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科学主义在近代传入中国并兴盛一时。中国的科学主义者在传播科学主义的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有两个时期的推动作用是比较明显的，一是维新时期的科学启蒙思想家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二是五四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借用“科学”旗帜来宣传唯物史观。
[关键词]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
[中图分类号]B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3－0036－04
龙观华(1966－)，男，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广东广州 510631) ；李小萍(1966－)，女，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江西南昌 330077)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8年度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子课题“近代中国科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项目编号：08JJD720027)的阶段性成果。
科学主义在近代传入中国并兴盛一时，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科学主义在中国的演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中国化进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导致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本文将对前一个方面的问题作一探讨。
一、科学主义及其在近代中国的演进形态
科学主义是一种西方思潮，而对于什么是科学主义，到目前为止，学界尚无定论，最具代表性的表述有：欧文在《唯科学主义，人与宗教》一书中认为，唯科学主义是一种取代宗教的感情态度的文化现象，即“科学崇拜”。《韦伯斯特百科词典》对科学主义的解释是：“科学主义指一种信念，认为物理科学与生物科学的假设、研究方法等对于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其他学科同样适用并且必不可少。”郭颖颐指出：“更严格地说，唯科学主义可定义为是那种把所有的实在都置于自然秩序之内，并相信仅有科学方法才能认识这种秩序的所有方面的观点。”霍布斯认为科学主义“相信科学能回答所有的人类问题，它使科学成为哲学、宗教、习惯方式和道德的替代物”。《当代西方思潮词典》认为：“科学主义，亦称唯科学主义，一种科学崇拜思想，认为科学是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主，声称科学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甚至能检验精神、价值和自由问题。”
从以上表述可以看出，“科学主义”是英文“scientism”的中文意思，亦译“唯科学主义”。它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和科学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哲学体系中有着不同的形式，从而在不同的学者那里有着不同的界说。在我国，学者们主要是在西方科学主义理解的基础上，对科学主义加以仔细的辨明和具体的区分，既有中性论断也有批判之辞，但大多数还是从贬义的立场上去理解、分析和使用这一术语的。
至于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形成，它是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密不可分的，就历史源头而言：“中国近代科学主义的某些观念可以追溯到17、18世纪，亦即所谓明清之际及清代中期。这一时期重要的文化变迁首先表现为与传教士东来相联系的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为了使其传教活动能够顺利展开，借助了宗教之外的手段即具有普遍性品格的科学，来缓解价值冲突对传教的心理排拒。这在客观上带来了中国科学思想的一次大的启蒙，在部分国人的心中播下了崇尚科学的种子，但在18世纪的后三分之二的时间里，中国再次把大门紧紧关上，对科学的介绍被推迟到19世纪。
那么，进人19世纪，科学主义在中国又是如何形成和演进的呢?“我们通过对中国一个多世纪的科学发展的历史考察，认为科学和科学主义在中国演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生成期(1860～1895)、建制期(1895～1915)和渐趋成熟期(1919～1923)，相应地科学主义呈现的文化形态分别为：器物形式、制度形式、价值观念形式。”李侠等人把科学主义在中国的演进过程分为生成期、建制期、渐趋成熟期，有其合理性，但从生命的诞生、成长、成熟、衰亡过程来看，把生成期、建制期、渐趋成熟期改为酝酿期、形成期、成熟期，似乎更合理一些，这三个时期在历史事件上分别对应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五四运动，在文化形态上对应器物形式、制度形式、价值观念形式。
从一个侧面看，近代中国的科学主义就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形成的。从鸦片战争开始，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之“用”与中学之“体”开始结合，科学主义呈现的文化形态为器物形式，这是科学主义酝酿时期的表现形式；维新运动时期，随着认识的深化，开始关注器物层面背后的思维方法开始受到关注，科学主义呈现的文化形态为制度形式，科学得到泛化，标志科学主义形成。到五四运动前后，科学主义呈现的文化形态为价值观念形式，这是科学主义成熟时期的表现形式。
二、科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推动作用
科学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或多或少地带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相伴而行的。在这个相伴而行的过程中，中国的科学主义者在传播科学主义的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毫无疑问，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具体地讲，有两个时期的推动作用是比较明显的：一是维新时期的科学启蒙思想家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二是五四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借用“科学”旗帜来宣传唯物史观。
(一)维新时期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
在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回溯自己的思想演变时就承认他是在《西国近世汇编》等书的影响下，才“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的。他于1884年“始演大同之义”，1885年“手定大同之制，名日《人类公理》”。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把近世的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看成是一种贫富之争，把共产主义学说看成是“均产之说”。梁启超则认为《大同书》的理论就是社会主义理论，他说：“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哲学也。”梁启超在分析社会主义产生的原因时，也认为这是由于贫富差距问题引起的，他说：“此近世贫富两极之人，所以日日冲突，而社会问题(即社会主义)之所由起也。”在维新思潮中，社会主义学说的表述不一定准确，但已零星可见，这可以算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的最初表现。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翻译为“然必事各视其所胜，养各给其所欲，平均齐一，无有分殊”。严复也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平均财富、平均分配”的学说。这些观点，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理解。而这样的理解恰恰是渊源于中国科学主义酝酿时期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器物观的视野下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过程中把西方的共产主义学说带到了中国，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