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拒映美片”风暴] 映美打印机

　　为稳定“宁缓勿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电影逐渐取代了欧洲电影，占据了中国电影市场。环球等电影公司纷纷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而且均集中于开埠以来就—直是西方国家对华经济掠夺和文化输出中心的上海，好莱坞遂以占中国年放映影片总量80％以上的绝对优势而居垄断地位。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作为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支持者美国，清除其存在及社会影响自然顺理成章。不过，共产党在上海执政之初，并没有立即取缔美国各大电影公司派驻机构，除了一些被认为具有明显的“反共”，“反苏”、“辱华”取向的影片外，好莱坞电影在上海的放映基本上未受到影响，只是此时已经没有新片进口，放映的全部是库存旧片，包括《美人计》《郎心似铁》以及战争片、西部片、歌舞片等，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浪漫歌舞喜剧片《出水芙蓉》。
　　对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异议，时为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兼任市长的陈毅就曾收到来信，要求禁映美国电影。时任上海市军管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宣传部长、文化局长的夏衍，也因《出水芙蓉》照常上映受到许多批评而专门向陈毅和常务副市长潘汉年请示，潘汉年说：在香港看过《出水芙蓉》，不能算是“****”，我们中国不是也有过杨秀琼这样的“美人鱼”么?
　　上海主政领导对美国电影所以持慎重而宽容的态度，固然与其自身特点不无关系：陈毅喜好文艺、思想开明；潘汉年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熟知城市社会特质；更为主要的还是特定形势、政策及环境背景使然。
　　总体而言，此时全国政权尚未建立，首要任务还是如何能够从农村走进城市，熟悉城市并在城市中站稳脚跟。毛泽东就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再三强调进城之后要分清轻重缓急，不搞四面出击。即使是对那些有美国等国际背景的经济和文化事业，也力主“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况且中美双方尚处试图接触、观察和待机而动的短暂微妙阶段，颇为注意避免给美国干预中国内政以口实或借口。主政上海的陈毅对此了然于胸，一再表示“文化艺术方面的事不简单”，不仅亲自兼任军管会下属的文管会主任，而且不止一次指示实际主事的夏衍：“不要急躁，更不得粗暴。”
　　此外，又受制于当时还无足够的影片满足市场需要，进而保证电影发行放映行业的员工有饭吃。其时属于解放区直接管理的国营电影产业只有东北电影制片厂和北平电影制片厂两家，拍摄了《桥》《中华女儿》《光芒万丈》等影片，出品数量十分有限；进口苏联影片则存在来源、翻译、观赏习惯等问题，当时仅有“东影”初涉译制片，刚完成第一部反映苏联近卫军战士马索特洛夫英勇事迹的《普通一兵》译制，无法填补美国电影一旦撤离市场后的空白。当时上海全市有影院50家上下，从业人员数千，每天的电影观众数万，他们的状况将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陈毅就曾指出：“上海有几十家戏院、书场和大世界之类的游乐场所，直接间接依此为生的人大约三十多万，要是硬干这些人马上就会发生吃饭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新的节目给人家看，多少年来，还只有一出《白毛女》。不能天天都是《白毛女》，只好逐步逐步地改。”
　　“一边倒”引发“检查”
　　正由于上海解放之初对美国电影采取的宽容做法，更多出于政治需要及社会安定要求，而当形势发生变化势必受到波及和影响。此时世界范围已形成以苏美为首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迫于美国还是采取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敌视政策，新中国别无选择地同苏联结盟而与美国对抗。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公开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以形象化的方式向世界宣告“一边倒”的方针，随后又针对美国国务院公布的《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为新华社连续撰写六篇社论，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号召对美帝国主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掀起了谴责“亲美”、“崇美”、“恐美”思想的热潮，遂引发了对允许好莱坞继续存在的公开批评。
　　上海对“一边倒”方针作出公开表态，是1949年9月3日在中苏友好协会上海分会筹备委员会宣告成立大会上，党、政、军、工、青、妇、科学、新闻、产业等四百多位代表作为发起人出席。上海市委书记饶漱石发表讲话，表示要“学习苏联人民在革命与建设的各方面经验”，并以大会全体代表名义发给斯大林、毛泽东的致敬电称：“听毛主席话，向苏联一边倒。”
　　一周后，《文汇报》“影剧”副刊以亲苏反美的鲜明姿态作出响应，同时刊出褒贬分明的两篇专文，一篇是译自《苏维埃文学》的《论电影》，一篇是苏联导演雷门署名的《好莱坞——造谣的工厂》。后者以抨击美国影片《铁幕》在法国巴黎引起“骚动”为由，指斥其是“卑贱下流有毒的影片”，充满“反苏的伪宣传叫嚣”。9月14日的《文汇报》“锣鼓”副刊，又同时刊出影剧界知名人士梅朵、陈白尘的署名文章，两文均对“美国电影依然统治着上海的电影院”表示“是再也不能容忍的”；“上海当局——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在解放上海以后的宽大政策我们是拥护的。因为他们要照顾到整个社会的安定，而在安定中求进步。但我们也有理由要求上海当局对于如此猖獗的美国电影进一步加以管制和检查了。”随后，《文汇报》连续以报道、来信、座谈纪要等多种方式，分别刊登科技、教育、文艺、妇女等各阶层反应，纷纷声讨“美国电影还在上海散布毒素、进行麻醉和奴化中国人民”，主张“对于电影事业，我们宁要求一面倒”，“对于有毒素的影片，报纸要严格批评，影院要自动放弃上映。”
　　对于这些呼吁，上海军管会文教委员会很为重视，及时由文艺处召开座谈会听取各界代表意见，并组成了包括著名演员赵丹、蓝马在内的审查小组，对美国电影进行审查。他们将当时留存上海的600余部美国影片，列为急查者140余部，缓查者360余部，暂准上映者110余部。审查小组提出对“反共、反苏、反人民、反对世界和平运动，宣扬帝国主义武力与侵略思想、挑拨战争的影片，应该禁映。”
　　深入讨论以“清毒”
　　随着新中国正式成立，切割与美国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的联系，全方位肃清其在中国的社会影响，成为举国上下面临的急迫而重要的政治任务，好莱坞便是一个切入点，一些地方相继开始中止美国电影的放映。1950年2月，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为表示支援上海的反轰炸斗争，北京电影院全体大会一致通过拒绝放映英美影片，并自3月2日起实施；天津自6月起亦停映美片。同年7月，中央文化部发布电影业登记、电影新片领发上演执照、电影旧片清理、国外影片输入等五项有关电影的暂行办法，目的之一便是削弱好莱坞在中国的支配地位，相关负责人在发表谈话中明确宣示，将实行“积极发展国营电影”，“扶助与指导私营电影业，鼓励其摄制进步电影，以期共同抵制与代替有毒素的美国片与国产旧片”的政策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