“焗锅—焗碗—焗大缸，焗个尿盆不漏汤”的吆喝声 南腔北调，此起彼落，形成了一首首并不和谐乐章。
我住的大杂院里，也有这么一位做小买卖的，是西邻的白家媳妇，操着一口浓浓的山东方言，人们叫她“侉子”，她40多岁年纪，头发挽着一个燕尾式的刷子，眼皮和嘴角一起往下耷拉着，脖子上还有一个发亮的疤，走起路来脚步咚咚，大笑起来嘎、嘎山响。背地里经常让婶子、大娘们撇嘴：“这媳妇家，哪有点儿女人样啊!”可她做起买卖来哪个女人也比不上，三间土坯房，一间开旅店，还开了一个杂货铺，什么赚钱卖什么，一分钱也能攥出汗来，远亲近邻想讨个方便那是没门儿。后来，又有了风言风语，因为她男人长期在外，不甘寂寞的她有了相好的，不长的功夫被演绎的有鼻子有眼：她和相好的约会就象特务接头一般，神神秘秘。可终究纸里包不住火，不知咋地就传到了她男人和族人的耳朵里，几个大老爷们儿“捉对儿”后把她捆起来一顿胖揍。打那以后，她有事没事地就跳着脚在院子里骂海街，谁也不愿意搭理她。转眼到了1976年，芦台镇遭遇了历史罕见的大地震，大院的人们从惊恐中缓过神来，才发现除了断壁残垣，家中什么都没有了。天下着雨，有的穿条短裤，有的围条褥单在窝棚里瑟瑟发抖。就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之际，一个大家最想不到的人来了—侉子。她先后拿了十几条开店时的被子分给左邻右舍,然后又拿出了桃酥、大枣等东西给人们吃。人们呆呆地望着她忙来忙去的身影竟不知说什么才好......
如今，爬街已成为历史的储存记忆，但那以车、船、店、脚为业的芸芸众生的喜乐哀愁以及在特殊年代闪烁其间的人性光辉，却如那汩汩东去的蓟运河水永远流淌在我记忆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