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英国的失落与自信|失落世界攻略

　　任何时代的英国人都不比其他民族更加聪明，或者更加勤劳，这个国家之所以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才辈出，主要原因是有一种讲法制、重自由、求真务实的“民族精神”　　英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前世今生
　　作为全球化进程的“始作俑者”，英国曾于1908年、1948年和2012年三次举办奥运会，而这三届盛会恰好标注了这个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三个节点。
　　全球化的原动力是工业化。此次开幕式演出中，巨大而丑陋的烟囱在英格兰田园风光中拔地而起的场景无疑会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身着19世纪礼服的演员们面无表情地重复着机械的舞蹈动作，似乎是想展示工业对人性的异化。但尽管如此，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无疑还是从中获益良多。18世纪中期，英国率先启动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中叶，英国已经全面实现工业化，在世界贸易中占据绝对支配地位。1850年，英国生产了全世界60.2%的煤，50.9%的铁，加工了全世界46.1%的棉花，成为不折不扣的“世界工厂”。与此同时，为获得工业化所必须的原料和市场，英国的对外扩张也达到顶峰。1914年，英国殖民地领土面积达到3350万平方公里，人口3.935亿，是其本土面积的137倍和人口的8倍，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日不落帝国”。可以说，1908年奥运会所记录的正是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辉煌”。
　　天下之势，难免盛极而衰。20世纪初，随着世界霸权更迭与政治经济格局转型，英国迅速失去原有的国际地位。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英国已经满目疮痍，海外领地多数独立，从世界性的大帝国重归西欧一隅。但是，对帝国的背影，英国人似乎并未表现出过多的依恋。二战结束三年之后，1948年伦敦在战后重建过程中举办了有59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奥运会，标志着英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与1908年奥运会的22个参赛国相比，1948年奥运会的规模无疑显示了全球化进程的加速。
　　后工业化的复兴之路
　　根据开幕式导演博伊尔的阐述，此次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是“复兴”。但是，这种“复兴”的目标却并非重现昔日帝国的“辉煌”，而是表现“一块曾被工业污染的土地以及这块土地的复兴”。现在对多数英国人而言，大英帝国早已成为遥远的神话，他们没有重新谋求那种国际地位的野心甚至兴趣。如果把战后英国转型的过程理解为一种复兴，那就只能是一种后工业化的复兴，而非一个工业化世界强国的回归。
　　于是，我们在开幕式上看到了战后英国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诸多符号：从免费提供医疗服务的国民保健制度到风靡全球的儿童文学，从“性手枪”乐队到“披头士”的曲目。为展现国内种族的多元化，几乎每一个节目都刻意安排了不同肤色的演员。在战后文化转型过程中，英国摈弃与超越了19世纪清教社会的几乎所有社会正统观念。在英国历史上，这种巨大的变化并非首次。工业化时代的来临，也曾推动英国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正如开幕式中绅士打扮的著名工程师布鲁内尔朗诵的莎翁名剧《暴风雨》中所言：“不要害怕，这岛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
　　上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迅速完成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经济与社会转型，建立了以高新技术、金融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同时对传统工业进行改造，将重心转移到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等领域。1945年，传统产业在英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80%，目前已经下降到20%左右。曾经以制造业为主的曼彻斯特，目前的制造业产值只有总产值的17%，而IT业产值则上升到10%以上。在完成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战后英国的世界经济地位基本保持稳定。2011年，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6位，在欧洲仅居德国、法国之后。从英国历史上看，目前这种世界经济地位或许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经济结构转型之后，英伦三岛的天空变蓝、河水返清，伦敦摘掉了“雾都”的帽子。此中的成败得失，或许就只能见仁见智了。
　　更加重要的是，由于世界格局与自然禀赋的限制，战后英国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的过程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目前，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英国也承受着低增长、高失业、公共财政负担沉重的压力，国内充满各种怨气，阶级与种族关系日趋紧张。即使是开幕式上着意渲染的“国民保健制度”，也正因效率低下和负担沉重而饱受批评。但是，即使面临这些问题，英国也不可能重走工业化的老路了，只能通过在后工业化语境中不断创新来提升国力。用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话说，未来英国的出路只能是成为一个“为新时代创造新经济的年轻国家”。
　　后现代英国的文化自信
　　从老大帝国转型为年轻国家，根本出路在于创新，而创新的基础则是打破条条框框，给人们的想象力留下施展的空间。在这方面，此次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可谓做到极致：“憨豆先生”搭乘“火的战车”登上本该极其庄严的大雅之堂，而据说看到他那夸张的表演，“一半人想笑，另一半人想吐”。但是与贵为国家象征的女王在007的陪同下从直升飞机上纵身跃入主赛场相比，这种戏谑确实也算不了什么。在后现代语境中，滑稽与尊贵不过都是可以随意解读的“符号”而已。
　　与这些无厘头的“颠覆”相比，博伊尔更重要的成功是在一种轻松的氛围中展示了当代英国的文化自信。历史上看，这种放松是战后英国文化转型的结果，而自信则是“古已有之”。登上世界舞台之后，英国强大的海军、发达的工业和稳定的宪政曾经是世界各国学习的榜样，曾足以使其国民拥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但是，这种基础上形成的自信心却始终难与“轻松愉快”搭上关系。如这次开幕式演出中所展示的那样，19世纪英国鼎盛时期，绅士的标准形象曾经是身着黑色礼服，鬓角规整、不苟言笑。著名的意大利记者路易吉·巴尔齐尼曾经就此评论道：在当时的英国，你永远分不清谁是福尔摩斯、谁是华生，因为他们看起来都是同样的刻板与乏味。博伊尔展现的现代英国人放弃了这种一本正经的架子，同时把自信心的根基转化为国民保健制度、风靡全球的儿童文学以及赫赫有名的摇滚乐队。就一个昔日帝国而言，这种心态上的转型无异于凤凰涅槃后的重生。
　　也许任何时代的英国人都不比其他民族更加聪明，或者更加勤劳，这个国家之所以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才辈出，主要原因是有一种讲法制、重自由、求真务实的“民族精神”。在后工业化社会中，只要这种精神没有失去，就能够保证英国在转型过程中做到“国本”稳固，为英国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刘建 美编/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