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_虚构·元虚构

　　范例：马原：《虚构》——王安忆：《纪实与虚构》……　　就在叙事学家们开始探讨诸如“假叙述”——报道故事世界里没有发生但本来可能发生的事件——之类的现象时，我们看到了大量涌现的先锋派叙事作品。
　　——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
　　一、“虚构”及“元虚构”的概念
　　“虚构”一词语出东晋葛洪的《抱朴子·擢才》，“是以高誉美行，抑而不扬；虚构之谤，先形生影。”大意是，赞誉有德行的人应该是低调而不事张扬的；而要刻意毁谤一个人才会望风捉影夸大其词。可见，就原始含义而言，“虚构”并不是个好词。
　　“虚构”在西方的理论著作里可以查到很早的出处，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的第二十章在谈论比喻和寓言的时候，谈到了虚构的问题。他说，“例子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前发生的事情，另一类是演说者虚构的事情，后者又分为比喻和寓言，例如伊索寓言和利比亚寓言。”在古希腊的哲人看来，虚构虽然不是一种修辞格，但却说明了修辞的性质或是实现修辞的方法。
　　在英语世界中，“虚构”所对应的词语“fiction”，也是文类意义上的“小说”之意，或者也可以说，英语中“fiction”这个词有两个词义，一个是“虚构”，一个是“小说”。这与中国人对于“小说”的理解有重合之处，也有更宽泛的意思。汉语中“小说”一词，众所周知是语出《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意思是操着世俗的小道理去干大事是说不通的，不靠谱的。显见得这里“小说”一词还不是“文学”和“文类”意义上的名称，而是辞令、说辞意义上的一个比喻。东汉史家班固在其《汉书·艺文志》中列出了“小说”一类文体，并专就“小说家”的概念作了阐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他还引用孔子的话加以补充说明：“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见《论语·子张》)。下层官吏所记载整理的那些“闾里小知”、“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与朝廷钦命的史官的著述相比，就成了“稗史”和“小说”。“小说”多陷于奇谈怪论、荒诞不经之事，所以“君子弗为”。
　　可见“小说”作为“虚构”之物，在汉语中含有限制性的意义：是有价值但又不可信、不可信却又有“可观之处”的。而在英语中，“fiction”直接表明了其“虚构”性质，同时也定义了其作为“小说”的“文学属性”。在中国传统的语义中，小说作为“野史”有两面性：一是与“历史”沾边但又不可当作“信史”，二是虽为“小道”又有不可忽视的认识价值。所以“小说家”只是一些小人物，由地位不高的“稗官”来充当。
　　中国历来是“诗的国度”，但显然也是小说的母土，在由今人朱一玄等辑录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一书中，上起《山海经》、《穆天子传》，下至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的《吴三桂演义》等，所收录的中国古代小说杂记，文言和白话两部分共计正名3581种，异名1109种，合计4690种。这还不包括民国以来的各种新旧文学著述中的小说作品。不过，中国传统的“小说”概念类似于稗史杂记，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小说概念相比，更为复杂、含混和丰富。仅“小说”的各种类型和别称就有数十种，诸如“纪”、“说”、“经”、“传”、“志”、“记”、“录”、“集”、“赞”、“论”、“语”、“言”、“事”、“钞”、“纂”、“书”、“图”、“林”、“苑”，更有“稗史”、“野史”、“杂记”、“琐语”、“故事”、“志怪”、“笔记“、“别传”、“谈薮”、“通记”、“拾遗”、“演义”、“笔谈”、“杂纂”、“志异”、“闲话”、“史话”、“漫笔”、“杂志”、“丛谈”、“撮书”、“旧事”、“札记”、“赘语”、“随笔”、“偶记”……可以说，没有那个民族的小说概念能够像中国这样丰富，具有近乎“无边界”的边缘性。这概源于中国人“文史一家”的传统，中国人对于“诗”与“史”的最高赞美是“互为修辞”——把杜甫的诗歌叫做“诗史”，把司马迁的《史记》是叫做“无韵之离骚”。当然，反过来这也不止是一个优势，小说的概念与历史之间始终难以分家，使得古代小说的发育也稍微晚了些，迟至明代，才因为白话和世情小说的发育，而趋于专门化和专业化。
　　历史上的小说家很少能够直接披露其作品的“虚构性”，而更多地是喜欢强调其“真实性”。所以他们在叙事中，不知不觉地都采取了“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即假定作家是无所不知的，而无所不知的结果便是作家是在讲述“事实”或“真实”，而读者和批评家也就稀里糊涂或一厢情愿地强调小说的真实性。因此，“现实主义”、“写真实”在作为小说的写法的同时，也几乎成为了小说的标准和写作伦理，人们把小说当作“史诗”，当作(历史、现实和人性的)“镜子”，包括恩格斯说巴尔扎克所叙述的“1830年代的法国历史”，使读者从中得到的东西“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称赞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都是单面地强调了小说的真实性与历史品质，而小说家却经常狡猾地声称他们并非是有意为之。“偶然是世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作为现实主义的代表性作家的巴尔扎克曾言不由衷地这样说。
　　不过也有伟大的作家，不惮于把自己作品的虚构性向着读者坦白敞开。《红楼梦》开篇第一回，曹雪芹就声称他的小说是源自一个虚构的流传。“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日‘甄士隐’云云。”“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言之凿凿地声明自己的小说是“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的“梦幻”之笔，不只是一种可赞佩的勇气，当然也是一种堪称“前卫”的“解构主义”小说立场——曹雪芹似乎在西方人发明“暴露虚构”这个词的三百多年前就已经深谙此道了。他在交待一部“石头记”的来历的时候，句句都贯穿了“虚构”的意图：先是“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将那块被女娲遗落的石头带入了人世，化其为通灵宝玉，经过了“几世几劫”之后，这块石头又回到了“大荒山青埂峰无稽崖”下，幻化成了一块刻着文字的石头。再后来，才由一位“空空道人”发现并且抄录来，流传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