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我们的精神之根:什么是中国精神思修

　　文化断裂与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郑雄(以下简称“郑”)：我想先请教你一个关于眼睛的问题。你注意到了没有，日常生活中，很多中国人的眼神，迷茫、失措而又冷漠。我的这种感觉你同意吗?为什么?
　　萧功秦(以下简称“萧”)：我觉得这可能和长期的教育文化传统有关，家长制的文化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比如，今天我在电视里看到这样一件事：一个幼儿园的教师，女儿也在她的班上。她的女儿和别人打架，她不去劝架，反而去打别人的孩子，足足打了十分钟。电视里把录像放出来，引起社会关注了。我想电视里那个被打的小孩，刚刚进人人生的最初阶段，就这样“被教训”，将来怎么让她能够用一种很自信的眼光来看世界呢?她肯定是受压抑的。我们的家庭教育，包括狼爸虎妈之类的家长制教育，也不会让孩子从小培养出自尊与自信。
　　中国可能有两种类型的人：一种人很得意，自我感觉特别好，这只是少数。这些人有钱，或者是执政精英，或者是所谓的“商霸”。另一种人处于一种被支配、被压抑的状态，或者说不自信的状态。我想你对这个问题的观察很仔细。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当你看到一个民族的大部分人眼睛里充满了从容、自信的时候，那么这个民族就处于另外一个新时代的氛围当中了。我记得改革开放初期，罗中立有一幅画像叫《父亲》，那个父亲的眼睛给人的感觉就是岁月的沧桑中充满了期待，但他的眼神中没有自信。他就是这片黄土地上必然的一个产物，我觉得画得非常透彻。
　　郑：刚才我说的是对所谓的“普通人”的观感。知识分子也感到迷茫。比如，北大的钱理群教授就说过，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似乎并不知道该怎么思考问题。总觉得这样说有这样说的道理，那样说也有那样说的道理——常常很难作出判断，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他还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知识分子丧失了自由思考的权利，但他们的心态非常积极，他们觉得很有盼头，今天，知识分子有了思考的权利，但却陷入了集体的迷茫之中。上海学者王晓明先生也曾说过：“我觉得自己丧失了信仰，我在精神上没有根。我是一个人文学者，可我常常怀疑自己的学术立场，我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分析方法?我究竟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研究?我也愿意做一个知识分子，向社会尽一份批判的责任，可我常觉得自己无话可说，因为找不到一个能令我真心服膺的批判立场。不仅我是如此，你放眼四望……类似这样的立场的缺乏，这样的精神的失语，是不是也相当普遍呢?至于那种嘴上嘲骂一切，心里却一个劲儿地盘算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佯痞风气，更是把文化界精神沉沦的深度，触目地标示了出来。整个儿取消信仰和认同问题，竟然会成为流行风气，中国文化人的认同困境，实在是非常严重了。”钱先生、王先生的感觉，你同意吗?
　　萧：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或者一个学者，他感到迷茫，感到有一种无根的感觉，有几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中国问题太复杂，他有一种价值关怀，但是找不到实现这种价值关怀的具体方法，所以有思想上的迷茫，有精神上找不到出路的感觉。不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的人刚迎来改革开放新时代，拥有那时人所特有的单纯的乐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信。
　　现在，作为一个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一方面觉得自由是那么可爱，但是一方面觉得在中国实现这个目标又是那么的困难，许多知识分子似乎看不到把这个目标实现的具体的办法，内心就有一种焦虑感，由于思想上没有一种以理性为基础的对目标的强烈的感觉，而产生一种焦虑或迷茫，这是第一种类型。
　　第二种类型是另一种情况——缺乏精神资源。每一个时代的中国人都有那个时代的精神资源来支撑。这种精神资源和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古代的朱熹还是张栻，这些古人有崇高的志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虽然都有自己的困境，但同时也能自得其乐。用张栻的话来说，“贵在自得”，他不在乎外面怎么看他。他那个资源来自他们所体认的、类似于宗教信念的儒家的信念。儒家的这种信念不是个单纯理性的东西，其中还有很多复杂丰富的感悟因素，还包括有着家族的、文化的、道德的、审美的诸多因素的支持，这种与一个民族千百年集体经验结合起来的儒家信念成为他精神资源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孔子所说的“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吾欲仁，斯仁至矣”，种种东西，都在里边。
　　我们这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所有过去的知识分子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在于这个根基——儒家的根基没有了。我说的根是一种内在的、从生活中逐渐体验出来或者说接受下来，作为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经验组成部分的那种根，那种以古人所说的“群经”与礼乐文章为基础的、渗入到我们的精神骨髓中的文化的根。我们民族从五四开始，到持续到极端的“**”时代的激进反传统主义盛行了大半个世纪，那是一个彻底打倒孔家店，已把几乎所有传统的东西都当成封建邪恶的东西砍除掉的时代。
　　到现在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已经没有了反传统的话语统治，情况似乎要好了，然而，不利的是，那些曾经沐浴于传统的真善美价值中的先辈，已经过世，我们再也没有老一辈先贤与师长的言传身教，没有他们直接的生活榜样来影响自己。实际上，至少直到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前，这种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先辈对后辈的示范作用，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没有断过，但到我们，则出现了断层，这是自孔子以来到我们以前的这八十代的中国人中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文化断裂。我们是自孔夫子以来第一代生活于文化断裂带的中国人。在我的记忆中，元朝废除科举之后几十年，那时的士大夫也有过一种断裂感，从明代方志中，你可以隐约感受到，但远不如我们今天那么严重。我们这一代人中确实存在着文化断裂而产生的精神困境。
　　改革开放以前，这个社会还有“雷锋精神”，尽管这种宣传教化有很大历史局限性，但它多少支撑了社会的精神追求，后来还有大寨、大庆那种以特殊方式献身民族自强事业的“革命人”的豪迈气概。红卫兵时代的造反当然有暴戾之气，但多少也算一种“改天换地”的精神。所有这些，从现代人看来，虽然它们有那么多消极的、异化了的东西，它们曾一度取代了中国人的传统安身立命的士大夫责任感，而成为民族精粹的落脚点。然而，话要说回来，受那种精神支配的人，至少内心是不空虚的，是有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