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亲人隐瞒病情应该吗？:医生应该隐瞒病情吗

　　上海《新闻晨报》报道，大标题写着《吴敏霞父母：我们“骗”了她8年》原来母亲身患乳腺肿瘤，隐瞒病情让女儿放心备战、比赛。　　据悉吴珏明夫妇坐在偌大的伦敦的跳水场馆里，亲眼见证了女儿吴敏霞夺得奥运会女子双人3米板冠军，大病痊愈的吴妈妈热泪盈眶，前几年被查出乳腺肿瘤，一直接受化疗，但为了不影响女儿训练和比赛，一直隐瞒着。就连外公外婆去世，也都瞒着她。
　　沈嘉柯：看到新闻时我相当感慨，一方面我理解这种做法，普通疾患，为免牵挂秘而不宣，乃人之常情。我的母亲在我外出时手腕骨折，就对我隐瞒过。我自己也有过类似做法。但另一方面，重大疾病也瞒住，一瞒8年，让我觉得震惊。你觉得家庭成员之间，应该分享喜乐分担患难到什么程度？
　　朱文波：通常我们对亲人瞒报病情有这样几点考虑：尚未处于危在旦夕；无法预料噩耗给当事人带来的冲击或改变会造成何种后果；尚未找到有效的表达方式。
　　这些过程都是立足于延缓的告知而不是不告，否则我们的家庭伦理和亲情间亲密关系的基石将面临根本挑战，即便处于善意的延缓告知，我们都知道面对下次真相的澄清，可能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不告是根本的错误或者说残酷。欺瞒事实并在此氛围下生活多年，当事人在得知真相的那一刻，要追问的是那过去的种种经历哪样是真哪样是假？虚幻的情感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感体验吗？将外公外婆去世的消息也都隐瞒，更是一种荒唐和自以为是的理解，这表现出家庭伦理上的瑕疵。
　　家长或他人如何替当事人决定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谁可以保证改变造成的代价？谁可以知晓未来长时间内吴敏霞可能的生气、痛苦、沮丧、焦虑或自尊心受损？谁有把握代替吴敏霞解决一系列自我质疑：关于她的自我牺牲是否值得？关于可能的负疚感和自我憎恨；她如何理解家人剥夺了她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尤其在关乎生命里重要的那些人的生离死别。
　　沈嘉柯：吴敏霞的父母出此下策的原因，是怕影响训练。这样的事例历来不少，从亲情角度说，我觉得挺残忍。似乎我们的文化心理，尤其是长辈们，倾向于认定事业重于情感关怀。人的一生，有没有一个合情合理的价值观序列？
　　朱文波：只要深究一下，这个价值观就是“悠悠万事训练为大”，训练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各种冠军。假如这种“目的导向”的价值观越极端，那么工具化特质就会越明显，去人性化的程度就越严重。
　　尽管“成功”的定义可以有多种多样，但人的社会化属性决定了我们必须与他人保持着情感上的联系，尤其对我们重要的人，尤其在我们困难的时刻，我们需要依恋依赖，需要通过他人实现自我价值。价值观本身具有多元性，不存在哪个首先哪个次之，所以在类似问题上，强调哪一点都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理想的令人满意的状态就是依据个人资源把事业和情感有一个很好的平衡，失去平衡甚至极端化，后果都将令人遗憾。
　　沈嘉柯：再换一个角度去看，坦白说，我隐约又觉得，这样善意谎言下的生活质量反而比较高。因为其父母虽然价值观固化，但却是经过思考后，选择了秘密承担后果，你觉得呢？
　　朱文波：尽管出自善意，谎言毕竟是谎言。生活质量提高是不可能的错觉，短时间内获得某种稳定是可能的。
　　因为在紧密关系中，所有人依赖于这个关系的重要，但是只要涉及此类话题，一下变成某种“禁忌”，为了“控制”住局面，知情者在做自我牺牲和失去自我，或者为了控制情感需要用更多的谎言来掩盖事实，在情感交流上由于常常绕不开真相而无法开诚布公，所有人不管主动还是被动，都将失去一部分真实而让自己变得虚伪，形成跷跷板效应。
　　而蒙在鼓里的人最初会疑惑、焦虑，或者盲目自责，无助而变得疏离，最终知晓真相后，震惊和重新定义关系。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亲密关系的重新定义，对个人心理而言是极其严重的一次考验。
　　因为这涉及“自我意识”这一重要概念，“我”在你们中间的价值感，你我之间以怎样的方式表达这种亲密，坦诚还是委婉曲折，你我关系是否可信等等，既是担心又期待确认。
　　沈嘉柯：我不知道吴敏霞知道真相后是怎样的反应。但我试着去想象，将心比心，总觉得她会很难过很伤心，甚至多多少少应该有一些自责，怪自己没多关心父母。你会给她什么建议？
　　朱文波：就像你我一样，我们替她难过的原因是我们做了换位思考，假设了我们自己如果陷入这样的情境中，是否愿意以这样的代价获得现有的收益，答案是不愿意，也就是情感尤其亲情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是多么重要。
　　实现目标在人生的某个时刻无比重要，全力以赴去奋斗理当获得赞赏和支持。但不是所有的时间我们都沉浸在唯一目标的努力中而忽略其他，这种忽略无异于将自己塑造成一部机器，失去了对生活更宽广的感受力和体验。
　　对人来说，社会化本身需要情感，需要人与人的彼此照顾、分担与分享，需要多样的体验和感知，否则生存就会遇到麻烦，生活总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来考验你的其他适应能力。这个是必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