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水之后怎么办 [“破8”之后]
“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上，如此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仅仅依靠狭义上的政府政策调整远远不够。” 7月初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二季度GDP增速下滑至7.6%。虽然仍然高于年初提出的年增长率7.5%的目标，但面对这个三年来的首次依然引起了轩然大波。GDP只是一个数字，与之相关的是构成GDP的各领域数据的走低。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同时变脸。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20.4%，为近十年最低水平；进出口累计同比增长8%，远低于近5年来20%以上的年度增速；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长14.4%，这样的增速仅仅出现在上一次经济危机来临之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保健云向本刊记者表示：“首先，这次‘破8’是宏观经济在大规模调控下的正常活动范围内的周期性波动；其次，这个数字也提醒我们，中国经济受外部市场和宏观调控的影响，前期对房地产等领域的调控已经开始产生效力。这种效应的力度超出大家的预期，值得我们警惕。再次，通过经济增速的下降，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未来还面临着全球市场的影响。虽然6月份外贸数据在回升，但整个上半年外贸交易额受全球经济波动影响较大。”
“保8”概率大
国民从中看到的担忧更多是未来的经济走向，但经济增速回落并不等于中国步入通缩的萧条或滞胀。事实上，房地产投资增速的回落虽然对GDP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但从另一角度看，也并非坏事，它同时降低了经济对房地产行业的依赖，而新一轮经济调整正缓中趋稳。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李文溥告诉《中国经济信息》：“在货币政策方面，我们的年初预测估计政府将在第二、三季度降息，但第二次降息与第一次降息时间间隔如此短，二次降息幅度超过以往，估计下半年可能有必要再次降息及降准。”保健云预计，下半年GDP增速会出现适度反弹，恢复到8%以上的可能性在加大。这种判断则基于以下几个理由：第一，下半年宏观政策会逐渐地调整，最直接的是货币政策由紧缩向偏宽松政策的调整。
第二，经济结构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以及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的投资项目，可能会出现增长，并且增长的态势会更为显著。
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市场产品的结构在调控的过程中，房地产与基础设施投资也将会对经济产生比较正面的影响，铁路等大型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都会朝积极方向微调。最近，领导人到基层考察基础设施，比如李克强考察保障房等，都在透露这类信号。
第三，从外部需求看，欧元区的债务危机是否缓和，美国等西方发达体是否继续衰退将对中国的增长产生影响。但好的方面是，1200亿欧元刺激计划至少遏制了欧债危机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并且，亚洲周边国家、拉美以及非洲地区的经济体市场在我国的外需市场中占的比重在提升，仅以非洲为例，过去十年间，中非贸易年均增长率达33.6%，而同期欧盟、美国与非洲之间的增长率分别为11%和18%。而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速依然保持在15%以上。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对发达经济体的外需市场的依赖，部分抵消了欧美市场带来的外部冲击。
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依然可期，保健云表示，虽然中国目前城市人口开始超过农村，但是在中西部广大地区城市化的程度还不够高，城市人口的增长，可以扩大内部消费；作为一个工业化中期的国家，在原有工业化基础上，工业化逐步向中西部递进，将会带来持续动力；再者，新兴的行业，比如新能源、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传统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将带来新兴增长点。
转型中的政府
这一轮的经济增速趋缓一方面给过去十年的快速增长降温，一方面也提供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良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赵昌文表示，这次与上一轮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经济急速下滑并不相同。这次政策目标的总体趋向应该是，实现短期稳增长和中长期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目标的统一。
虽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认为，经济增速回落并不等于中国步入通缩的萧条或者滞胀，但是，更多学者提出了我国经济潜在增速呈放缓趋势的因素在显现和强化，如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农村富余青壮年劳动力越来越少，对资源与环境的透支等，基于此中国需要告别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并推行结构调整。
保健云说，“中国是转型中的新兴的超大规模开放经济体，很多方面具有独特性，目前还找不到一个可以作为战略的发展的成功经验的参照系，需要自己摸索，这也是中央提出‘稳中求进’的题中之义。”
关于前路上的经验，保健云表示，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做法倒是可以借鉴，比如巴西在替代能源研发和推广以及产业规模化的经验。30多年前，由于当时巴西探明的原油储量不足，于是政府大力推动甘蔗种植和乙醇生产，国有能源企业每年会保证收购一定量的乙醇；同时政府对该产业链上的产品全部免税，因此，乙醇燃料的价格比汽油低2-3元/升。
巴西联邦政府不仅鼓励欧美和日本的汽车厂家在巴西市场研发和生产可以用乙醇燃料和汽油的“灵活燃料”汽车，同时还向购车的国民提供额外补贴。2003年汽车刚刚问世时销售量只占巴西汽车总销量的3.7%，而到2011年底，“灵活燃料”汽车已经达到了83.1%。
赵昌文认为，要推动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依然需要保持投资的合理增速。但投资的主体应该是民间投资。2012年民间投资增速6月比1月回落6.4个百分点，而全部固定资产投资6月增速比1月上升0.32个百分点，这说明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速远高于民间投资，民间资本动力不足。
自2012年3月以来，国务院及18部委的“新36条”实施细则已基本出台，但民间投资者依然观望者众。但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仅放宽市场准入已不足以激发民间投资。业内人士认为，“细则不细，回避了很多重要话题和关键环节，缺乏实质内容。”
因此，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的综合配套政策和服务体系的出台显得十分必要。李文溥告诉本刊记者：“由于市场前景不太好，企业贷款的实际利率较高，企业的贷款需求正在下降。从5月份开始，政府投资开始扩大，这对遏制增长下滑有一定作用，但在企业与居民的税收负担较重的情况下，减轻税负是鼓励企业投资，释放国内消费需求更有有效的财政措施。问题在于，税制尤其是增值税的调整能否在短期出台。”
政府如何在短期内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与经济的顺利转型？“俄罗斯与东欧的转型时期的教训也可以吸取，”保健云说，“俄罗斯的两个教训十分深刻：经济出现波动过程中，短期之内的大规模政策调整以及对西方金融市场的做法、经济理论的‘原教旨主义’做法。最后导致财富分配不公，生产力下降，贪污腐化盛行，大量资本外逃。中东欧的一些国家出现的通货膨胀，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最后导致财政失衡。”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现阶段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经济转型，而是一场更为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转型，它将决定中国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经济体还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为保证这一转型的顺利进行，必须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当此之时，维持一个适度（8%左右）的经济增长，对于推进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平稳转型是有利的。显然，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上，如此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仅仅依靠狭义上的政府政策调整是远远不够的。”李文溥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