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文化的屏障 以“文化屏障”看阳性语言

　　文化屏障　　“文化屏障”是社会学中对社会阶层的分界标识，意指“不同的文化身份、地位的群体，有着不同的文化资本、文化品位、文化消费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人们在这种同质文化群体中，通过交往和行动，逐渐形成了一种共同的阶层文化保护和排斥意识，即文化屏障。文化屏障可以使其他阶层的人不能进入这一阶层，也使得自己阶层的人的利益不受侵害。文化屏障优势是以外显的方式作用于阶层保护，优势是以隐蔽的方式排斥其他阶层的接触。”当然，对于文化屏障的定义并非这一种，它们大都是侧重于对社会中日益显著的分层现象的原因解释与程度的描述。简单的说“文化屏障”就是一种文化符号，没有这种符号，你无法进入相应的阶层，也无法与其他人沟通并建立联系。“文化屏障”作为社会分层的一种解释角度或者一个因素已经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该词被广泛的应用于不同社会阶层与不同种族的差异研究中。笔者将借用该概念对“阳性语言”进行评述。
　　“阳性语言”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在后现代解构浪潮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在福柯“话语即权利”以及拉康象征秩序中关键因素既是“语言”这一极具男权特征的激发下，女性主义开始意识到“阳性语言”这一“文化屏障”。父权社会中，语言的建构者与使用者都是男性，语言的建构目的在于维持父权社会的稳定与延续。就像弗洛伊德对女性的“缺陷性”的定义，或者拉康对女性深陷“想象期”的父爱般的同情，以及对女性是无法感知的神秘性的“无”的归类，都体现了男权文化的极端霸权与专断。在前女性主义者对女性受压迫根源的剖析与探求中，其最终发现妇女受压迫的原因在于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度这两个根源性的因素上，但是众所周知，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不等于问题已被解决，恰如上述，女性主义找到了妇女受压迫的原因却无法全面而有效的消解这一问题。于是女性主义者在“女性气质”“生育与养育职责”“家务与工作”等方面继续探索，以期获得解放。这些侧面的攻击并没有及时奏效，女人在家庭与事业、自我与孩子、男人与女人的分歧中愈加迷茫而身心疲惫。在女性主义经历过后现代的洗礼之后，笔者认为一种让女性收获更多的自主性与快乐的方法出现了，即批判阳性语言，意识到这种“文化屏障”的弊端，并在自我描述中与定义中突破束缚，求得解放！
　　作为两性“文化屏障”的阳性语言
　　梅塞尔认为“文化屏障”的构成需要三个核心因素：群体意识、凝聚力以及共谋。即群体成员意识到该群的存在以及自己成为该群体的资格，同时保证自己的利益与群体的利益相符，并有持续性的信息交换、策略共谋，为群体利益谋求福利。父权阶层完整的体现了这一点。男童在生物特征层面意识到性别差异之时便有了身为男性的资格认同感，他们在这个古老群体所建构的文化与话语权力优势下，积极的融入这个性别群体，并逐渐形成了除生物差异意外，心理与文化等层面的阶层观念，如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等。他们按照传统或者更加夸张的方式践行一系列不平等的思想观念，努力维护自己作为优势群体的个体以及该群体的利益。他们分享男权思想的同一性与逻辑性，坚持贬低女性的差异与感性。因为男性知道，只有自己的行为方式被置于较高的社会评价时，自己才能从中获利，统治女性甚至达到统治一切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语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父权阶层通过对语言这一文化资本的创造权与使用权的垄断，创造出男性语言并将女性排除在外，牢牢地握紧语言这一人类重要的工具，将女性群体隔离于较高社会地位。
　　父权阶层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与语言表达。他们重逻辑轻情感，重统一轻多元，重理性轻感性。在其单调、虚伪的本性的驱使下，他们发展了一套让世人追捧的话语方式、行为模式乃至思维模式。如思考冷静而理智、表达有逻辑的男人多半会因为这种特征而大受赞许，而因为感情外露、情绪失控、表达激烈的女性多半会被人认为疯狂而遭到鄙夷，即使她这样最终化解了一场灾难。这种差异在历史的积淀、社会的强化中逐渐将女性置于较低社会层。这一过程体现在这一点上，由于男性所创造的语言对于男性而言具有更强的性别先天优势，就如中国话对于中国人一样，这种母语性的语言使得男性可以更加迅速、熟练的运用这一语言，而女性则表现的迟缓而笨拙。如语言中粗话仿佛就是为男性而设立的，他们用粗话来表达愤怒、不满或者鄙夷，但是出于同样情感下女人多半只能沉默、隐忍。她们如果说了，则会被认为是“说话很不恰当、不适宜、不合体”。这种不合体就恰恰体现了语言在设置之时就有了版权的归属限定。
　　其次，父权阶层对语言的操控，将女性群体描述或定义为低于男性群体的，这种做法使得被阻碍在男性群体之外的女性，在失去进入较高层次社会群体之后，又陷入了更深的自我定义实现的怪圈之中，无法自拔。
　　父权语言的设置是在父权阶层的社会生活中创建的，其体现的更多的是男性的感受与状况，这种语言本来就是缺少对女性的描述，这导致女性无法在其中找到合适的描述与定位。这种语言、表达的却是是男性阻碍女性群体进入与其群体等同社会地位的又一把戏。对女性最常见的描述就是“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或者就像一首歌中所表达的“女孩的心思你别猜，猜来猜去你也才不明白”，这种态度是父权社会最管用的伎俩，他们将其不能形容的东西统称为“无”，这种做法极大的削弱了女性的声音与力量，甚至导致了女性对自己都无法定位的状况，这是很多女性无法求得解放之路的关键吧。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阳性语言
　　语言维持了“象征秩序”的进行与延续，就像学者鲍尔斯认为的一样，教育再生产出不平等的社会关系，阳性语言再生产出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与性别群体，笔者借助“文化屏障”分析阳性语言的关键在于启示读者意识到“屏障”的弊端，并将其推翻。这种革命性的解构，已在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中被尝试了，其虽为得到推广与持久、大范围的支持，但是这种对阳性语言的批判，是对父权思想的统一性特征的一次具体批判，将“女人并不存在”的口号广泛宣传开来，为每一个女性个体提供了源自内在的最有利存在的证明。
　　在后现代女性主义对阳性语言的批判以及对阴性语言的构建中，不难看出，语言的意义在于描述，而被描述是现实存在的依据，恰当的描述又是现状得以澄清、评估的关键，所以说女性如果想独立而自由的存在，必须有一种语言对其进行表述，这种语言即不能从他者的角度进行限定，又不可不为其他群体所接受和应用，因为得不到认可的语言是没有推广前景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者的阴性写作引起了广大女性的共鸣，因为她们借助性欲这一最普通最经常的行为及感受为女性提供了发音的平台与自视的镜子，她们听见了自己的声音，看见了自己的面容，这种阴性语言值得肯定的关键就在于它是每一个女性的声音，而不是男性的声音或者是“女性”这个类别的声音。
　　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倡导阴性语言与阴性写作，她们颂扬阴性语言的多样性与变通性，鼓励女性开放性、非统一的写作，在这种创新型的尝试中，发现女性不为父权语言所描绘的美丽的神秘，为自己的每一部份的存在发言、立论，为自己的每一次行动寻求最本源的证据，为自己独立存在进行最彻底的尝试。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激烈的批判了男性写作中的二元对立，并对两性的性欲与两性写作的关系进行描述，旨在通过个体最真实的感受为女性寻找自我的语言与独立存在的依据。与西苏类似的是露丝·伊利格瑞，她也认为妇女的解放之路在于创造出一种女性的语言以及女性的性欲体现。对这种阳性语言的反叛的最彻底的是朱莉娅·克里斯多娃，她提出了阴性写作，并认为男性可以阴性写作，这样可以突破阳性语言天下至尊的偏见，为男女平等与男女声音的平等提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建议，虽然这难于实践。
　　结语
　　可以说阴性语言的特征在于其多元性，这是其最闪耀的光芒。因为妇女社会的同一性是阻碍女性与男性平等的元凶。男权中心下的语言对男性个体进行了同一性的规定，它们罗列出一切有优势、被肯定的特征与语言表达或者行为方式，让每一个男性个体积极践行，并为女性做出定义性的描述，将女性牢牢禁锢于这种语言监狱。这种语言的弊端在于削弱女性每一个个体的自我认知，进而遮蔽其集合为一个整体的道路，迷失自我并失去群体。对于身为个体的主体的自我认知的唤醒是最必要的妇女解放的步骤，只有个体的解放与自我肯定、自我独立，才有一个有力量的、有包容性的群体，才可以从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方向进行解放的反攻。而且当今社会中，女性对妇女群体的界定也大多通过纯粹的“文化屏障”进行，如中产阶级黑人女性、失业华裔女性等，这种社会阶层的隔离也只能通过每一个个体对自我存在的最彻底、纯粹的认知之后，才能打破。如在阴性语言的语境之下，每一个女性个体认知到自己身为“主体”的关键就是发出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语言描述自己。
　　就如同拉康所言：“妇女并不存在”，什么是女人，并不会只有一个答案，女人并非是生物性别的对立，成为女人的关键在于女性利用其自由的方式。每一个女性个体都有自己最本质的存在，这不依赖男性，不依赖社会，这完全取决于自己。勇敢的拒绝男性本质性的描述，自己为自己唱出最动听的简介之歌，成为自己描绘中最美丽的人儿。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