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里访“大腕”|中国会

　　哥伦比亚公司投资冯小刚的电影，这是中国电影界的一件大事。特别是哥伦比亚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卧虎藏龙》之后。盛夏的一天，本片的投资商哥伦比亚公司和北京华谊兄弟太合影视公司联合为影片《大腕》在位于西绒线胡同的“中国会”举行了记者会，笔者应约从旧金山飞到北京，加入到对影片的导演和主要演员的“轮番轰炸”。这个古香古色的四合院里，中外大腕们分东西厢各自占据着自己的“据点”，记者们走马灯般地穿梭在夹竹桃与银杏树之间，探访着这个第一个真正由中国人任执行制片的合拍片。
　　Y影片的导演是人们已经在以往的多部贺岁片中熟悉的冯小刚。他的每一部影片上映之后总有一句“经典名句”流传于世。坐在东厢房懒懒的阳光中的他看上去有点漫不经心，但实际上深思熟虑，这让人想到瓦伦蒂诺。在主办单位安排的采访顺序上，我们首先采访了冯小刚。
　　《大腕》一片叙述了一个热爱中国的国际级大导演泰勒，在中国进行摄制工作的过程中，与国内为其制作工作纪录片的摄影师尤优深厚的忘年之交。泰勒在制片人逼迫下病重，尤优不得不完成以前与泰勒的一个半认真的承诺：为其操办一出盛大而又喜庆的葬礼，即喜葬。整个准备和实施葬礼的过程由于尤优的机智和窘迫而变成了真正的喜剧。对于这个故事冯小刚开门见山：“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非常有传奇性。”他说，过去他所拍的贺岁片，也是紧紧抓住“两性”，就是“人民性”，或说大众性，再就是“传奇性”。“有了这两个武器，我们的电影就会不断地取得胜利，得到民心。”
　　“我们用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来拍这部片子”，冯小刚说，这部片子不同于《一声叹息》，“它是一直行走于是与不是、像与不像之间的一部电影，我们在追求一种似是而非的效果，是喜剧又不是喜剧，是正剧又不是正剧。”对于冯小刚式的幽默是否能够得到全世界的认可，他说：“由于哥伦比亚公司的介入，它会用他们的发行手段，把这部影片推到全世界去。”冯小刚承认：“这将是对我们这种喜剧、这种幽默感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考验。”这种新的考验，对冯小刚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也就是说，他此次所面对的观众，将不仅仅是中国观众，还包括其他语种的观众。
　　冯小刚不讳言自己拍“商业电影”，而他也自信，这与好莱坞选中他进而与他合作，有很大的关系。“好莱坞本身把电影当生意来做，这是文化产业，它坚定不移、不犹豫、不含糊地走了一百多年，咱们现在还在讨论呢。人家想好这是商品，都已经一百多年。”冯小刚坦言，在这一点上，好莱坞与他比较“合辙”。能与哥伦比亚合作，冯小刚说，他要感谢中国其他的导演。“在美国，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拍商业片的，百分之十的人拍艺术片、实验电影的，这是美国电影主流与非主流的划分；在中国正好相反，百分之九十的人拍艺术片，百分之十的人拍商业电影，有时候只有百分之五。”冯小刚说，在中国，拍商业电影的反而成了“另类”。“我感谢同行导演，他们都还在孜孜不倦地拍着艺术片，使得哥伦比亚给了我这个机会。”
　　“中国电影从体制到创作受苏联电影的影响比较大，观念上也是这样。”冯小刚说：“中国长期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导演只需要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怎么把片子拍好、拿奖，钱是国家给的，他不用考虑钱的回收。”冯小刚不同，他的第一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就是贷款拍的。“我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冯小刚说：“我必须同时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成本的回收，一个是电影的质量。”
　　事实上，这部电影是一次真正的中国制造的商业电影，主创人员从导演到录音、美术一律中国制造，片场上见到的“老外”面孔反而都是各个部门的助理以及翻译等等，这也说明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经过了《卧虎藏龙》后对中国电影的极度信任和看好。
　　冯小刚说，电影无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可以拿来研究的，有对人性有新的认识价值的；一类是有娱乐价值的。“并不是说有认识价值的电影排斥娱乐性，它也需要有好的包装；有娱乐性的电影也不能说这部电影里就没有认识价值，但它们是两个方向，要看你的脚踩在哪个方向上，这不能含糊，而我是坚定地踩在娱乐这个方向上，但力争也使我们这个电影在娱乐之余，也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冯小刚以《一声叹息》为例说，他原本就想拍一个娱乐片，但他相信，这样的商业片，对于感同身受的观众来说，同样有认识价值。“《大腕》对金钱世界、商业社会的广告，对现实生活的无孔不入的冲击，对泥沙俱下的商品大潮的冲击的情境，那种嘲讽，同样有认识价值，但首当其冲的，不能没有娱乐价值，首先因为这些钱要靠片子的娱乐价值收回来。”
　　为了拍《一声叹息》，冯小刚除了把稿费投进去，还借了一百多万，但这次不同，有人投资。“人家不需要你冒这个险。”冯小刚为此多少感到了一点轻松。他需要做的是，减少影片中的地域性，使受众更广泛一些，不仅仅是中国的南北方的问题，还要考虑到不同的语种。对《大腕》故事本身，他相信中外观众都会喜欢，“把葬礼开了那么大的玩笑，以这种游戏方式来拍，全世界都会知道它的幽默在哪里。”
　　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如何理解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越有民族性就越有世界性？”“我压根就没有同意过这话”，冯小刚说：“这是一句特别气短的话，心虚，不敢面对面地和人家作战，把自己当成游击队，敌疲我扰，敌驻我打，这不对。”
　　此次《大腕》请到了加拿大著名演员唐纳德・萨瑟兰加盟。一九八六年，这位加拿大人到中国拍了《白求恩》。他在好莱坞拍的影片《恐怖地带》（《Outbreak》）和《太空牛仔》（《Spacecowboy》），在美国、中国都有为数不少的观众。盛夏的日子里，只有这位“老萨”穿西装打领带，十分“正规”。笔者只是在华盛顿当记者时天天西装领带，因为随时会去白宫、国务院等地，离开华盛顿，记者的着装是很随意的。不过，考虑到冯小刚已经和国际接轨，萨瑟兰的片酬是全摄制组最高的，他大热之天穿西装，也算合“理”。
　　回顾当时在中国拍《白求恩》，萨瑟兰仍然感到很兴奋，不过，从那时起至今，他从来都没有再访问过中国，此次再次回到中国，他感到中国的变化令他难以置信。没有来中国不是他不想来，而是一部接一部的拍戏，他无暇分身，他必须跟着片子走。
　　“抓住人物的真实与敏感，这使我在工作当中获得了巨大的满足”，萨瑟兰说：“演白求恩的时候我就找到了这种感觉。这次拍《大腕》，我和制作方的想法非常吻合，大家看问题的角度可能不一样，但共事的时候很愉快。”萨瑟兰说，冯小刚在拍片过程中从善如流，但冯小刚也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此次到北京之后，萨瑟兰和夫人一起，用他们住的饭店里的录像机，看了冯小刚的《一声叹息》和《不见不散》，用老萨的话说，不论在什么地方，这都是两个好片子。“冯小刚对生活的观察、婚姻中所发生的事情等等都非常细致，我和我结婚已经三十年的太太看完片子以后难以入睡，我们都知道冯小刚表达出了很痛苦的东西。”老萨也称赞了片中的演员，他特别称赞了冯小刚能够精确地在影片中把中美两个国家的政治需要加以平衡。
　　老萨是读了剧本之后，决定接受邀请参加这部影片的演出。他一边看剧本一边笑；与他共事过四十年的经纪人也建议他接这部戏。萨瑟兰说，他和他太太有生以来的最佳度假地就是中国，他非常愿意重返中国。
　　老萨回忆起八十年代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毕业典礼上，一位致词者说过这样一段话，“从今天起，以后的每一天都会越来越乏味，当你有了更多的钱，当你去买了更多的东西，当你有了更多的资产，你就会更加乏味。这位致词者告诉学生，一定要保持激情，激情可以战胜乏味。”这段话，给了萨瑟兰巨大的鼓舞。秉承这种激情，他在当初接下了《白求恩》这部戏。
　　每天在片场老萨都会用他那极其生硬的中文向别人问好，然后不失时机地向剧组的工作人员学习身边看到的任何事物，但是仍然是不得其所，任何中文从他那磁性的嗓子里发出来都变成了变味的英文，其实老萨当年在纽约演话剧的时候，曾经有机会学中文，但他没有抓住当年的机会。老萨开玩笑用中文说，“这个这个……那个那个……”然后不好意思地耸耸肩膀。他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好好学中文。
　　老萨称赞葛优是极好的演员，他认为葛优可以自由自在地笑，他也可以让老萨笑，但这是一种严肃到了极致之后的一种笑。老萨说，葛优是一个非常用功、也非常有天分的演员。
　　问到他此次在中国的感受，萨瑟兰感到非常自在。他是这样说的：“当我脱下所有的衣服，躺到温暖的浴缸里的时候，我沉到水下之后，却还仍然能呼吸。这是真的。这贴切地描述了我此时的感受。”
　　（本文作者里戈现任美国星岛日报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