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歌曲大全100首_蒙古史诗的灾难意识与“刚”性之美以汉译版本史诗为中心

　　蒙古史诗中对灾难的表达采取了曲折、隐晦的方式。这种方式将蒙古族人民的灾难意识置于幕后，表现了一种面对灾难的独特心灵应对方式，即以对英雄及其活动的赞美、将自然灾难看做“天意”等方式来掩饰其悲剧性表达。这种独特的灾难意识背后有深厚的美学积淀，其缘由在于蒙古族人民审美观念中独特的“刚”性之美。
　　[关键词]蒙古史诗；灾难意识；“刚”性之美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183－06
　　杨晶(1975－)，女，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青少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人类学、社会学。(北京　100102)
　　通过史诗来认知民族美学的特质本来是常规研究手法，但对于那些以汉语为母语的研究者来说，民族语文书写的民族史诗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因此这带来了用汉语史诗版本来研究民族美学的合法性问题。同时，也开启了“非本土传统”以外的研究世界如何才能进入研究情境的理论探索。利用蒙古族史诗的汉译版本，以灾难意识为切入点，进行深入开掘，解析其背后隐藏的美学因素，不但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探索，更是对蒙古族美学特征的一次集中检视。
　　一、史诗汉译版本考察的理论缘起
　　进入汉译本的蒙古史诗并以此为据进行相关的阐释本身是危险而无奈的，因为研究者不得不随时面对数量有限却又难以溯及本源的史诗译本。对于史诗研究而言，“田野与文本”之间的矛盾并非一个新话题，在20世纪50年代及80年代大规模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过程中就已出现，只是在近些年的研究中由于新方法的介入(如人类学)等，将原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阈扩展，史诗研究由过去的“汇编”之路走向“田野之路”且越来越成众家之宠，“田野与文本”之矛盾由是更为彰显。这对于史诗研究来说，一个直观的益处就是反思在文本整理、移译、转换、写定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随时保持警惕已成为史诗研究者的本能。如有的学者较早地提出了“民间叙事传统的格式化问题”，认为格式化文本违背口承传统法则，掺杂了参与者大量的移植、改编、删减、拼接、错置等并不妥当的操作手段，致使后来的学术阐释，发生了更深程度的文本误读。而对此的应对措施即是从认识论角度引入“叙事语境一演述场域”，这一实现田野主体性的研究视界，从而期望探索一条正确处理史诗文本及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信息的田野研究之路(换言之，即对史诗动态文本的完整把握，笔者)。应该说这样的理论构想确实有的放矢，是对“文本与田野”问题的一次非常有益的探索。但这一方法论的实现却有一条隐含的原则，那就是研究者必须是以研究对象的民族语言为母语的，且要达到精通并能用于研究的水平。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广大研究者来说，这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天然屏障，尽管通过后天努力有些人能够达到一定水准，但这毕竟是少数，而对“本土传统”以外的广大研究世界，这条路几乎无法通行。那么汉语世界或者说“非本土传统”以外的研究世界如何才能进入研究情境?并且保持这种研究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史诗传统信息表达的研究呢?
　　或许一条现实的捷径即是寻找理想中的文本，通过对理想文本的阐释尽可能地减少误读，最大限度地迫近史诗的本质，从而有利于民族气韵和灵魂的生动表达。就史诗版本而言，经籍本一般被认为较为全面、真实地保存了史诗在某一历史发展阶段的原生面貌，是研究史诗的原始形态、发展流变弥足珍贵的资料。经籍翻译本是指经籍本翻译成的其他文字的版本，是研究者借以了解、研究史诗的重要工具。就蒙古族史诗而言，笔者在仅有的十几种史诗汉译本中选择了经籍翻译本为主要阐释对象。据笔者统计，现有较完整的汉译本蒙古史诗约14种，《江格尔》的译本就有四种。同时，也要看到“史诗的稳定并不在史诗本文的语言层面上，而是在核心主题层面和惯用表达方式上”，因而对蒙古史诗文本的选择过程中，需着重以史诗母题和基本表达方式较为完善的版本为阐释对象，并辅以比较对照。具体而言，中国的蒙古史诗有三大分布中心，即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巴尔虎地区、哲里木盟扎鲁特——科尔沁地区、新疆一带卫拉特地区。而国外学者把中国以外的蒙古英雄史诗的分布分为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和蒙古国的喀尔喀及西部卫拉特等四个流传中心。这样蒙古史诗共有七个分布中心，而在国内外的研究惯例中又把整个蒙古英雄史诗归纳为三大系统，即布里亚特系统英雄史诗、卫拉特英雄史诗、喀尔喀——巴尔虎系统英雄史诗。虽然蒙古史诗分布广泛，异文较多，但从整体上说却集中于一定的主题，即英雄战胜“蟒古思”(恶魔)；也有一定模式，即英雄经历磨难和考验，借助外力最终打败蟒古思的叙事方法。或许由经籍本和核心主题两项限制性条件，能够保证本文论述最大限度地贴近蒙古史诗的原初信息。
　　蒙古史诗中的“蟒古思”是神话形象，古代镇压蟒古思的神话史诗反映了蒙古先民战胜自然灾害(尽管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蟒古思的形象也注入了新的特征和含义，但其最基本的代表灾害的内涵却沉淀下来)和与其他氏族、部落之间进行的战争。这一论点在为数众多的汉语论文或民族语言论文中早已成为共识，然而，在为数众多的蒙古史诗中，几乎没有对灾难的直接描述。那么蒙古史诗有无对自然灾难的叙写?如有，又以何种方式表现蒙古族人民战胜自然灾害的过程和结果?这种方式表现了怎样的灾难意识?蒙古先民面对自然灾害心灵应对方式又是怎样的?对于这些问题的有效回答将引出对灾难意识背后的美学缘由更为深入的思考。
　　二、蒙古史诗中的灾难表达及范式
　　如前述，在为数众多的蒙古史诗中，几乎没有对灾难的直接描述。这与蒙古史诗的自身特点有关，“和《伊利亚特》、《奥德赛》等欧洲古典史诗相比，蒙古英雄史诗表现出两个特征：(1)缺乏真实的历史事件原型；(2)不具备悲剧性。”因为没有悲剧性描述，蒙古史诗常常采用象征的手法来曲折地表达对自然灾难和战争的抗争。一般来说，蒙古史诗中对灾难的表达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一是对象征自然灾难的“蟒古思”的战胜，另一种是对大自然的赞颂、敬畏。其中前者表现多以曲折、隐晦的方式，而后者表现则为直接、明朗的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对宝木巴的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