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为了孩子可以牺牲一切】为了孩子牺牲自己幸福

　　这里没有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只要你有孩子，命里注定你就必须同他（她）一道去“爬雪山”“过草地”——　　有一股风，无形却难以抗拒的风，裹挟着当今中国众多望子成龙的家长，鱼贯般往前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只要你的子女到了上学年龄，你都会被这股无形的风裹着拖着，跟在子女的身后艰难地往前走。
　　上“重点”不惜血本
　　远在子女上学之前，许许多多的父母便千方百计地琢磨着如何将自己的宝贝子女送上一所“重点”学校。在当今的大都市，“重点”还有“区重点”“市重点”之分。“重点”学校就那么多，僧多粥少，怎么办呢？找关系，送礼，或者，高价“赞助”学校。眼下的赞助数目是数千、上万乃至数万不等。如此大的金额，虽难为了众多的父母，但只要能达到目的，都不惜自己克勤克俭、节衣缩食，不惜陪着笑脸四处筹借。
　　“重点”首先意味着较高水平的师资和高升学率。一般来说，重点学校的老师对本校的“重点”荣誉又是极其珍惜的。维护或保住荣誉靠什么呢？当然是升学率。升学率越高，学校的地位就越高、名声也越大。这在学校与学校之间也已形成一种竞争。而这种竞争，多数是用增加学生作业、给学生补课的方式进行。你给学生10道题，我布置20个；你补习1小时课，我再加一倍……
　　3年前，借助朋友的帮助，姜将女儿送进了北京市一所名声显赫的学校。欣喜之余，姜又不免发愁。从家里到学校，骑车驮女儿需花1小时，每天来回2小时，行程20公里。她本是搞业务的，三天两头要出差，可为了每天能准时接送女儿，她不得不放弃业务，到本单位的办公室当打字员。
　　学校对学生的要求极其严格。比方评“三好学生”，北京市一般要求学生每科不低于90分，而该校则要求95分。好在姜的女儿很争气，从一年级到现在的四年级，她每科考试成绩应试教育，能否托起共和国的明天？”都保持在95分以上，总成绩也一直处于班里前10名。即使如此，姜还是千叮咛万嘱咐，竭力为女儿鼓劲。有时女儿某科考试已得了95分，姜也心急火燎大不满足。她对女儿说，少了一两分，就掉下好几名，别人都憋着劲，你怎么能放松下来？那不等于退出竞争吗？姜还说，这辈子自己一事无成，就指望着女儿能有出息，给争口气。
　　在孩子身上找回自己的失落
　　姜的这番话，实际上反映了当今中国年轻父母们的普遍心态。一方面，独生子女的出现使中国人“光宗耀祖”的传统心理更加突现；另一方面，曾经被动乱年代剥夺了上大学机会的这一代年轻父母，大都把自己的人生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期望着以此弥补自己的人生遗憾。为了使孩子在未来的竞争中多几分成功的把握，善良的父母们不惜忍着那份“十指连心”的痛楚，自小便逼迫孩子挤上竞争之路。前些年，孩子们的业余学习主要是“琴棋书画”，在这方面有特长的孩子，升入高一级学校时能够于考试成绩之外加若干分数。于是，就有成千上万的孩子从幼儿园起就被家长“逼”到了钢琴前、画架前……有一个男孩，3岁起母亲就逼迫他学钢琴。一次，邻居听到他一边哭一边伤心地诉说（当时他大约5岁）：“我说了我不想弹，你们非逼着我弹，弹不好你们就打，还尽拣我的手指骨打。你们是哪儿疼打哪儿，哪儿肉少打哪……呜呜……”母亲心里痛着哭着，理智却依旧执著于“棍棒底下出人才”的信念。
　　家长最怕开“家长会”
　　14岁的田炜，原来在光明楼小学读书。光明楼小学也是“重点”，但实行的是“快乐教育”。可上了本区的一所重点中学之后，田炜的“快乐”一去不返，没完没了的作业总是压得他抬不起头来。每天，自打父亲将他送进校门，到黄昏父亲下班来接他，小田炜的唯一任务就是端坐在课堂里，一节课接一节课地听老师满堂灌。而每天所有的作业几乎都通通背回家里，然后在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的时间里一道一道地做，而父亲还得坐在一旁辅导。每天晚上及节假日，做父亲的把原本看书及休息的时间全搭进去了。然而，由于作业过多、过于劳累，小田炜时常在晚上九点作业还没有做完便打瞌睡了。如此疲于应战，从“快乐”教育到“不快乐”，小田炜一直没能适应，于是他的成绩只属中游。眼看着被学业所累的儿子，做父母的时常疼爱不已。小田炜的父亲是“**”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眼下是中央某部司局级干部。他同我淡起孩子的教育时，不无沉重地摇头叹气。他说现在养个孩子比过去的父母养几个孩子还累。过去自己的学习完全靠自己、靠自觉，照样能考上大学；可现在不知怎么，孩子每天的作业、试卷都要家长签字。此外，还几乎三天两头要开家长会，洗耳恭听教师们的各种要求甚至训话。
　　一位高中学生的家长就说过，现在简直是家长在上学！孩子学不好，学校不找学生找家长。家长会上，点到哪个学习不好的孩子，哪个孩子的家长就得当着其他家长的面站起来听老师训话。另一名家长则诉苦说，他的孩子在一次模拟考试中，政治考得不理想，学校竟把家长叫去办学习班，学习怎样辅导孩子复习功课。不少家长埋怨：“今天的家长真不敢去开家长会！”
　　两难境地如何是好
　　张是一家报社的记者，按说，单位不坐班，她可以安排足够的时间辅导儿子。可眼下，儿子的学业已实实在在地成了她一种巨大的精神负担。在儿子学校召开的一次家长会上，她曾被儿子的老师当着众多其他家长的面点名站了起来，老师不留情面地训她：“你儿子数学老学不好，你是不是该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啊？”张刹那间感觉到像被撕下了脸皮，又羞又恼。
　　张的儿子生性活泼好动，上小学时他就招老师烦，一次儿子因未按老师限定的时间做完数学习题，遭到了老师的严厉训斥，从此，儿子便对数学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张发现这样下去对儿子的学业不利，于是让儿子转到了离家近的一所小学就读。没料情况并没有好转，儿子常遭到老师的批评训斥，加倍罚做作业，还被当众踩坏了铅笔盒，原因还是由于数学。儿子的数学果真那么不可救药吗？为了验证儿子的数学水平，张找来几道习题，鼓动儿子一同比赛，结果，张败给了儿子。张恍然大悟，儿子并非真的数学不行，而是因对数学老师的潜在恐惧导致在演算时经常出错。数学老师的教学方法苛刻而且机械，动不动要求学生背多少多少遍，抄多少多少遍，可张的儿子不喜欢死记硬背，与老师的矛盾缘此而起。于是，张苦恼不已，她不可能去纠正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态度（生怕那样会给儿子招麻烦），又不愿强迫儿子按照老师的要求一招一式去完成作业。这种两难境地深深地困扰着她，她不知道如何是好。
　　1994年7月7日上午8时。北京大学附中考场门前拥挤的人群中，一位母亲目送女儿走进考场，之后稍微舒了口气，她说：“女儿不让我来送，但我怎么能放心呢，只好跟在她后面，还不能让她瞧见。”
　　在北京八中考场，一位父亲提着几袋包装的饮料，正在焦急地寻找女儿。仅是女儿早餐后没喝水，这位父亲就骑了两个钟头的车从郊区赶来了。汗水和雨水已经湿透了全身，那几袋饮料却被他严严实实地裹在怀里。在场的儿位家长感慨起来：“为了孩子，该做的不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就是不能替他们考试，要是能的话，我们肯定比他们还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