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化【关于危险驾驶入罪化的一些探讨】

　　摘 要：我国目前对酒后驾车行为和飙车行为没有明确并且相适应的法条进行规制，本文从这个视点出发，分析了交通肇事罪的困境，并且提出了危险驾驶入罪的设想。　　关键字：危险驾驶 交通肇事 交通安全
　　目前，我国规制酒后驾车行为与飙车行为的法律主要是《刑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97《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由此可见，我国刑法规定的交通肇事罪是结果犯，即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只有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才能构成肇事罪。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工具数量不断增加，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相应地，引发交通事故的危险源和危险系数日益提高，比如酒后驾车，现行法律仅仅对其造成重大的损害时才加以定罪处罚显然不妥。
　　《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酒后驾驶的行为处罚更轻，主要是一种行政惩罚手段。该法第91条对饮酒驾车和酒后驾车行为实施惩罚，但禁驾的范围仅仅局限于公交车、出租车等营运车辆而不包括私家车等非营运车辆，这显然不符合汽车时代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交通秩序稳定的需要。应该看到，醉酒驾驶行为在以往的治安管理处罚案例中，真正被严厉处罚的其实也不常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有理由认为，对醉酒驾驶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和实际威慑力并没有得到完全、充分的发挥。
　　（一）困境
　　在我国，通说认为交通肇事罪毫无疑问是过失犯罪的典型。所谓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危害结果的情形；而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醉酒驾驶行为以及飙车行为毕竟是行为主体可能肇事的实害行为的"先期行为"，究竟应当定性为故意还是过失，从专业的角度上讲，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是否将"先期行为"与实害行为按照一行为处理还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对案件的处理结果也大相径庭。因此，一向以主观过失犯罪对待的交通肇事罪，如今似乎很难再使用于危险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了，将二者简单的纳入交通肇事罪处理实为不妥。
　　对于危险驾驶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目前司法实践中常常代之以"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然而以这个罪名来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规制处罚，也具有理论上很大的不妥：
　　第一，对于"危险方法"的认定不恰当。《刑法》第114条与第115条规定的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危险行为，必须是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传播突发传染病原体等行为的危险性相当、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二者必须具有同等严重危害性，在性质上要相当，而不是涵盖一切危险行为、无所不包的。在一般情况下，危险驾驶行为和采用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在性质上是有差异的，前者只是一种驾驶行为，而后者本身就是犯罪行为，具有"加害性"[1]，因此醉酒驾驶不能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危险方法划等号，不能把醉酒驾驶行为简单地归结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里面。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如行为人出于报复社会、泄愤等目的，故意用醉酒驾驶的方式危害公共安全，这时才可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二，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由于我国《刑法》没有将醉酒驾驶行为以及飙车行为纳入刑罚范围，如果一律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则会在司法实务中出现这样的乱象：以醉酒驾车为例，醉酒驾车未肇事的不能定罪，而醉酒驾车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即使只造成一人重伤，按照《刑法》第115条第1款之规定，至少要判10年有期徒刑，显然这种情形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二）危险驾驶入罪的观点
　　鉴于一系列恶性交通肇事案件的频发，许多人认为我国现有刑法不能够规制这些恶性行为的发生，认为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过轻，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又过重。因而许多人认为应该单独设立一个"危险驾驶罪"或是"危险驾驶致人死伤罪"，以作为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过渡性罪名。支持"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论者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实生活中大量发生的酒后驾车导致恶性事故以及肇事后逃离现场过程中又导致多人死伤的情况，基本上都以交通肇事罪量刑，而且一般情况下当以缓刑结案，因而交通肇事罪被称为"杀人成本最低"的犯罪方式。对于交通肇事在立法上的不足和司法上的轻刑化，是"马路杀手"增多的一个原因。
　　第二，目前关于醉酒驾驶以及飙车行为导致的交通肇事引发争议的原因就在于"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缺乏过渡性罪名。危险驾驶行为本身具有危险性，刑法应该进行否定评价，而不是产生了危害结果之后方给予否定评价，否则不利于对交通事故的防治。
　　第三，外国刑事立法具有规定了 "危险驾驶罪"或是"危险驾驶致人死伤罪"的立法例，对我国刑事立法具有借鉴意义。而在支持增设新罪名规制"危险驾驶行为"的论者中又有分歧，主要表现在"危险驾驶"行为是应该规定为一个危险犯，还是一个结果犯？当然，无论是支持危险犯还是结果犯的论者都认为"危险驾驶"行为的范围应该限定在以下几方面：（1）醉酒驾车行为；（2）**后驾车行为；（3）飙车行为；（4）无驾驶技术和操作能力而驾驶机动车辆的行为。[2]
　　第四，危险驾驶行为犯罪化符合治理危险驾驶刑事政策的国际趋势。德国弗莱堡大学乌·金德霍伊泽尔教授曾言："传统的刑罚目标--报复、特殊预防和威慑--今天已经退居幕后，那个所谓借规范适用的固化为建构法的信赖树起一面旗帜的积极普通预防，成为流行的学说。"[3]虽然西方法治国家的刑事政策注重人权保障和自由保护，但是在酒后驾车这一威胁到公共交通安全的问题上，其犯罪化程度普遍较高，处罚力度也普遍较大，并为保障公共交通安全设置了严密的刑法法网。
　　第五，危险驾驶行为犯罪化符合风险社会理论。（刑法提前介入符合降低公共交通风险的需要和规制危险驾驶这一危险犯的需要。风险社会的安全刑法修正了自由法治刑法的行为概念,由此为酒后驾车行为的犯罪化提供了在犯罪构成之上定型化的正当性。
　　现行交通肇事罪的司法解释已对酒后驾驶机动车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行为作了明确的规定，而交通肇事罪最低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同时《交通安全法》对酒后驾驶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采取了行政处罚措施。作为两者的过渡，笔者认为将酒后驾车罪的法定刑设置为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较为恰当。此外，对于危险驾驶行为资格刑的设定，也需要加以考量，对于多次危险驾驶但是并接受处罚的，应在一定时期内取消其驾驶机动车的资格，从根本上加以限制。
　　参考文献:
　　[1]苏宏峰.《醉酒驾驶行为的罪责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
　　[2]于志刚.《危险驾驶行为的罪行评价--以"醉酒驾驶"交通肇事行为为视角》[J]，法学，2009年第9期。
　　[3]【德】乌·金德霍伊泽尔.《安全刑法：奉献社会的刑法危险》，刘国良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3期。
　　作者简介：应方冰，浙江绍兴人，绍兴市人民检察院书记员;马少清，浙江嵊州人，诸暨市人民检察院书记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