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图时代的文学处境 影像文化时代的文学处境

　　【摘要】由于影像媒介的作用和影响，我们正处于一个从语言文化主导的时代进入影像视觉文化主导的时代。在影像文化时代，新世纪文学催生出与影视剧相伴共生的新兴的文学形态——影视小说，文学文本的大众化需求成为作家文学书写考虑的首要问题。影视小说已经对当代作家的小说书写、小说生成方式及小说传播形态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对影视小说的批评同样需要更新观念，整体性、共读性和互文性等观念对于影视小说的批评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影像文化；大众意识形态；文学书写；影视小说；批评
　　【中图分类号】1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2-0031-6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已经呈现出不容忽视的大量新质素，也就是说，要研究和探讨新世纪文学的特质，必定要考察大众传媒在文学流通和传播中的重要作用。美国传播学理论家库利说：“传播的历史是所有历史的基础。”而不同时代传播媒介的不同特点必然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人类精神生活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从传播的角度看，影视小说是新世纪文学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它对传统的文学样式、文学传播方式、文学传播途径、文学作品的市场、文学作品的受众对象、文学作品的社会地位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变化。
　　一、影像文化的大众意识形态
　　影像文化是“技术性观视”的视觉文化形态，它置换眼睛与真实景观发生的直接联系，使人类看到的东西总是透过某种技术手段呈现的“影像”。影像文化的兴起，是当今文化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它似乎将已有的文字的传统阐释功能和表现功能排斥殆尽，而引发了“影像”与“文字”之争，使曾高居“象牙塔”中的文学艺术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丹尼尔·贝尔在论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和电视”为代表的“视觉文化”时曾指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对于影像文化的迅速崛起，鲍德里亚论述道：“摄影是现代的驱妖术。原始社会有面具，资产阶级社会有镜子，而我们有影像。”影像世界“通过技术向我们强调它的存在。这个主客关系的反转发挥着惊人的、不可轻视的作用”。现实确乎如此，在汹涌澎湃的影像文化洪流中，我们感受到这股崛起的力量!
　　在我国，影像文化是随着上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的兴起而日渐强盛的，而影像文化是大众文化外在表现的重要形态之一。大众文化常常被认为是一种消费文化和商品文化，是电影、电视、音乐、出版物等生产工业制造出来的消费品。有学者指出：“近年来，我国文化市场逐步建立，文化产业迅速兴起，大众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态势迅猛发展，影视媒介文化、广告文化和信息传播业异军突起，日见勃发，在国民生活中愈益显示出某种举足轻重的地位。”
　　西方不少学者都不约而同地论述了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特性。菲斯克认为：“大众文化由各种组合的居于从属地位或被剥夺了权力的人群所创造，他们丧失了推理的和物质的资源——这由剥夺了其权力的社会体系所提供。因而这与其内核相矛盾、相抵触。这些资源——电视、唱片、服装、电子游戏、语言——承载着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处于支配地位的人的利益，其中蕴含着他们的力量架构——这是霸权式的，并支撑着现状。”詹姆逊认为意识形态具有辨证特色，他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指出：“在同一意识形态体系之中，存在着两套不同的价值观和两种不同的批评主旨；这各不相同的两套价值观和两种批评主旨处于一种动态发展的趋势之中，各自构成内部的冲突，即一方的存在以对另一方的否定为前提，反之亦然；而且这对立冲突的两个方面不会自行消失，它们处于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有可能向着对立面转化。”按照詹姆逊的说法，在同一社会中，存在着两种意识形态的价值观，一种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种是代表普通民众的非主流意识形态，我称之为“大众意识形态”。从菲斯克和詹姆逊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大众文化代表了大众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而影像文化既是大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大众意识形态的直观体现。
　　作为大众文化中的影像文化与当代大众的精神生活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影视剧深得大众喜爱，影视剧的这种大众意识形态又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影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2011)》以大量的事实和数据反映了2010年我国影视剧发展的新成就、新成果，其中有些数据特别引人注目。全国广播电影电视总收入达2459.08亿元，比上一年增长25.5％；电影综合效益达到157.21亿元，比上一年增长47.55％；“十一五”期间广播影视总收入以年均21％的速度大幅增长。影视剧的兴起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大众文化的成熟，满足了大众对通俗性、娱乐性、情感性文化的心理需求。随着视觉文化的普及，影像文化已经带来深刻的文化转型和变革，从而产生马克·波斯特所言的“文化重组”。在这个文化转型和变革的时代，影像文化的大众意识形态极有可能承载“塑造未来文化形态”的重任。
　　二、从文学书写到影像书写
　　影像文化作为大众文化和视觉文化的重要源泉，对传统个人独白式的文学书写方式具有强烈的颠覆性的力量。进入1990年代以后，在影像文化的大众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作家的文学书写开始有意识考虑大众的审美需求，尤其是考虑导演影像改编的需要。面对影视剧的强大社会影响力，许多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已经自觉在为影像改编做准备。这种准备不仅包括小说内容与形式的多个层面，甚至还涉及到影像的技巧和技法。毋庸置疑，影像文化的大众意识形态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文学作为一种高度个性化的艺术创造，表现为借助于影视剧的巨大传播力获得更大影响力和传播空间；另一方面，影视剧在获取了文学的养分来激活自身的同时，又以霸主的姿态对传统的文学书写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上世纪90年初，6位作家同时为张艺谋创作电影小说《武则天》的轰动事件，可以看作当代作家文学书写改变的集体发端。1993年，张艺谋对改编某一部小说已觉得腾挪余地不大，不能满足他的“再创作”需要，于是便请苏童、北村、格非、赵枚、须兰、钮海燕等6位作家写作同一题材一一唐代女皇武则天的故事，号称“同题作文，相互竞争，以便于电影改编”。因而，苏童为此写出了《紫檀木球》(载《大家》创刊号)，北村写出了《武则天一一迷津中的国王》(载《小说家》1994年第l期)，格非写了《武则天》(载《江南》1994年第1期)，赵枚写了《则天大圣皇帝》，须兰写了《谁想毒死我》(与赵枚共同出版单行本，由中国开明出版社出版)，钮海燕写了《中国女皇》(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单行本)。6位作家男女各占三位。据说苏童是第一位被约稿的，当时并没有告诉他将有其他人要写同一题材，后来担心_人写怕万一不行再改会耽误时间，张艺谋就起了再约其他作家写作的心思。逐渐由一而二，二而三，发展至6人同题。这差不多是美国好莱坞式的工作方法了。当然，张艺谋要的是小说，而不是现成的电影剧本，这是他对新时期小说隋有独钟的例证。从小说中获得的东西，肯定要比从剧本中看出的东西多得多。赵枚、须兰携手打造的《武则天》的封面上则写着“张艺谋为巩俐度身定做拍巨片，两位女性隐逸作家孤注一掷纤手探秘”的广告语。“奉命而作”的苏童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这个长篇写得很臭，我不愿意谈它。我的小说从根本上排斥一种历史小说的写法，而《武则天》恰恰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可以想象它跟我希望的那种创作状态是多么的不一样，而且一开始写的时候我就想，不能虚构，武则天这么个人物不好去虚构她的。结果是吃力不讨好，命题作文不能作，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