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托派的命运 托派在中国合法吗

　　1988年，苏联最高法院宣布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等案平反，苏联托派问题至此尘埃落定。这一判决在国际上引起较大反响，同时引发了中国国内对中国托派问题的关注，近些年纸质媒体和互联网上时有议论。中国托派究竟是怎么回事?笔者根据手中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对中国托派的来龙去脉作一简要介绍。
　　为争正统地位，经常发生激烈争论
　　中国托派组织最早出现于1928年，正式形成于1931年。
　　从1923年起，苏共党内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两派之间就如何实现党内民主、克服官僚主义和干部腐化现象，以及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等问题开始进行辩论。到1926年，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共产党人要不要退出国民党、要不要支持蒋介石的军事行动等。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要求共产党人加入田民党，就是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降。他多次提出共产党人应该退出国民党，并表示苏联和中共不应该支持蒋介石的军事行动。斯大林则驳斥托洛茨基不懂得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不了解国民党是4个阶级的联盟。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责任、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等。托洛茨基认为大革命失败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错误路线的结果，斯大林则指责是由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违背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
　　这些争论在苏共党内产生了广泛影响，认同托洛茨基观点的，被称为“托洛茨基反对派”，即“托派”。当时，在中国留苏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中国大革命失败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强烈不满，于是纷纷加入托派。
　　1927年11月7日，参加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游行的中国留学生梁干乔、区芳等，在路过主席台时，同苏联托派一起突然打出“执行列宁遗嘱”“拥护托洛茨基”“罢免斯大林”的旗帜，是为“红场事件”。
　　“红场事件”发生后，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随即召开联席会议，作出开除托洛茨基党籍的决定。12月召开的苏共十五大批准了这一决定，同时决定在全国开展肃托运动。
　　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后，于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1929年被驱逐出境，到达土耳其，1933年移居法国，1935年6月在挪威获得避难权，1937年1月开始定居在墨西哥。流亡期间，他成立了第四国际，指导世界托派运动。他还通过反对派通报》等宣传自己的“不断革命论”，反对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政治交易，主张工人阶级争取民主权利并最终掌握国家政权。1940年8月，托洛茨基在其居住地遇刺身亡。
　　参与“红场事件”的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全部被开除党籍或团籍，除少数人被流放到苏联南部靠近伊朗的边境地区服苦役外，大多数人从1927年底开始被陆续遣送回国。
　　1928年12月，从莫斯科回国的托派分子史唐、陆一渊、张特等，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托派早期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还在武汉、香港、广州、北平、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1929年4月，该组织创办机关刊物《我们的话》，介绍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讲话和相关文件等。因此，这一组织被称为“我们的话派”。
　　陈独秀、彭述之等人接触到托派的文件和文章后，赞成托洛茨基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根源和责任的论述，进而接受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1929年9月，陈独秀牵头成立中国第二个托派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名“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其最高领导机关是“临时领导小组”，由陈独秀、彭述之、尹宽负责。因该组织的机关刊物为《无产者》，这一派又称“无产者社”。
　　1930年1月，刘仁静、王文元等牵头成立了中国第三个托派早期组织“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该组织出版的刊物为《十月》，故名为“十月社”。
　　1930年夏，赵济、王平一、解叔达等一些新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同未参加上述3个托派早期组织的托派分子，组成中国第四个托派早期组织，名为“战斗社”。
　　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上述托派组织的成员凡未声明脱离托派的，中共各级组织均将其开除出党。
　　中国4个托派早期组织成立后，为了取得正统地位，经常发生激烈争论，并且都给托洛茨基写信或寄出版物，以取得他的支持。对于中国托派组织的分裂状态，托洛茨基甚为不满，通过多种渠道做工作，要求中国托派各组织团结起来，统一于陈独秀领导之下。
　　1931年5月1日，中国托派早期组织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等决议，决定将中国托派组织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领导机构为全国执行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常委会：陈独秀(任书记)、郑超麟(任宣传部主任)、陈亦谋(任组织部主任)、王文元(任《火星报》主编，《火星报》后改称《火花》)、宋逢春(任秘书)。此时，全国托派分子约有500名，以后也从未超过这个数字。
　　至此，中国托派组织正式形成。
　　在夹缝中勉强生存
　　中国托派组织从成立之日起，就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尽管它宣称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别，但中共却视其为异己力量，在舆论上讨伐，从组织上清除；国民党则视其为中共的一部分，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中国托派只能在夹缝中勉强生存。
　　1931年中国托派组织统一后，托派中央书记陈独秀拿出百倍的热情，积极准备组织开展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的斗争。
　　不料，托派骨干马玉夫因未当上中央委员而向国民党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致使刚成立的托派中央被破获，除陈独秀外，其他4名常委均被抓捕。不久，陈独秀另吸收4人组成新的领导班子，但很快又被捕去!人。1932年春，陈独秀勉强搭起一个新的!人常委会。但工作刚开展不久，在当年10月15日即被法租界巡捕房和上海市警察局破获，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全体常委，以及机关报和联络部等被一网打尽。
　　陈独秀被捕后，中国托派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1933年12月，上海的托派分子拉起一个由陈其昌(任书记)、蒋振东、赵济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上海临时委员会”，简称“临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