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沙的命运(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

　　如果命运朝你胸口打了一拳，你不要后退。无论如何要前进！这才是勇敢 。　　——奥斯特洛夫斯基　　A.1958年明媚的夏日。随着他胖乎乎的小手在钢琴的键盘上调皮地划过最后的一串流水般的音响，少年宫剧场里响起了潮水般的掌声。他走到台前，右手举过头顶，向观众致以少先队员的敬礼。这时，他一眼看见了坐在观众席上的妈妈—尼古拉乌沙克娃，那位穿着浅蓝色连衣裙的俄罗斯妇女。他好象听妈妈对他说：“OueHb xopowo，Muwa！”（太好了，米沙！）“快看呀，二毛子！”不知台下哪个孩子喊了起来，引起观众席上的一阵哄笑。小胡泓在笑声中跑下台，他哭了，泪水滴落在胸前的红领巾上。少年宫的老师一再劝他，他还是放弃了下一个节目—小提琴独奏《花儿与少年》，尽管他的小提琴水平是高于钢琴的。
　　“妈妈，他们为什么叫我二毛子？”
　　“米沙，你听妈妈说，二毛子没有什么不好！”
　　妈妈告诉他，外祖父是来中国东北修铁路的俄国工人，他把自己的三个孩子献给了中国革命。妈妈是解放军四野的护士，爸爸是东北抗日联军的营长。他们相识在炮火连天的战场，结合在绿色的军营中，而他是伟大民族友好亲善的结晶。
　　米沙不哭了，他搂着妈妈的脖子非让她讲爸爸的战斗故事。此刻，他多么想立刻见到爸爸。这时爸爸正在遥远的欧洲。解放后，这位解放军团职干部被党送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水电专业，毕业后又被送到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等国家进行为期三年的学习考察。
　　妈妈告诉他，昨天晚上，她梦见爸爸回来了，站在窗下的丁香花丛中喊她：“安娜，我回来啦！快让我看看米沙长多高了！”今晚，米沙也梦见了爸爸，他走下飞机，向他跑来，一手捧着鲜花，一手拿着一枝小冲锋枪，——那一定是给我买的。他笑了。
　　B.1970年严寒的春日。
　　“爸爸，爸爸！”他急切地呼喊着，一把推开门。妈妈倚卧在那架破铁床上，身上盖着旧毯子，零乱的白发披散在她满是泪痕的脸上。他一眼看见桌子正中摆着的一个木制的盒子。上面是一朵白色的纸花。
　　他是3月16日在完达山下的兵团连队接到家里的电报的。电文写得很清楚：“父病故速归。”可他不相信46岁的爸爸会死！这是使人难以接受的现实，老抗联战士、共产党员、电机专家，死在我们自己的监狱里！
　　他想起他和爸爸那最后的一别。那是1968年2月14日，爸爸起得很早，让妈妈装好饭盒。本来研究所已经乱套了，可他每天还是按时上班。他穿上大衣要走了，又转身回到胡泓的床前，把他叫醒，摸摸他的手，亲亲他的脸，告诉他：“外面太乱，别出去，在家看书！”就在这一天，爸爸被抓进监狱。
　　也就在这一年的冬天，胡泓穿着浅黄色的大衣，钻进了北去的列车。可是，他并没有摆脱厄运，荒原的原始的劳动他并不惧怕。可怕的是他失去了应该得到的信任。他是一个艺术的精灵，13岁时竟能把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从头拉到尾，而不差一个音符。可现在他却无缘登上连队那用土坯堆起的舞台。他教的学生都上了团里宣传队的“威虎山剧组”，可他还在山下边。师里要成立宣传队，他写了一封长信毛遂自荐，这封信又转到连长手里。他遭到一顿臭训：“你也不搬块豆饼照照，自己是什么货色！”部队文工团来招兵，他大显身手，放下小提琴，又拉手风琴，接着又唱大号男高音，最后还交上一个剧本和一个舞台布景设计。可惜，胡泓和招兵的人都是空欢喜，他的“档案”令人望而生畏。
　　他苦闷，多少次跑到连队附近的白桦林，象野狼一样嚎叫；他徬徨，在欢度新年之夜，他竟顶着大烟泡在荒原上游荡……今天，他简直绝望了，他抱着爸爸的骨灰盒哭啊，喊啊！仿佛要渲泄心中的一切忧怨和不平。
　　“孩子，不要哭了，你爸爸不喜欢你这个样子！”妈妈因为爸爸的死，突然瘫痪了，可她的心是坚强的。因为她曾经是一位革命军人，她象高尔基笔下的母亲，她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巴维尔。
　　琴声，铿锵的琴声，又飞出这间木制的俄式花园小房。33310*22270*这是贝多芬的《命运》。
　　歌声，低沉的歌声，又飞出这间木房雕花的窗口。“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这是列宁最喜欢的《三套车》……
　　C.1974年风雪迷漫的冬夜
　　这是海拔3000多米的青海高原的一个高炮连队。
　　满脸胡须的新战士胡泓刚刚下岗，他抖落军大衣上的积雪，又使劲跺了跺脚。汽油桶里嗞嗞燃烧的木柈子烤得他暖洋洋的。他毫无倦意地从铺下拿出一本稿纸，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又开始了他的边塞文学生涯。
　　谁能想到，无情的命运之神，又把他从北大荒掷到了青海高原。父亲死后，他滞留在哈尔滨，顶起了破败的家。起初，他给人家补鞋、磨刀、打洋铁盒，后来又干起木匠活。下乡前，他在电子仪器厂当临时工时考取了五级木工。当时他才16岁。为了使人看不出他的年龄，他竟天天不洗脸，整天戴个破帽子。听说刮脸能长胡子，他一天刮两次。
　　家境稍有改善，他又拿起了琴。他不信，凭自己艺压群芳，凭自己在哈尔滨业余文艺爱好者中的声望，就考不上专业文艺团体？一次又一次的初试、复试，一次又一次精彩的表演，他总是过五关斩六将，可一到政审，他又总是“走麦城”。人家说，要当文艺兵，必须走后门。他坐火车跑到西安，去找一位在军队任高职，又走红的亲戚，可人家不愿理睬他。他又自报家门地跑到兰州空军文工团，不要任何待遇地当了一阵子“临时工”，这下子感动了上帝。文工团派出干部三闯关东，到兵团调他，可都碰了壁。第四次，胡泓和部队的同志一起来到了兵团，还请军方的一位要员写了信，他总算摘下了“知青”这顶帽子。
　　胡泓雄心勃勃要大干一番。连着写了几个剧本，人们却看中了他的高个头，宽肩膀和一手好木匠活，于是他成了舞台美工。他仍然干得很来劲。同时他还十分狂妄地说：“中国应当有贝多芬，有莎士比亚，鄙人要当中国的贝多芬和莎士比亚！”还有相当“过激”的话：“不是说百花齐放吗，怎么只有八朵！”于是他被光荣地派到连队，长期深入生活—来到了这青海高原的高炮连。时间不算短，连着在高原上两年没人理睬他；生活也倒相当丰富，馒头蒸不熟，白水每天分半碗，白天端枪站大岗，晚上打扑克谈女人。为了不辜负上级的期望，他不停地写，什么高原战士的风情，可爱的藏族老阿爸……几十万字的稿子写出来了，可找不到读者， 只配摞起来当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