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决定改变姚明的命运_共同命运姚明

　　这是历史上最有趣的巧合之一：中国身材最高的运动员的命运，会由历史上身材矮小的领导人之一来决定。那就是邓小平，一个没人敢因为身高而小看他的人。　　这个出生于四川农村的革命家有着一颗坚强的心，以及改变历史进程的不平凡的志向。他更想要的，是把中国重新带回到她很久以前在世界上占据的那种高度。在一个能带来立竿见影效果的领域，中国有希望与世界其他国家平等竞争，并打破那道陈旧的、害怕与世隔绝的壁垒，就是体育。邓小平的雄心是要建立一个能够在国外得到尊敬和钦佩，在国内能形成民族自豪感的体育强国。
　　新的体育战略，瞄准的是那些金牌数庞大的体育项目，即使那些项目需要从零学起。于是一下子，年轻运动员开始投身到许多从国外传入的体育项目训练中，比如游泳、举重、射击，甚至是皮划艇。
　　“小巨人”初长成
　　在上海武康路上卖食品的小贩们都认识这个名叫大方的妇女，几乎每个黄昏，她都会出现在他们面前。她个子高高的，穿着端庄的旧衣服，小声地和他们为放的时间有些久的猪肉或者多余的定量大米讨价还价。摊主们还能记起以前这位脸色红润的前国家女篮队长打球的日子，她是个以崇高的革命精神和打球积极闻名的明星球员。
　　生活对每个人都是不容易的，不过小贩们知道，大方回家后要和丈夫一起艰辛地抚养一个长得那么快的男孩，以至于都要供不起他吃饭了。姚明只有四岁大，可他已经超过了1米2，体重更是达到了二十七公斤——这已经可以按照坐公交车和上理发店时成年人的标准来收费了。每个人都称他为“小巨人”。
　　1984年的上海依然处于低迷中，这种迟钝，更加凸显了那场给南方省份，比如广东和福建，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改革所显现出的活力。那时，邓小平发起的改革还没有在上海开始。这块曾经的法租界里已经没有了昔日的幽雅，而是一片破败。街上很少有轿车，只有大量的自行车和步履匆匆的行人，也没有路灯，只有从街道旁的楼房里射出的淡淡的黄色灯光。这些建造于上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的、曾经富丽堂皇的殖民者的公寓，原本是为了外国家庭设计的，现在五到六户的中国家庭挤进了这幢已经衰老的建筑，每个家庭占据一个房间，几乎每扇窗下都有一个水斗，排成了一道高低起伏的曲线。
　　一张额外的定额卡
　　大方的家在康平路95号体委宿舍楼的602室，这里要比她和丈夫刚结婚时分给他们的房子好得多，但条件还是非常艰苦的：除了一张桌子和两个特大的床之外，就没有什么家具了。让他们那个长得飞快的孩子吃好穿好，是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的挑战。大姚在上海港的工作收入很低，而大方在体育运动科研所做行政工作，每月的收入是四十元左右，仅仅是她许多同事的一半。夫妇俩还有一般家庭没有的额外花费——他们的孩子长得太快了，所以裤子总是太短，鞋子总是太小。大方和大姚自己只能日复一日地穿着同样的开始褪色的衣服，破了就在上面打上补丁。
　　由于姚明的饭量差不多是普通孩子的两倍，定量配给这个家庭的牛奶、肉、大米远远不够。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在国内差不多每样东西都是严格按定量配给的——食物、布匹、肥皂、煤，要让一户都是大个子的家庭吃饱，那些定量券可就太少了。大方和大姚差不多把他们所有的收入都花在了食物上，有时候他们只能饿着肚子坐在桌边，看着儿子狼吞虎咽。当大方年迈的父亲搬来和他们同住的时候，这个家庭的开支就更加紧张了。
　　许多年后，大方把儿子的茁壮成长归功给了国家的政策。“身体里的遗传基因，让他长得非常高，”她说，“因为中国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他有比我们小时候更好的营养。”只是那个时候，大方一直要为儿子的下一顿从哪里来犯愁，不知什么时候家人能够不再为这个烦心。姚明小时候一直体弱多病，因为身体一直在长，导致他营养跟不上。大方是个非常自强的人，所以不会去寻求帮助，但她的很多朋友还是在为她奔走求助。
　　与此同时，这个家庭也得到了许多好心人的帮助。一次，大姚在火车上和一个在上海牛奶厂工作的人聊天，当他提到配给他家的牛奶定额卡只能满足自己正在长身体的儿子一半的需要时，这个牛奶厂的人答应给大姚提供帮助。以后几年，他给大姚家提供了一张额外的定额卡，于是姚明终于能够得到满足他成长所需要的钙了。
　　“爸爸，带我去打篮球！”
　　1984年9月12日姚明四岁生日那天，上海《新民晚报》的一个记者和摄影师来到姚家做一个特别报道。大方和大姚被认为是中国最高的夫妻，记者想看一下他们备受期待的婚姻的结晶。记者在一篇混进了神秘的宿命感的文章里描述这个男孩：他们称他为“小胖子”——在这个物质短缺的国家这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充满赞美之意的昵称了——从午睡中醒来，他似乎不太高兴，一直闷闷不乐，直到他的父亲递过来一个篮球。“爸爸，带我去打篮球！”小姚明叫道，他的父亲同意了。在文章旁配的照片上，大姚和满脸笑容的四岁的儿子在楼房后的空地上玩着篮球。
　　关于姚明的传说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七岁时，他已经有1米5，超过高安路小学其他所有的学生，他的老师称他是“鹤立鸡群”。每个人都认为他会成为一个篮球运动员，即使这个显得笨拙的孩子——按照一篇驳斥这种幻想的文章所说——几乎没有对这项运动显示出任何兴趣或者天赋。一天，在一次校运动会上，同学推选他代表班级参加一个罚篮比赛。姚明走上罚球线的时候，所有的男孩女孩们都在为他加油，可当他投出一个“三不沾”的时候，大家都安静了下来。当下一个男孩将球投进的时候，他更加感觉羞愧了。
　　不同寻常的身高是一柄双刃剑。姚明很乐意被当做一个成年人，“我可以骑着父亲的自行车上街而没人来管我。”他带着显而易见的满足感回忆说。但是他的身高也会引来别人的注意和指指点点，偶尔，还有拳头。在小学时有一天，班级里喜欢惹事的孩子打了姚明，他想挑战一下学校里最高大的孩子。姚明和父亲一样好脾气而且很害羞，他就站在那里没有回击。那个没有得逞的小子居然跑到姚明的父母那里，倒打一耙说他们的儿子以大欺小，夫妇俩相信了。“因为姚明太高了，我们认为一定是儿子欺负别的孩子，”大方回忆说，“他回家后我们狠狠批评了他，并要他向那个孩子道歉。”当他们最后发现事情真相时，大方一定程度上了解了儿子的性格，“每一个认识姚明的人都会告诉我同一件事：‘你的孩子太单纯太老实了。他长大后别人会利用这一点的。’”
　　没人能忽视的篮球潜能
　　大方决定专心致力于担当儿子的主要保护人。姚明八岁时长到了1米7，他成为一个篮球运动员的潜能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没人能够忽视。1988年，大方从在南京西路651号时就认识的两个老朋友，为了能把姚明召进各自的体校展开了竞争。一个是她的前队友陆斌，但她最后没能争得过徐为丽，那时徐为丽在徐汇区为孩子们开办的业余体校担任领导。
　　喜欢结交朋友的徐为丽身高1米80，是以前城市建设主任的女儿，她在二十年前刚踏进南京西路体院球场的时候就认识大方了。虽然年龄上有十二岁的差距，两个人却同样打中锋位置。1988年徐为丽是徐汇区体校的领导，她注意到了姚明。
　　要把这个孩子从父母的身边带走并不容易，他们会想像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在等待着自己唯一的儿子。不过徐为丽不厌其烦地到姚家拜访，商量姚明的未来。她很热情地向他们指出姚明身上蕴藏着特殊的篮球天赋，比如他的身高、篮球基因。徐为丽建议开始的时候他只在业余时间接受训练，可以在每天早上学校正常的文化课结束后，骑车到徐汇区体校来。既然大方和大姚白天都要工作，徐为丽甚至说可以派教练来接他去参加训练，这样的待遇她从来没有向其他运动员提供过。
　　姚明的父母最后同意了，他们认识到这或许是他们的责任，甚至是梦想——让他们的儿子投身到篮球中去。不过大方对此还是有些遗憾的，许多年后她说：“我们没有代替他选择这项职业，但是我们都是篮球运动员，从姚明很小的时候起，我们所有的老队友和教练就都关注着他。他注定会长得那么高，体校梦寐以求地想得到他。”（来源：腾讯网）
　　生活对每个人都是不容易的，不过小贩们知道，大方回家后要和丈夫一起艰辛地抚养一个长得那么快的男孩，以至于都要供不起他吃饭了。姚明只有四岁大，可他已经超过了1米2，每个人都称他为“小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