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陆游《南唐书》的几点缺憾_南唐书 陆游

　　[摘　要]陆游所著《南唐书》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但也存在缺憾。在内容上，当立传而没有立传，当记载却失于记载；在体例上，只有纪传，无有表志，体例不够完备；在思想上，存在诸多天人感应和神怪思想的记叙，还存在对农民起义的轻蔑思想。
　　[关键词]陆游；南唐书；缺憾
　　陆游撰《南唐书》，在南唐史书大多散佚，史事几多不存的情况下，保存了南唐的大量珍贵史料，为今人了解昔日的社会情况提供了便利，其保存之功不可磨灭。特别是陆游在成书过程中，博搜群著史事，勤于考辨真伪，加之重视实地查访，广罗佐证，态度严谨，终于功成。陆氏《南唐书》对于南唐时期的史料，在考订辨析方面也是很有功劳，故而其书是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对于今人来说，欲研究南唐历史，资料不多，更是离不开陆游所著《南唐书》。然而，在陆氏《南唐书》中，也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今罗列一二，以备后学在研究中加以参考。
　　一、有当立传而不立传，当记载而不记载
　　史著的主要功用之一就在于褒贬惩戒，记人叙事也顺理成章地成了主要内容。历代学者在研究陆游《南唐书》过程中，称其简洁的同时，也指出了陆《书》的不足。特别是在记叙人物上，有许多人物，应当于书中立传，而陆游却出于疏漏，或出于其它目的，而不予立传，从而使其事迹不传。后人多对此不能理解，清代学者王士祯就说过：“南唐名臣如韩熙载、孙忌、王仲连，皆山东人，而著述之多无。如朱遵度。遵度，青州人，好藏书，高尚其事，闲居金陵，著《鸿渐学记》一千卷、《群书丽藻》一千卷、《漆书》若干卷，见郑文宝《江表志》，然陆、马二《南唐书》皆不为遵度立传。”[1]由此，对陆书于重要人物失之记载表示不满。清代学者汤运泰将马令《南唐书》同陆游《南唐书》进行比较，认为马《书》有传而陆《书》没有传者有三十九人；蒋国祥认为马书比陆书多出四十九篇；首都师范大学胡小丽经过仔细对比，得出以下数据：“马书158人有传记。陆书145人有传记。以目录所序人物,陆、马两《南唐书》均有传者114人。两《南唐书》共载传记186人。马书有传、陆书无传的人有43位。”[2]从以上对比，可见陆氏《南唐书》的疏漏。
　　陆氏《南唐书》中没为有些人物立传的原因，多在于主观因素。首先，在史著中，常面临一个断定年限的问题，即何人属于何时期和朝代的问题，在陆《书》中，陆游就拘泥于“南唐”这一个时间概念，而不为活动在南唐与宋之交时期的人物立传，使这些人物在《南唐书》中失之记载。当代学者邹劲风在研究中就指出：“陆游固守‘南唐’概念，未为由南唐入仕宋朝的徐铉、张洎、汤悦作传，而这三人恰是南唐末年朝臣中最重要的人物，这是陆书的缺憾。”[3]其次，不予立传的原因还在于思想意识上，对这个人物的忽略。如张遇贤不堪于苛捐杂税，率众揭竿而起，本是五代十国时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农民起义领袖，但陆游在《南唐书》中却污之为“妖贼”，而不予列传，但因张遇贤起义又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史事，史书上不容回避，故在卷二《元宗本纪》和卷五《边镐传》中附带叙述。在这一点上，陆游甚至还不如马令。
　　另外，陆氏《南唐书》在一些人物的处理上，大概是出于撰述上过于重视思想性的原因，而将其某些事迹略去不载。如孙忌传和李元清传，陆《书》中许多地方都有借鉴马《书》的痕迹，但却只选择其豪言壮举叙说，却终不肯对其劣迹秉笔直书。清朝有学者认为“孙忌死于使周，马有肉台盘事；李元清不二心之臣，马有科敛事。陆皆弃而不载，盖重其节，略其微也。”[4]后人对陆游的这种笔法虽表示了理解，但避短就长，终不能使后人得以全面了解古人。而且，人非圣贤，岂能无过，如果能使今天的读者了解到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岂不比舍其不录更好。
　　二、有纪传无表志，体例不完备
　　陆氏《南唐书》在体例上的缺陷，主要体现在只有纪传、无有表志上。纪传体首创自司马迁之手，在《史记》中，司马迁这样表述自己的体例构成：
　　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5]
　　由上可知，本纪主要是记叙兴亡大事，列传是为形形色色的各种历史人物立传，表意在“对于头绪纷繁的历史事件而明载其发生之年月”[6]，志则是为了叙述礼乐律历、天文地理、经济职官等诸多方面的“损益”和“改益”，并阐明“通变”之状。在史迁的主体纪、世家、传、表、书（《汉书》为志）分别具备不同的作用，是作为一个综合整体，来表述一定时期的历史内容的。自史迁创此体例，后代史家虽稍为变更（如不立世家，改书为志），但基本上保持纪、传、表、志的史书体例，并成为纪传体史书的著述传统。顾炎武说过：“作史无表，则立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事迹反遗漏而不举。”[7]而生当乱世的陈寿，因无力继承这一传统，故其所著《三国志》无有表志，被后人引为一大缺憾。由此可见表、志的重要。
　　陆游《南唐书》用纪传之体而不设表、志，这一结构上的缺陷，使后人对五代十国时期南唐一朝的政治制度沿革、经济发展情况、军事职官制度等知之甚少，更不用说这些方面的由来和沿革情况了。同时，也造成了《南唐书》对史事和人物的记载存在遗落，这不能不使后人感到遗憾。
　　三、有天人感应、神怪思想、对农民起义的轻蔑思想
　　古代在天人之间关系问题上，是思想界十分关注的焦点之一，并且，这种思想在史书著述上常有体现。同样，在陆游的《南唐书》中，也存在众多天人感应现象的记叙，如在皇帝继位驾崩、荒灾、战祸等事件发生前，大多先记载天象如何变化，然后才反映到某人某地某事上，这种结构安排，表明了撰述者意在揭示其中存在关系的企图。此种例子在全书均有许多，如卷一《烈祖本纪》就记载：“甲寅，岁星昼见。自五月不雨，至于闰七月。”[8]这就将天上的星象和五月至七月的旱灾联系起来，这种无端的联系，反映了那个时代对一些自然现象的错误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