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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文井:教我们玩七巧板的智者_七巧板怎么玩

发布时间:2019-07-07 03:58:07 影响了:

  如果说,严井文同志是从他的“冰心大姐”那里得到启迪,学会了玩七巧板的话,那么,我就是从文井同志那里学着玩七巧板了——虽然我不是他的好学生。  1991年春节,文井同志从冰心那里得到她抄录的三首录龚自珍的诗句集成的绝句,“在再三玩味之后,引起不少震动”。于是他写信给冰心,请她“把所有同类‘少作’都抄给我”。他又认定:“谢集实乃谢作,自珍原句变成了冰心风味……后学者势必要下一番工夫,才能真正领会其中味也。”还说,“这不仅是为了研究谢,同时也是为了研究那个‘五四’”。
  后来,我和《当代》编辑部的同仁加上古典部的林东海,在1991年3月16日去访问了冰心老人。我们不但得到了八首冰心在贝满中学上学期间(1914年~1918年)集龚自珍诗而成的绝句,而且还有三副集龚诗而成的对联。此时已是91岁高龄的冰心老人同意我们把这些绝句和对联全部由《当代》刊发,以飨读者。我们虽然对冰心老人的这些“少作”也体会不深,但已经和文井同志一样感到分外高兴,于是便请文井同志撰写引导读者学习冰心集句的文章,又请林东海帮助查明八首绝句和三副对联的出处,并作简要的注释,连同文井、冰心的通信一并刊发于《当代》1991年第4期。文井同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4月3日撰成《一直在玩七巧板的女寿星——记冰心》一文,并在成稿后的1991年4月5日,给我和老朱(盛昌)写了一封信。此信具有鲜明的严文井风格,而且实际上也是帮助我们认识冰心,并教我们如何玩七巧板的,故不揣冒昧全信照引如下:
  朱、何二总:
  “记冰心”一文终于写出。此老读书多,熟悉敝国历史,尤其是百年来的英雄豪杰,贱民百姓,特别是她脑瓜至今仍然好使,下笔不凡。要我来写她,而且还必须扯上“集句”的事,时值1991年大喜之年,真是对我进行一场考试。硬着头皮,起了三个稿子,终于交卷。及格与否,二位裁决。如尚能用,请复制两份给我留底。
  此文颇难写。老子有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这东西,可释为“规律”乎?十分难说,玄乎哉?所以后面就有“玄而又玄”之说了。小子愚钝,此文中有漏洞,请二位不必追根刨底,高抬贵手。
  此颂
  编安
  文井
  四月五日晨三时
  
  其时,老朱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兼任《当代》的副主编,我则以常务副主编的名义主持《当代》的日常编务。文井同志在1983年才卸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职务,1993年才离休。我们一直在他麾下工作,他却以“二总”相称,调侃之意一目了然。而二三百字的短信,知人论世都有独到之处,又借老子的话以自辩,引人遐想。一封短信,幽默,诙谐,风趣,挥洒自如,其中蕴含的学识功力,我辈岂能望其项背。我们哪儿还有资格和能力对文井同志三易其稿的文章说三道四、追根刨底呵。此文当然是一字不改,全文照发了。
  我们当然也不会为文井同志在凌晨三时来写这封信而感到惊讶。因为下午会客,夜晚读书写作,凌晨和上午睡觉,早已成了他异于常人的作息习惯了。
  这是我做编辑工作以来,第一次比较直接地和文井同志打交道的一件事。正是这件事,让我意识到,这是一位睿智长者教我们在面对复杂事物的时候,怎么玩七巧板咧;也正是这件事,让我开始认真地思考,文井同志究竟是如有一些人所说的油滑的人呢,还是久经风雨的洗练,大彻大悟的聪明睿智的人呢?
  我知道,文井同志23岁时,作为北京知名的青年作家,于1938年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候奔赴延安,曾是延安鲁艺文学系的教师,是亲自听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人,也是直接和他老人家交谈过的人。据说,为了准备座谈会的报告,毛泽东曾经把在延安的一些文艺界人士请去谈话。那天在毛泽东的窑洞里,文井他们和毛泽东谈了整整一天,这让文井十分感动并永远记在心里。解放后,他主要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和中国作协担任领导职务,1961年才以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身份兼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文革”期间在中国作协机关参加运动。总之,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延安整风、审干、“抢救失足者”运动到十年浩劫,文井同志在主要以“左”为特征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经受了考验。那么,他是如有的人所说,是油滑世故的老运动员呢,还是经过时代风雨的洗礼而成为一个睿智正直的聪明人呢?我了解太少,只能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见闻说一点直观的印象。
  还是从头说起吧。
  1973年夏天,我从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调回人文社工作。我受命担任柳青著长篇小说《铜墙铁壁》再版的责任编辑。由于政治上的不正常的干扰,直到1974年7月我作为中央出版系统派出的唯一的援藏教师,到青海格尔木和拉萨等地工作,此书仍然无法再版。为了处理相关的问题,出版社组织了专门领导小组。文井同志是其中成员——但似乎不是主持人,当时也没有任命正式的社长。到1974年3月,“批林批孔”运动日趋热闹起来,并对《铜墙铁壁》的再版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由于各方面的反应乃至干预,以致出版社领导小组研究这部小说的再版问题时,又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书中有没有宣扬“孔孟之道”的文字?二、再查一查有没有为彭德怀“招魂”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汇报说经过全面检查,只发现第五章开头讲到会计陈绍清老汉的时候,说他“是个穷念书人,早年在私学堂教‘子曰学而时习之’糊口……”我说,现在把引用《论语》的这句话删去,也就不成问题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彭德怀”的名字早已删去,而且柳青本人主张,为了保险一点,牵涉到一些真人的地方可把实写改为虚写。如果这样还不行,那就只有把1947年陕北沙家店战役的整个历史背景改了——可这一改,也就不成其为《铜墙铁壁》这部书了。说话间,我对这样折腾一部小说的不满也已表现出来。这时文井同志便出来说话,认为既然没有把握就不要贸然做结论,并建议请李季同志来把关。“因为沙家店战役进行时,他正在陕北赶着毛驴办小报”云云。
  我不知道李季同志作何回应。实际上修订后的《铜墙铁壁》拖到1976年2月才再版。我在初夏时节收到这本书,已经行将结束我的援藏教师的工作,就要回出版社重操旧业了。但文井同志建议中的幽默成分,今天看来再清楚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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