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路径_寻找进入现实的路径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这就是“中原逐鹿”。我们逐来逐去、逐了这么多年的这个“鹿”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现实。李凖、张一弓等中原作家群的老前辈都逐到了这个“鹿”。中原作家群年轻的作家们能不能逐到这个“鹿”?在这个方面可能面临着极大的难度和考验。
　　《城的灯》这部作品李佩甫自己可能也不觉得是个非常成功的作品，大概觉得还不如《羊的门》要成功。但我對这部作品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样一个作品非常尖锐地、非常集中地体现了我们在逐鹿的时候所面對的巨大困难，这个困难可能到现在也没解决。
　　每一代作家都有每一代作家的幸运和好处，比如1950年代的作家像李凖他们，好处在于他们所具备的历史叙事的方向和小说内在的叙事方向可以一致起来，也就是他心里装着一个历史途径，然后放在小说里，和小说的叙事方向是完全可以一致起来的，他们有他们的力量和信心。现在我们面對的问题是，我们不再有那么多清晰和明确的历史叙事从外面来支持着我们。到了写《城的灯》的时候，李佩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没有这个支持的情况下，他要寻求一个新的、大的精神来概括我们的生活和经验，结果就面對了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李佩甫是用非常巨大的关于罪孽与救赎的叙事来统摄、概括、赋予整个精神过程。但是这个努力在《城的灯》中呈现了极大的困难，这部小说出现了一个圣母式的人物，倒不是说不好，肯定是好、肯定是善，但是这样的善能不能经受住经验的检验，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实河南作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想了很多。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中有一个小片断，作者自己也特别得意，每次谈文学的时候，他在各种不同场合都要谈到关于传教士与杀猪匠的故事。故事是说有一个传教士在80年前来到了中国，来到了中原要传上帝的真理，结果就碰到杀猪匠，跟杀猪匠讨论。杀猪匠问，你传我这教是什么意思?这个传教士说，得了这个教你就知道你是一个有罪的人。这个杀猪匠一听就急了，说这个上帝我又不认识他，他就先说我有罪，我怎么了就有罪?可见那样的一套精神叙事，放到我们的生活中，放到我们这片土地上，放到我们日复一日的经验中是完全行不通的。知识分子关起门来可以谈得头头是道，我们某种意义上也是传教士，很不幸也会碰到杀猪匠，那就会发现传教士和杀猪匠确实格格不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面對的现实就有一个极大的难度，用批评家的话来说叫失语。我觉得也不叫失语，或者说我们缺乏一个恰当的、有用的思想路径去接近现在浩大的现实。我们缺乏这样一个路径，不知道从哪儿去着手。
　　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面對着经验的流失问题。比如写乡村，我们真的知道乡村现在是什么样子吗?哪怕家在乡村，哪怕曾经有过很深很深的乡村经验，恐怕也不知道现在乡村是什么样子。其实推而广之，难道这个城市我们就了解吗?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生存在一个全媒体的时代、信息化的时代，处在一个對世界所知过多的状态，说起来什么都知道，但其实这个状态的另外一面翻过来，就是其实對世界所知甚少，在任何一面上可能都没有一个比表层稍微深一点的把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我们现在还在逐那个“鹿”的话，那只“鹿”确实是变得特别地难抓。希望中原作家群有这样一个传统，也有这样一个在现代文学以来一直坚持的志向，能够在这方面多思索、多探索。
　　某种程度上，河南作家群的一个大特点就是雄心都特别巨大，这确实是他们的大优点，是他们的长处。但在肯定传统上所有这些优点的同时，反过来想一想，面對现在庞然的、驳杂的、错综的生活和现实世界，也许把自己当成一个大象，未必就能追到那个“鹿”，也许需要的是灵巧一点、需要志向稍微小一点。做一只大象去逐鹿可能半天捉不到，但是只需要一颗小小的子弹或者一枚小小的箭头就能把它捉住。面對这样一个庞然的东西，如何在较为细小的规模上、较为轻盈灵动的规模上，找到进入现实的路径，可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无法提供总体的表意模式，无法提供总体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我们为什么非要提供总体的那个东西。总体的那个东西会不会最终面對我们这样一个现实和这样一个新的世界，可能是一个大而不当的东西。也许像蜂针一样，那样细小的规模上反而能够给这个现实、给我们拿它无可奈何的庞然大物扎出血来，真正触摸到它本质性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总体性的志向稍微放得低一点，然后去想办法应對这个现实。当然，认识它确实是有高度的，也是具有难度的，也需要行动能力。
　　《人民文学》发过一个河南作家的作品——《梁庄》，是梁鸿回到她的老家梁庄，然后写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就我个人来说，倒真不觉得它有多么好，她是忠实地、谨慎地、克制地去表现现在发生的事。我之所以强调谨慎和克制，是因为我们對有些事确实没有现成的思想框架和观念去应對它，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先谨慎和克制，防止任何的先入为主，我们谨慎和克制地去接近它、触摸它，把它写出来。在这种，隋况下，梁鸿写了《梁庄》，在《人民文学》发了以后，我非常惊异地发现，许多人都说这个作品写得好，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后来想一想，它好在哪儿呢?好就好在还是在谨慎和克制的前提下，真正地做出努力，捕捉飘忽不定的，甚至是只有一个信息水平上所认识的现实，在她的努力下，活生生地带着经验的质感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个东西现在是一个特别宝贵的东西，这促使我们要好好搞一下非虚构的东西。不再说非虚构有多重要，虚构有多重要，这样的区别不是非常重要的，而是在于我们的作家能不能造成一种风气，或者我们的作家能不能真正地费点心、费点力去认识现实，哪怕是去认识自身的现实。我们现在确实是被多年的一些莫名其妙的歪理邪说，或者被一些顺口溜给麻醉掉了。我们一说一个作家需要认识生活，马上就会有人说，作家自己的生活就不是生活?退一步讲，作家自己的生活你其实也不认识。比如就梁鸿的《梁庄》而言，她年年回老家，但是当她没有提起精神来说真的要看一看梁庄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她就是不知道梁庄是怎么回事，梁庄作为构成她的生活、她的现实、她的经验的那些东西是睡着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现实是满天热闹地在我们的身边飞舞，但实际上是大片大片地在我们周围沉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首先要让它醒过来，要自己采取行动走出去，让它醒过来。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说一定要空着脑袋过去。我始终认为这个时代所要求的，绝不仅仅是一种经验的把握能力，它對我们的思想把握能力、理智的把握能力确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过去理解现实的思想框架可能是现成的，可能是外界给你的，但是在这个时代我们的作家必须在對现实理解中，自己让这个思想展开，自己让这个思想经受现实的、经验的考验。我们一谈“思想”这个词，肯定是面临着重重的歧义，但是面對这个时代的现实和这个时代的复杂经验，需要一种思想力量，这是无可置疑的，而且需要有一种雄心，认为我们所具有的思想力量是足以与其他人竞争。我们怎么竞争?这种思想力量如何体现?这确实也是一个大的问题。这样的思想不是观念的和概念的，不是抽象出来的，而是我们在人类复杂的经验中，對我们作为作家来说，或者作为小说家来说，在對人类复杂经验的把握中去展开、去经受考验而形成的一种文学思想形式，这样的文学思想形式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的。
　　总的来讲，中原文学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某种程度上讲中原作家群的前辈们是走了很长的光辉道路。现在中原作家群要再出发了，再出发往什么地方出发?怎么出发?这都值得深思，值得严重地、谨慎地、当然也是大胆地去思考。甚至我认为现在需要解放思想，有的时候把自己的头脑放在传统的、习惯的文学惯例里面，放在那样一个约定俗成的气候里面，有些事就是想不到。其实文学不外乎是要面對人，在面對困难的时候，在需要突破的时候，其实常常需要的仅仅是往后退一下，回到那个原点上去，回到活生生的经验，面對活生生的人性，先不要想这个观念、那个观念，要有一双眼睛去抓住那个活生生的经验和活生生的人性，然后在抓住的过程中去理解它、命名它，去给它形式，这可能就是突破的动力。这个时代的人性究竟是怎么样的?作家应该真正地研究一下这个时代的人是怎么来解决、处理和经受人性的各种基本命题的，比如我们是怎么善的?我们的恶是怎么展开的?我们是怎么忠诚的?我们是怎么真实的?我们是怎么欺骗的?所有的这些在我们面前是一个巨大的、广阔的天地，在这些方面有太多太多东西等待着我们去唤醒它、看待它。
　　李敬泽　中国作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