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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封神秘的“北京公函” 　　 　　1953年8月，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安江农校做一名中专教师。袁隆平只对实验田中的各种作物感兴趣，被划为“中右”。他的父亲曾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又添了一条“黑五类”出身。而袁隆平正在悄悄进行的杂交水稻研究，也成了一条罪状。
　　“文革”一开始，袁隆平就知道自己“躲不过去了”。
　　一天中午，安江农校“文革”工作组通知袁隆平去谈话。袁隆平惴惴不安地走进了工作组负责人办公室。没想到，这位负责人客客气气，让他介绍了自己的研究，随后鼓励他“抓革命促生产”，把研究和实验搞好。同时，还把安江农校最好的一块试验田分给了他。出乎意料的峰回路转让袁隆平摸不着头脑。直到第二年，那位负责人被赶下了台，谜底才被揭开。
　　原来，工作组确实准备揪斗袁隆平来着。但在查阅袁隆平档案准备批斗材料时，意外发现了一封国家科委发来的公函。这封公函责成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要支持袁隆平的研究。
　　看着北京发来的红头文件，安江农校“文革”工作组不敢自专，带着这个函件去请示原黔阳地委书记孙旭涛。孙旭涛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老革命，看完公函，他明确答复：“袁隆平当然是保护对象!”
　　而那封神秘的“北京公函”，却给“预备黑帮”袁隆平撑起了一把“保护伞”，让他避过了“文革”的疾风骤雨。
　　这封公函缘自袁隆平发表在中国科学院院刊《科学通报》上的一篇论文。论文的题目是《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是世界上第一篇论述水稻雄性不孕性的论文，并且指明了这一特性的巨大利用价值和通过杂交培育高产水稻的设想。
　　论文甫一发表，就被时任国家科委九局局长的赵石英发现，意识到袁隆平所进行研究的重大意义。他向主管国家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汇报了此事。这才有了国家科委下发的公函。
　　国家科委的公函被发现，袁隆平幸运地躲过一劫，而且“因祸得福”。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被湖南省科委列入省级科研项目，每年能得到600元的科研经费。
　　1970年6月，当时的湖南省革委会在常德召开了“湖南省农业学大寨科技经验交流会”。怀化地区送去参展的就是“杂交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这次展览，让项目负责人袁隆平心怀忐忑。研究进行了6年，数千次的杂交试验，结果都不理想。他能有什么经验拿出去交流呢?电正因于此，“水稻杂交无优势”的论断越来越被人们相信，对袁隆平的质疑不绝于耳。
　　没想到，那次会上，时任湖南省革委会代主任的华国锋把袁隆平请上主席台就座和发言，公开表示了对杂交水稻研究的支持。
　　会后，华国锋还专门找袁隆平谈话，鼓励他说：周恩来总理经常过问杂交水稻科研的事，希望能够继续研究下去。要将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材料拿到群众中去搞，广泛发动群众性科研力量，台力把它搞成功。另一方面，华国锋向湖南省有关部门吹风，要求他们对杂交水稻研究大力支持。
　　1971年初，国家科委和农业部决定组织杂交水稻的全国性协作攻关，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袁隆平的研究升级成为了国家行动。
　　1973年，袁隆平宣告我国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基本成功。
　　1975年10月，在全国杂交水稻第四次科研协作会上，湖南省农科院提出了要在全国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种植。在“文革”尚未结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中央的重视和支持，在全国大面积推广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
　　12月中旬，主管杂交水稻研究的湖南省农科院副院长陈洪新进京找农业部领导汇报。结果在农业部招待所住了三天，等到的回答都是“领导很忙，请等侯”。
　　陈洪新心急如焚。见不到农业部领导，他干脆直接上报国务院。陈洪新凭着自己和时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华国锋的战友、同事关系，陈洪新写了一封满满四页的汇报信，信封上写明“华国锋同志亲收”，寄了出去。
　　两天后，国务院办公厅的电话打到了招待所陈洪新的房间：下午三点华副总理听汇报。当天下午，一辆小车把陈洪新接进了中南海。
　　听完汇报，华国锋当即拍板：第一，中央拿出150万元人民币支持杂交水稻推广，给广东购买15部解放牌汽车，装备一个车队，运输种子；第二，由农业部主持立即在广州召开南方13省(区)杂交水稻生产会议，部署加速推广杂交水稻。
　　第二年，杂交水稻绿遍神州。全国推广杂交水稻208万亩，增产幅度普遍在20％以上。中国的粮食产量实现了一次飞跃。
　　从1976年大面积推广至今，我国累计推广种植杂交水稻60亿亩，累计增产6000亿公斤，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养活7000万人。而时至今日，日本于1968年完成的杂交水稻“三系”配套电没有应用于生产。(摘自《北京日报》作者董少东)
　　
　　台湾：从农药岛到生态岛
　　
　　一月的台湾寒风刺骨，但周美惠拉着夫婿戴东雄在田里忙得不亦乐乎，这对穿着雨鞋在田里农忙的夫妻档，一个曾是实践大学教设计学的教授，另一个是司法院的大法官、台湾民法的权威教授。而如今年近七旬的夫妻档却亲自下田种菜，推广厨余变黄金的有机耕作。
　　“我觉得光去买有机商店的食材还是不能百分百完全放心，所以我决定自己动手做!”十几年前，周美惠就开始在台湾推广自己种菜，她把三芝的别墅改造成再生能源示范屋，更在中坜开辟了一个实验农场。
　　“要吃得健康，绝对不能有农药，农药除了会破坏土壤的酸碱度，更会诱发人体的致癌生长因子!”周美惠强调，因此，实验农场内的肥料完全由厨余做成的有机堆肥组成，“堆肥技术指导”庄玉隆指着农场旁一堆堆黑色的土堆，远远还飘来阵阵热气，那是由搜集来的厨余经过数个月的发酵形成的“黄金堆肥”。
　　庄玉隆是台湾农场经营协会理事长，对如何种出好菜很有一把刷子!“我的秘诀就是堆肥!”庄玉隆说，“我们曾经去台北的富基渔港要人家烂掉的渔获回来做堆肥，种出来的菜特别肥美!”
　　在台湾，像庄玉隆和周美惠这样热衷推广有机种植的入还有很多，但在20多年前，台湾农业受农药的伤害之深，是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
　　1979年夏，在台中，无良业者用遭多氯联苯污染的米糠油制成食用油，许多民众食用后造成皮肤溃烂，身体发黑，受害者有几千人，台湾人自此开始全面重视食物来源。当年除了多氯联苯中毒事件外，还发生了假酒事件，柴松林教授于是登高一呼，召集了几位律师与教授学者一同成立了“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为台湾的消费者权益把关。
　　消基会开始一周两次抽检市面上的各色产品，从南北干货、中药材甚至是包槟榔的著叶、新娘子的玫瑰捧花、蔬菜水果，全都拿来检查，他们自费购买这些市面上的产品，送到专业的检测机关检测，定期召开记者会向公众公布检查结果。由于消基会是财团法人基金会的性质，不带有任何营利目的，他们所公布的数据在消费者中有很大的公信力，也正因有消基会的诞生，主管机关卫生署电开始抽检市面上的各色食品并向公众通报。
　　消基会成立了五六年后，台湾台中大里乡又发生了民众因为抗议三晃农药厂污染，居民闯人农药厂要求停工的社会事件，逼使台湾政府成立“环境保护署”。
　　“台湾的农药污染如此严重，和当年的美援很有关系!”戴炎辉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戴美惠解释。台湾在国民党撤来之前，并没有以农药大量生产的习惯，即使被日本统治了五十年，仍然维持过去天然的种植方式。“但台湾在接受美援之后，为了增加作物产量，引进了美式的耕作方式，大量使用机械与农药，使台湾的可耕地受到不少伤害。”庄玉隆补充道。
　　这种大量使用化学肥料与农药的生产方式，破坏了土地原有的酸碱度，也让人体吸收的毒素不断累积。
　　根据台湾中兴大学农艺系统计数据显示，台湾从1990年到1995年，平均年农药使用量为3．7万吨，耗费41亿台币，高居亚洲之冠，号称“农药王国”。
　　有数据显示，1959年至1981年间，台湾农药严重中毒总计有28358入，其中因喷药中毒就有26877人。
　　这层出不穷的中毒事件每天在媒体上演，难免令台湾人忧心忡忡，有机农业的推广也在这个时候正式引进台湾，1985年，台湾政府开始对有机农业在台湾实施的可行性作评估，1991年正式引进日本最有名的"MOA"自然农法，接着才有了所谓的有机认证，遍地开花的有机连锁商店也在此时诞生。
　　(摘自《南都周刊》第5期 作者 臧家宜)
　　
　　外资曲线控制农产品带来隐忧
　　农产品纳入外资并购安全审查范围
　　
　　据《法制日报》2月14日报道，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今后外资并购将进行安全审查。据悉，目前外资对于农产品的控制势头已经出现，外资对于中国农产品的控制正趋向于从种子到田间管理等整个环节的控制，这样势必影响产业安全。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外资的几种控制方式给农业安全监管带来挑战。首先是外资并购方式多样。在外资禁入或者限制进入的行业，外方股东表面上只占49%股份，符合规定，但由于中方股份非常分散，或者外方不断增资扩股改变股权比例，外方拥有实际控制权。甚至有的外资已经拥有了一些产业的绝对控制权，比如杜邦先锋通过对多个种子公司控股，已成为我国玉米最大的股东。其次是外资通过收购上市公司的母公司来控制上市公司，或者通过融资等方式间接控制中方企业。表面上，国内农业企业只有少数股权属于外资持有，但是外资实际拥有控制权。
　　最近，还出现外资通过私募基金等公司控制农业企业的苗头。据悉，美国黑石投资集团牵头的几家国际财团去年斥资6亿美元，投资一家拟上市公司地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30%股权，该公司的核心资产是山东寿光农产品物流园。地利控股将以寿光农产品物流园等批发市场为依托上市，并构建一个遍布全国的蔬菜及农产品批发物流网络。
　　业内人士表示，如果地利控股成为外资进军农产品市坊的桥头堡，控制农产品的物流，无疑将影响农业产业安全，急需监管部门高度关注。
　　
　　车祸频发农村难以承受之痛
　　
　　《半月谈》第4期刊登记者专稿说，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全国范围内发生的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道路交通事故中，发生在农村公路的占54％。
　　据广西公安厅交警总队统计，近5年来，广西发生涉及农民的道路交通事故18147起，造成7938人死亡，分别占总事故数和死亡数的61．45％、66．13％。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农村客运运力不足与农民出行需求旺盛的矛盾将十分突出，农村地区居民出行难、出行不安全问题将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广西公安厅交警总队总队长韦宁贤表示。
　　事实上，要想让广大农村居民出行“走得了、走得安全、走得经济”，还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记者在湖南、广西、云南等地的农村地区采访时发现，摩托车司机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越限载人、不戴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随处可见。在一些县乡公路上，人们经常会看到一辆摩托车搭载三四个人飞驰的场景。目前，全国各地特别是偏远农村地区都存在大量非法载客的摩托车、农用三轮车和微型客车。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非法营运的利润空间大，且执法取证难，驾驶人心存侥幸。加上摩托车、农用三轮车管理的历史难题，打击摩托车、农用三轮车非法载人在农村地区困难重重。另一方面，上路车辆多与执法力量少之间的矛盾，导致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经常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
　　
　　留守儿童问题引关切 成农民不愿外出原因之一
　　
　　据《广州日报》2月16日报道，全国妇联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万，近三成留守儿童家长外出务工年限在5年以上。许多留守儿童长期亲情缺失，代管不力，已经引起了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的严重关切。
　　记者在河南省西华县采访时，不少乡亲告诉记者，留守儿童问题其实是农民工不愿意再外出的主要原因。“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不能让娃再跟我一样，宁愿少挣点，也要培养好他!”26岁的魏东伟在义乌某电子厂已经工作了6年，今年回到了老家河南鹿邑。春节刚过，义乌方面承诺把他的工资加到2600元，可魏东伟根本就不为之所动，他铁了心要跟4岁的儿子在一起。
　　今年春节回来后，魏东伟发现儿子的性格变得很古怪，“好像心里充满了仇恨一样，对任何事情，只要一不顺心就会大发脾气，”魏东伟说，“原来，幼儿园的小孩子一直在嘲笑他，说爸妈不要他了。而爷爷奶奶对他又太过于宠爱，什么事都顺着他。”
　　魏东伟到离家5公里的县城工业园区转了一圈，发现像他这样的熟手，每个月的工资竟然也有2300元左右。这更加坚定了他留在老家的决心。
　　
　　乡村防盗墙是一堵“讽喻墙”
　　
　　《羊城晚报》2月1日刊登张永歌的文章说，在古代，城墙是作为国家、城市、城池和城堡抵御外侵的防御性建筑。不想，时代已进入21世纪了，城墙仍然有着它的某种功能还可以被发掘与衍化。据报道：为了防盗，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楚门镇坑郑村岙底自然村的76户村民居然自发集资修了一道墙厚约70厘米，高7米、宽6．98米的城墙将村子“围”起来。城门上安装了磁卡门锁，村民刷卡进出。
　　对坑郑村筑城墙防盗，有人说是钱多了没处花，我看未必。而村委会主任的说法，多少能给人一点思考。他说，“村民富了，但衬里的治安状况却远不如从前。有户村民家几年间被偷了十四五次，有一天晚上，村里73户人家有7家进了小偷。”“城墙建好后到目前已近一个月了，村里还没有发生一起盗窃案。”说明“筑城墙防盗效果很好”。
　　坑郑村筑城墙防盗，说白了就是迫于一种无奈。
　　其实，城市里的防盗门、防盗窗什么的，与“防盗城墙”又有什么区别?只不过“防盗城墙”更像是一堵“讽喻墙”。
　　
　　幸福别异化成指数
　　
　　幸福属于皮肤科，是有痛痒、知冷暖的感觉，简称：“幸福感”。经过学者们的加减乘除，推导出一枝权：“幸福指数”，衍化出一堆看得见的物质装备：房子、车子、票子，幸福成为欣赏物，需要视觉，归于眼科了。
　　幸福指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追求幸福指数，结果换来一系列按揭账单，白领成为“工资白领”的缩写，从此“心为形役”。
　　眼热同事迁入大房子，奉行丁克的小夫妻俩，卖掉小房子，按揭大房子，从此富翁变负翁，房东变房奴。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出行首选地铁。如今为了活给别人看，买车开车，早出晚归，自己驮自己，自己玩自己。久而久之，肚腩凸了，钱袋凹了，火气大了，血压高了，幸福没了，只剩下幸福指数。
　　可惜，最大的误区是“比较”，理论基础就是幸福指数，时尚应运而生，勾引我们随波逐流。
　　金钱买得到灯光，买不到阳光；买得到补药，买不到健康；买得到女人，买不到爱情；买得到房，买不到家。买得到的是幸福指数，买不到的是幸福感觉。
　　(摘自2月15日《新民晚报》作者 李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