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金融改革，酝酿更大的悲剧？】金融改革

　　中国真正读懂明史的人大概只有毛泽东。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将李自成的失败归咎于政治与军事决策失当。这一结论似是而非。李自成进北京后，确实失误频频，有三件事最具有代表性：义军劫掠京城、激反吴三桂、错杀李岩。这些事件从直观的角度看，确实属于政治和军事范畴，但却有着深刻的经济背景。
　　李自成真正的问题出自于财政。“迎闯王，不纳粮”一句话就断绝了李自成的正规财政来源。起义军的财政来源竟是吃大户，这种劫掠型财政，必然演变成为进入北京后的“骄纵”。没有系统的财政建设，地方官吏无钱正常运作，只有反正或降清。部属看不到成功的希望，杀李岩实属无奈。李自成由于不懂经济，最终输掉了政治和军事。中国历史学家太过重视政治与军事，疏忽了问题的本质，那就是经济，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财政。
　　毛泽东则不然。毛泽东进北京，不仅仅注意了戒骄戒躁，不仅仅注意了政治协商，不仅仅注意了封官授衔，最要紧的是全面进行土地改革，并逐步开始城市工商业的改造，在此基础上发行人民币，牢牢掌握了财政主动权。对于这一点，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体会最深，在他的日记里反复提及这一点，并十分钦佩。以此为鉴，蒋介石在台湾进行了土地改革，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培育经济，保障供给，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财政政策与制度，这才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
　　事实上，古今中外王朝兴衰大体都与财政有关，而财政也在历史上扮演着双刃剑的角色。远的不说，就从近期的温州金融改革说起。
　　近期的温州金融改革着实令人深感震惊。大家不妨细细品味一下此次金融改革的内涵，面对中国的金融瓶颈，当局如果以如此方式破局，将会直接引爆潜藏已久的财政危机，并引发全面的经济危机。
　　熟悉中国金融史的人不会忘记，约略在过去的十年间，深圳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小型金融机构，大部分被收购、兼并、重组并上市，成为跨区域、甚至跨国的大型金融机构，大家对深发展、招商、平安等名字应该耳熟能详。全国很多地方，也是借金融改革之名，将各类小型金融机构合并、重组并上市，成为各地国家队之外的地方金融主力，大名鼎鼎金融新秀们都是资本市场的天之骄子。在深圳乃至全国的金融改革过程中，一些超级金融关系人，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为富可敌国的超级富豪。
　　然而，在这金光闪闪的“金融改革”背后，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破碎了。直到2008年的金融风暴之后，中小企业的金融环境彻底恶化，他们变成了国家金融体系的弃儿，超级金融特权全部转向房地产和金融投机等特殊领域。之后，民间自发的金融活动风起云涌并迅速失控（吴英们的非法集资行为），***成为中小企业无可奈何的最后选择。冠冕堂皇的金融改革，抽光了我国中小企业的金融血浆，我国中小企业开始大面积死亡。在我看来，我国缺乏真正的财政专家，人们并不知道中小企业的资金成本负担是变相税负。金融机构正在扮演第二税务局的角色，他们抽取的金融血浆就是变相税负。有趣的是，伪经济专家们很懂得使用障眼法，他们现在正在拼命叫嚷“减税”。
　　全世界发达国家都存在数量庞大的中小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是这些国家金融行业的基础。同时，他们是本土中小型企业的金融保障，他们维系着本国国民经济的微循环系统。显然，我国的金融发展也不应该例外，我国早就应该大力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了。然而，很悲哀，我国在二十一世纪进行了一次反向金融操作。非但没有发展和扶持民间金融发展，反而灭绝了本就孱弱不堪的民间金融。
　　为什么会这样？一些利益集团将经济体制、经济制度以及经济政策挟持，金融机构异化为利益集团的私人机构，他们以金融手段吸吮民脂民膏。吴英的结局并不是偶然。
　　当温州金融改革大幕拉开时，我们需要问：这是真的向民间开放金融行业吗？当各级金融工委和金融办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下面的故事了。关于如何发展中国的民间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业务，需要我等或你等“金融专家”论述吗？中国人搞了几千年民间金融了，外国人搞了几百年民间金融了。美国就有现成的成功模式，照抄就行了。中国人的金融天赋需要怀疑吗？只要放开强制性的行政壁垒，二十年内我国民间金融就可以独步天下。是的，你们搞行政垄断可以有着一万个理由，甚至连你们的外国朋友都在为你们编织各种离奇的理由。可是，不觉得这些理由太荒谬了吗？金融难道不是服务行业吗？服务行业难道不要为人民服务吗？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有过一套完整有效的财政政策，建国后的迅速发展便是依靠这套系统有效的财政政策。时至今日，中国政府有效的经济管理依然是依靠这套体系。
　　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中国的财政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经济形势，财政体制变革势在必行。由于管理层对于经济的理解十分有限，特别是对于财政的理解过于肤浅，中国的财政政策处于被动调整状态，公共财政政策被新兴经济势力强力扭曲，成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
　　中国诸多经济学家不懂财政收入的含义。在财政收入问题上，过度依赖创造价值的课税，而忽视资产增值的课税。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正在经历快速资本化，国有财富的资本化本应提供巨大的财政收入，例如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自然资源的资本化，国有企业股权的资本化，这些资产的资本化创造了巨额财富。然而，中国政府却没有在资本化过程实现财政收入的巨额增长。更为严重的是，国家没有得到应得的财富，亦没有有效地转化为国民福利，而是被动支持了大规模财富转移，其中一部分补贴了全世界；另一部分转化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原始资本积累。
　　中国的财政收入问题当然不仅仅存在于土地、资源、国有股权资本化方面。负利率政策也可以视同为一种特殊税收；要素价格扭曲也可以视同为特殊税收；环境破坏也可以视同为一种特殊税收。只是这类税收更为可怕，它们直接在政策层面就被转移支付给特定人群了。
　　我曾反复强调，没有脱离了财政的金融。当前，我国广义财政（真实财政）极端困难，如果将社保欠债和地方政府欠债还原为财政赤字，我国财政的实际债务状况并不比希腊乐观。今年，各种小型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浮现，当看到疯狂的全民金融大跃进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的财政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金融特权和金融暴利不仅蚕食了其他产业的利润空间，也将最终终结持续了二十年的中国经济奇迹。
　　痴狂的金融改革已经开始，我们距离一场猛烈的金融风暴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