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需求曲线怎么画 [中国GDP组成结构的货币需求分析]

　　摘要：以GDP作为货币需求函数的规模变量，实际隐含一个假设：GDP各组成部分的货币需求弹性完全一致。本文以边界检验法实证表明，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支出、出口、进口的货币需求弹性相差很大，以GDP总量作为规模变量会导致估计系数有偏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的构成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可能也是导致中国高货币化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GDP；组成结构；货币需求；弹性系数
　　JEL分类号：E5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5-0010-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供应量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超常持续增长，1978年-2010年M0、M1、M2年平均增长分别高达18.32％、20％、21.38％，Mckinnon(1993)对于中国货币供应量高幅增长而物价却保持稳定的奇特现象惊叹不已，称之为“中国之谜”。对于这种现象所折射出的超强货币需求，国内外学者一直以来都极为关注，从不同角度对其原因进行探讨研究。
　　货币需求由规模变量(如GDP、GNP等)、机会成本(利率、通胀率、股票收益率)及制度变量三大因素所决定，其中制度变量是指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以外的变量总称。从现有研究来看，中国高货币需求主要从两方面加以解释：一是从规模变量快速增长角度(确切讲是从GDP快速增长角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经济总量不断增加，而货币是一种“奢侈品”，其需求弹性系数大于1，货币需求的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由此导致货币需求的超常增长，实证中GDP的弹性系数(对M2)确实几乎无一小于1(有1.137、1.3174、1.44、1.21、1.15等)；另一则是从制度变量的角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制度与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具有很多异于成熟市场经济的制度特征，为此很多学者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解释中国的高货币需求。这些制度变量有货币化、产业结构变化、政府控制、收入分配差距、收支不确定性、人口结构转移等。
　　在GDP作为规模变量这个问题上，现有研究只注意到GDP总量及增长对中国高货币需求的推动作用，而从未注意到GDP结构变化、构成比例对货币需求的可能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的构成比例发生了巨大变化，最终消费比例明显降低，投资支出、净出口重要性不断提高。这种结构变化是否也对中国的高货币需求产生了影响，是否可对中国高货币化之谜作出一定的解释，是一个值得尝试的问题。
　　二、相关研究
　　货币需求研究可谓是一直经久不衰，有关的实证文献也可谓汗牛充栋。在实证研究中，以GDP作为货币需求函数的规模变量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普遍做法，国外如此，国内也如此，在国内货币需求实证研究中，几乎都以GDP作为规模变量，如蒋瑛琨(2005)、高云峰(2006)、易行健(2006)、王宇伟(2007、2009)等。
　　在四部门经济中，支出法核算的GDP由消费支出、政府购买、私人投资及净出口组成。以GDP总量作为货币需求函数的规模变量，实际上隐含了一个假设：GDP各组成部分的货币需求系数是完全一致的，即消费支出、政府购买、私人投资及净出口的货币需求弹性完全相同。如这四个组成部分的货币需求弹性完全一致，则四者的简单加总(四者简单加总等于GDP)则对货币需求函数实证不产生任何影响。但如果四者的货币需求弹性系数并不相同，以GDP作为唯一规模变量则会导致规模变量、机会成本及制度变量估计系数的有偏，而且会忽视GDP构成比例变化对货币需求所产生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极少持怀疑态度。
　　Enzler and Johnson(1976)认为GNP3作为规模变量是有缺陷的，GNP忽视了转移支付及证券交易的货币需求。企业一体化程度提高、一体化部门产出所占GNP比例上升以及政府支出占GNP比例的提高，都会减少中间品的交易而降低合意货币需求。他认为GNP各组成部分的货币需求是不同的，其以GNP各组成部分加权构造了一个交易总额变量，其中住宅建设权重为1.5，出口权重为0.5，政府对劳动力购买的权重为0.GNP的其他构成权重为1，总权重为3，因此住宅建设、出口、政府对劳动力的购买、其他部分的系数分别为1／2、1／6、0、1／3。以加权交易总额代替GNP作为货币需求函数的规模变量，拟合优度及预测误差都得到显著改善。Goldfeld(1976)以同样方法构建了加权GNP变量，也发现实证效果相比于GNP有一定提高。
　　Mankiw and Summers(1986)认为，从交易需求角度来看，消费者交易所需的货币要高于其他经济主体，企业精于现金管理易形成规模经济，因而企业所需要的货币也较少。他将消费、投资、政府支出所占有货币比例分别除以消费、投资、政府支出所占GNP的比例，得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的M。需求弹性为1.34、0.33、0.45，M2需求弹性为1.5、0.07、0.154。货币需求实证也表明，消费支出的货币需求确实大于GNP其他部分的货币需求，据此他认为消费支出适合作为货币需求函数的规模变量。
　　以上都只是GDP(GNP)各组成部分具有不同货币需求弹性的间接证据，Tang(2002、2004、2007)则提供了直接证据。Tang(2002)以年度数据实证了马来西亚1973年-1998年的M3需求，将最终消费、投资支出、出口同时作为规模变量，发现三者的长期货币需求弹性分别为0.98、-0.48、0.94；Tang(2004)以季度数据考察了日本1973年第一季度到2002年第二季度的M2需求，发现消费、投资、出口的货币需求长期弹性分别为0.34、1.20、0.25；Tang(2007)以年度数据考察了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泰国的M：需求，发现除泰国外其余四国M：与消费、投资、出口、利率、汇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马来西亚(1961年-1999年)消费、投资、出口的长期弹性分别为1.034、-0.255、0.768，印尼(1967年-1999年)消费、投资、出口的长期弹性分别为1.647、-1.243、-0.213，菲律宾(1961年-1999年)消费、投资、出口的需求弹性分别为1.414、0.436、0.02，新加坡(1974年-1998年)消费、投资、出口的需求弹性分别为3.48、-0.143、-0.172。
　　由此来看，GDP各组成部分的货币需求可能确实并不相同，有必要将GDP分解实证。
　　三、模型简介
　　在计量经济学中，协整检验主要有Engle-Granger两步检验法及Johansen＆Juselius的系统降秩回归法，这两种方法有一个共同缺陷：即只适用于同阶变量，当变量不同阶时则检验失效，因此检验前需验证所有变量是否同阶。Pesaran(2001)提出一种新的协整检验方法——边界检验法(bounds testing ap-proaeh)，相对于Engle-Granger两步法及Johansen的系统降秩回归法，边界检验法具有以下优点：1、不论变量是否同阶，都可用于检验；2、适用于小样本，在小样本情形下检验依然有效；3、适用于解释变量为内生变量的情形。
　　Pesaran(2001)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的基础上构建非约束误差修正模型(conditional un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