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悟_龙应台：角色转换之间

　　关于龙应台的新闻，总是能够吸引人们的眼球。今年2月，这位著名作家正式上任台湾“文建会主委”。5月20日，该部门改称“文化部”，她是“文化部”第一任负责人。　　从文化人“变脸”成为政府文化官员，又还原为文化人，最近又再度为官，龙应台的角色转变让人充满想象空间。写《野火集》、《百年思索》的作家龙应台，当文化局局长、“文建会主委”的龙应台，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龙应台呢？
　　驰骋文坛的“龙旋风”
　　对于大陆民众来说，龙应台最重要的身份是作家。以名作家与人文学者的身份游走两岸三地的龙应台并不乏争议。有人批评她总以“外省人式”的眼光看世界，甚至有些“缅怀威权时代”。龙应台自己说，她过去经常被台湾舆论政治性地解读为“独派”，现在又经常被解读为“统派”。喜欢她的人称她是“女鲁迅”，不喜欢她的人称她是“女希特勒”。褒贬任凭人说，龙应台还是龙应台。
　　1952年，龙应台出生于台湾高雄大寮。由于父亲是职业军人，小时候经常搬家，而在不断的搬迁中，也养成她站在心灵边缘冷眼观看世界的个性。
　　1969年，龙应台进入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后赴美攻读英美文学博士，毕业后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出国十年之后，由于想念“台湾夏日里四处漂漾的茉莉花香”，1983年8月，龙应台偕同德籍夫婿回台，任教于“中央大学”英文系。
　　龙应台以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与勇气，从《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开始，走上了以杂文批评社会的写作路线。她的文章犹如一把燎原的野火，烧痛台湾社会已久的陈疴，也为台湾社会提供一个反思的空间。1985年，龙应台写的系列文章集结成《野火集》出版，一个月内再版24次，在台湾掀起了一阵“龙旋风”。
　　1986年，龙应台离开台湾，与夫婿旅居瑞士，后到德国定居，此时她告别了《野火集》的写作方式，同时，也拓展了视野。这时候的作品有《人在欧洲》、 《从东欧看台湾》、 《写给台湾的信》等杂文集，与此同时，她也在为人妻、为人母的成长历程中，写出了一系列关心女性问题的书。
　　龙应台思索问题的深度与广度集中体现在《百年思索》一书中。这本书上下纵贯百年时序，论述涵盖东西文化，除了延续其锐利的观察之外，也蕴含了历史的沧桑与无奈。龙应台的文章也从犀利的批判转为同情的了解。
　　虽然旅居海外十多年，龙应台仍保持了对台湾的持续关注。1999年，龙应台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提出“文化就是生活”、“文化就在巷子里”的观点。
　　“学而优则‘事’”
　　龙应台曾经说过，她是儒家的信徒，总是想着“学而优则仕”。不过，她认为那个“仕”不是要谋官，而是要做事。
　　1999年11月，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专程前往德国，邀请旅居法兰克福的龙应台回台北市当文化局长。
　　龙应台接到邀请后，她的思绪很多。龙应台说她之所以接受邀请担任此职，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台北市设立文化局是第一次，史无前例，她害怕这个部门会变成市长的宣传机构、御用单位或政治的附庸。她心里是带着这些恐惧“下海”的。“说实在话，当时我答应这件事时，没想到去做官，只想到去做事”，龙应台如是说。
　　的确，对龙应台来说，“偶然”当官只是带职下放，好像进行一次田野调查，只是跟读者暂别而已。
　　当有人问她当作家与做官有什么不同时，她回答说：“刚开始涉足官场时，我觉得作家是荒野里的一匹狼，没有羁绊，不需要与任何人相处。官员是猴子，猴子是族群社会，母猴要给小猴挠痒，小猴与小猴要打架，公猴之间要互相争夺地盘。从狼变成猴子容易吗？我觉得非常非常困难，困难得不得了，觉得身心俱疲。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产生了另一个比喻。我觉得作家是绵羊，官员是狼。绵羊纯洁、天真。官员在权力的运作里头，做成一件事往往要突破无数障碍，这就要有狼的战斗性，看准别的动物的喉咙就咬。从羊变成狼也是很困难的。最近，我觉得当作家和当官的区别是人变狼的过程。我现在属半人半狼，也是蛮难受的。有人说龙应台是否在抱怨？我认为不是的。因为什么都是咎由自取。讲得好一点，是知识分子的任重道远，是自己的性格取向而落了这么一个结合，这都是活该。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不后悔。台北市的马（英九）先生给了我这么个机会。我觉得自己从前的作品是在思索。现在是我在验证自己的思索对不对。所有的羊啊、狼啊都有痛苦，都在给自己上课，使自己变得更深刻、更成熟。因此，我还是要感谢社会的宠爱。”
　　从文化人“变脸”为政府官员，日后必然会再从官员回归为文化人，起初不少友人对龙应台角色变换的成功感到疑惑，朋友们都担心以龙应台的文化人性格去当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怎么承受得了政治舞台上诸多不可承受之重？有人预测，文人性格如此强烈的她，不出三个月就会阵亡下台，李敖则比较“乐观”，预测她只能做六个月。
　　“刚开始的过程真的很苦，不足为外人道也。那时候，自己一个人回到房间里痛哭一场的机会是很多的。”她几乎已经忘了自己为公务哭了多少回，数都数不清。
　　政治人的思维和文化人到底不同。政治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一种协调，要思考如何一碗水摆平，经常需要妥协，需要让步，不可能什么都坚持。
　　以工作成果去任人批判
　　龙应台刚入政坛时，几乎整个台湾都在看。情况也确实很艰难，台湾有一句话叫“官不聊生”，当官越大越痛苦，台湾现在民意高涨，官员实实在在是仆人，谁都可以指着鼻子骂。尤其是议会非常强大，每个议员都代表一大批选民，他们对官员简直是颐指气使。
　　龙应台这样描写她接受市议员质询时的情形：
　　就在这样的一个阴冷寒湿、焦灼不安、而且荒谬透顶的冬夜凌晨3点钟，我突然发现“龙应台局长”被唤上了质询台。一个议员，刚从外面进来，似乎喝了点酒，满脸红通通的，大声说，“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
　　对着空荡荡的议事大厅，台北市文化局长说：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