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门剧迹　岭南重宝】 神剧佛门宝藏电视剧

　　光鹫(即成鹫)是明末清初岭南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著名高僧，一生志高行洁，梵行精严，名著禅林，同时也是著作等身的佛门学者、卓有成就的书画家、有重要影响的遗民诗人。沈德潜极重之，《清诗别裁集》称“本朝僧人鲜出其右者”，推为清朝诗僧第一，至拟之于唐之惟俨、宋之秘演。中山大学杨权教授在《成鹫及其(成陟堂集)》长文(载广东旅游出版社《成陟堂集》(一))中称其为“岭南佛门的旷世奇才”。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蔡鸿生先生《清初岭南佛门事略》称其为清初岭南佛门“最典型的遗民僧”。
　　光鹫书画传世极少，画尤罕见。据广东博物馆朱万章先生《岭南金石书法论丛》称光鹫书法作品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美术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及私人收藏共有九件，郭燕冰文章《释成鹫行迹与书学考论》(载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书学研究》)和朱万章先生《广东传世书迹知见录》皆著录十三件：绘画则学界均认为仅本文所介绍花卉卷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扇面两件作品传世，可谓稀如星凤。此六米多巨幅长卷，工写结合，绘二十三种花卉，更兼十六段精彩行草题诗，书画并茂，蔚成大观，堪称佛门剧迹，岭南重宝!
　　“英雄佛子”“旷世奇才”
　　今天，一般人知道光鹫的可能不多，但在学术圈他却不是很“冷”的名头。近些年，有关光鹫的书或研究文章屡有出版发表，就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著作海内外印行也有十种左右。零散介绍的文章也所在多有。蔡鸿生教授所著《清初岭南佛门事略》以五十几页的篇幅专章介绍“成鹫法师的遗民梦”。中山大学刘俊2009年有长篇硕士论文《成鹫及其(咸陟堂集)研究》。上文提到的杨权教授即是刘俊的指导老师。至于广东旅游出版社所出《咸陟堂集》卷前的杨权教授的长文《成鹫及其(咸陟堂集)》，是笔者看到关于成鹫的最全面的一篇评述，本文论述多有参考。
　　光鹫(1637－1722)又名成鹫，字迹删，号东樵山人。俗姓方，名颛恺，字麟趾，番禺人。出身书香仕宦世家。其父方国骅为南明隆武举人，当时的名士，称学守先生；岳父梁启运与袁岽焕相往还，并曾与黎遂球有恢复明祚之志，亦善画，写竹与梁元柱齐名。从兄方殿元为康熙进士，工诗文，“岭南七子”之一。光鹫年四十一，从本师西来离幻即石洞和尚披剃，法名光鹫，后再从平阳祖派，易名成鹫。他遍历诸方禅林，曾主持肇庆庆云寺、澳门普济寺、广州大通寺等。粤中士人多从之游，与陶环、何绛等南明抗清志士为生死之交，与屈大均、梁佩兰等唱酬甚多。其为人豪放倜傥，诗文亦卓厉痛快，尽去雕饰。陈元龙“谓成鹫墨名儒行，其文发源于周易而变化于庄骚，涵负呈豁，辩才无碍……”(同治八年版《南海县志》卷四十二)。清温汝能《粤东诗海》亦称“论者谓其通于老庄而好儒者之言，盖墨名儒行者也”。光鹫学问淹通，才气纵横，一生著述宏富。康熙时有耕乐堂刻《咸陟堂集》印行，乾隆时遭禁毁，道光时在著名诗人、“粤东三子”之一 、内阁中书黄培芳的资助下，在康熙刻本基础上增加二集重新刻行。2008年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的《咸陟堂集》，列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是搜罗较全的成鹫诗文合集，三册五十七卷近百万字。分初集与二集两部分，初集包括(一)为成陟堂诗集十七卷、(二)成陟堂文集二十五卷，其中包括《鼎湖山志》，并附录《纪梦编年》续编；(三)为成陟堂二集，包括文八卷、诗六卷、赋一卷。另外其著述还有《楞严直说》十卷、《金刚经直说》一卷、《老子直说》(或作《道德经直说》)二卷、《注庄子内篇》一卷、《鹿湖草》四卷、《诗通》、《不了吟》、《自听编》、《渔樵问答》一卷等。
　　光鹫生颇多传奇色彩，如他的出生，他的早慧，他的少年任侠，他的出家，他的“通海”(即秘密联络海上反清势力)等。《纪梦编年》是光鹫晚年自编年谱，是了解他的第一手资料，晚清以来多次印行，中华书局1985年曾与明太祖的《御制周颠仙人传》等一起出过合册。从这部自编年谱里可以看到他的一些故事。
　　光鹫生时母梦老僧入室，尝谓之曰“汝从僧来，当从僧去。”他少年聪慧，有神童之号，又膂力过人，“慨然以任侠自许”，“举重扛鼎，运槊剑，横行市井，莫敢谁何”。性嫉恶，“出遇不平，奋臂而起，锄强扶弱，不避权贵，敬贤疾恶，不择亲疏”。十三岁，出应南明永历朝童子试，录为博士弟子员。至尚可喜、耿继茂入广州时，顺治辛卯(1651年)，督学李颈檄诸生，不到试者以叛逆论，颛恺“凭血气之勇”、“以忠孝之名”冒死不赴试。督学除其籍，令学校诸生作采薇文以送之，颛恺“殊有矜色”，自此闭户读书，淹贯群籍。后曾设席课士，以教书为业。三藩平定，大清江山稳固，复兴明室无望，“是时，丁巳岁五月五日也，余年四十有一矣。闻变而起，仰天大笑日：久矣夫，吾之见累于发肤也。左手握发，右持并剪，大声疾呼日：黄面老子。而今而后，还我本来面目，见先人于西方极乐之世矣。”于是出家。先与梁佩兰结屋小漫山，隐居唱酬，后从师离幻元觉和尚，至有“僧海”之称的西宁(今郁南)主持翠林僧舍，向诸高僧问学，曾欲师高僧传源，传源以其乃非凡大器，坚辞不纳，留下一段佛门佳话。主持广州华林寺的元觉圆寂后，僧众共推光鹫主华林寺法席，其时华林寺正“为魔外所侵，莫可摇拔”，成鹫“扶病入院，除莠安良，立规垂训，辑理三月”，“微师，则堂堂宝剁化为狐兔之窟矣”。因为元觉生前曾有“子性禀孤高，不能容物，出则恐为众的，只可住山，不可为人”之嘱，所以成鹫倾力整治好华林寺之后，坚辞不就方丈之职，举师叔以代，返回了罗浮山。后与朋友结“莲社”、建东林庵，诗文唱酬，又主鼎湖山庆云寺、广州大通寺，整顿建设，使两寺面貌一新，并曾纂修《鼎湖山志》。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圆寂于大通寺。
　　时人、后人对成鹫的品格气节、诗文书画都给予很高评价。
　　《咸陟堂集》所载乐块然《读咸陟堂集题辞》云：“迹公英雄佛子，……与圣贤古佛同堂，……即其笔响风雷，崩山立海，凡蛮烟黑雨，渴虎饥蛟，草木离奇，剑啸芒飞，直归纸上，化为晴日和云，波涛浩渺，文字之奇，已非世所及。”胡方《迹删和尚传》称“其天性刚毅，故践履笃实，为儒则挺然大节，为僧则梵行精严，文字特其余事耳。…一大抵其才以敏捷雄浩推倒一世，艺苑之士无与抗衡者。”樊泽达康熙己丑为《成陟堂集》所作序称“迹删上人……胸次浩然，以诗发之，一时贤士大夫悉愿从游。……其行高，其志洁，不愧古隐君子风，公之诗必传于后。”李来章康熙丁亥为《咸陟堂集》所作序云：“大通迹删上人以文字说法，著名海内，贤士大夫多与之游。……意其人固豪杰倜傥之流，殆有所托而逃焉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