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尽头的期盼】 大江大海

　　“从前人人问我：‘你在何处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吾今直言答之革命思想系从香港得来。”这句话是孙中山先生所说，其时乃是先生最后一次到港，在香港大学对学子们进行演讲。时势所至，风云际会，一位时代伟人，伫立在边缘地区的港岛，忧心华夏民生的悠悠大事，却开始在香江环绕的弹丸之地。
　　孙中山先生是时代的伟人。只是时代的伟人，往往成长在边缘地区。
　　即使在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的声望如日中天之际，他的言论也似乎并不能被大众接受，即使是文化界知识分子，更推崇的是“康粱”与“章黄”。原因简单而痛心，因为孙先生并没有“功名”。没有“进士出身”，不是翰林；不通“四书五经”，不是鸿儒。在百年前的中国，如此身份，即使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身份，也因其所掌控的军事实力薄弱，不能够掌握话语权，这是无奈的现实。也正是这种无奈的现实，给予了孙先生与香港千丝万缕情缘。孙中山与香港情缘
　　无奈的现实下，真正给予孙先生帮助的，是香港。孙先生在香港完成了部分的中学学业。又从1887年开始至1892年，在香港大学的前身之一香港雅丽氏医院西医书院，完成了平生唯一的“文凭”。孙先生在香港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积累了先进的科学知识，并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有了萌芽式的了解。后来孙先生曾经表示，在这段时间内其以伦理思考基督教觉有未妥，在阅读大量哲学著作后，更趋心于“进化论”。只可惜的是一番造化弄人，
　　“刚毕业就失业”的状况，不仅在今天社会有所体现，百余年前，孙先生就是一位率先尝到这份辛苦的人。当时在英国殖民之下，扮演者**代理者身份的香港，实在容不下一个私立学校出身的毕业生。无奈，孙中山先生只能离港。
　　边缘之地的香港都不能容身，迫于生计，此后更作何想?此时收容孙先生的，是比香港还要边缘的，澳门。随之的两年内，澳门镜湖医院为孙先生提供了行医的机会。借此孙先生在澳门，接触了来自万木草堂康有为的学生，受到了维新思想的启迪。同时孙先生的乡贤与知交，郑观应此时正在澳门著书《盛世危言》，郑观应对时势政局体幽入微，其对孙先生的影响也自不待言。在上书李鸿章未果之后，孙先生结束了这段行医的日子。在1895年1月，他怀着壮志满怀，回到了似乎是他命中注定的“革命摇篮”，香港。
　　“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心信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这是孙先生的名言金句。以这份坚定不移的决心，在当年2月，孙先生与几位挚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等人谋划下，兴中会横空出世，总部就设在中环，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孙先生亲笔的《兴中会章程》中，还有激昂慷慨的誓言，“拯救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兴中会成立1年内，会员就已经达到3000余人，孙先生随即筹划在重阳节乔装扫墓人，炸毁总督府，奇袭广州。
　　香港的革命气象
　　广州起义的第一站，即谋划在香港。孙先生还精心设计缝制了青天白日旗，以代替清朝的黄龙旗。无奈再一次天意弄人，就在起义的前一天。叛徒告密。从日本运进的六百只新式**，在海关被检查出没收。由香港去广州的后续起义队伍，也因途中受阻无法按时到达。孙先生又是由广州，经顺德，从香山唐家湾，转至澳门，最后返回香港。可是当时的港英政府，为讨好清朝当局，禁止孙先生在香港定居。孙先生只能在香港短暂停留一天，之后开始了他十六年，身在国外的流亡生活。
　　1900年，孙先生又派陈少白到香港，创办《中国日报》。设立总部，组织起义。1911年震惊中外的“黄花岗起义”，同盟会的统筹部再次设在香港。孙先生与黄兴，还曾亲自在香港李纪堂先生的青山农场进行的准备。起义再次惨遭失败，然而孙先生却看到，“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虽然此役之惨烈，“草木为之合悲，风云因之变色”，但孙先生以为黄花岗起义之后，“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队伍役并寿”。“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终于在“黄花岗起义”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辛亥革命向世界宣布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伟人肩膀的期盼
　　孙中山先生是开创时代的伟人。时势造英雄。造时势之英雄必是伟人。
　　孙先生在当时虽然没享有话语权，但在百年辛亥之际，阖棺定论，尤显伟大。二十世纪史学宗师钱穆先生，在其极有影响力的著作《国史大纲》中，即以孙先生之“三民主义”为全书作结。牛顿说，“我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孙先生名副其实．是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伟人。巨人的肩膀不好站，多数人只能在巨人的身影下仰望，被耀眼的光环迷茫了双眼，又或者因为气量的狭小，只顾着和巨人攀比身高。难以“精益求精”，向巨人的肩膀上迈进。孙先生的深刻主张，高超见解，多是站在中西数位巨人的肩膀之上。实在是难能可贵。
　　中华大地之于香港，多数人愿意“母亲”为喻，用来比拟内地地区对香港的支持与援助。然而香港有何尝不是站在华夏、英伦等数位巨人的肩膀之上。香港的文化经济腾飞，是时势所造。香港的开放气息，民众的勤劳刻苦，使得孙先生存此获得人生起步最重要的支持；然而英国殖民时期，直白直面的利益关系，也使得孙先生举步维艰，难以发挥更大影响。只是孙先生就是孙先生，物资贫乏，照样可以做出惊人伟业；环境简陋，依然成就大思想、大文章。在时势既定的现状下，能自身率先走出一步，进而引领一批人都走出这一步，就是开创时代的伟人。
　　“我有如游子归家，因为香港与香港大学乃我知识之诞生地”，孙先生如是说。1978年，孙先生随母亲，平生第一次来到香港的时候，只有12岁。当时他感到的只是，“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恭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此时他可能未曾想到，日后他真的在此进行西学的学习，而他肯能更加想象不到。日后的香港，会成为其6次起义的策划基地。而一转眼，孙先生远去至今，已然八十余年。但是香港人对他的思念，依然如新。
　　2009年底上映的电影《十月围城》，就是以孙先生在香港筹划反清起义的故事为背景。时隔百年，一段历史重现人们眼前，再次打开了尘封的记忆。思慕孙先生的伟大。如果说伟人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话，那么伟人思想的神光。伟人精神的高度，就会孕育一批又一批的巨人。这批巨人介乎于“时势所造”与“开创时代”之间，虽难比孙先生“拯救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心量，但是有益与一时一地，自不待言。
　　一批巨人的开创
　　翻看百年香港历史，多少位文化名人，多少位商业巨子在此诞生；多少位文化大师，多少位英雄豪杰，在此展开辉煌事业。他们和孙先生一样的地方，在于无论身处何种环境，是辉煌无比光鲜亮丽的顺境，是暗淡抑郁悲愤沉积的逆境，他们都不甘于此，自己都想要多走出一步，纵使改变不了环境，依然拥有达观人生。这一批巨人都迈开步伐，向前一步一步迈进的时候，香港，也自然随之而动，领先其所在时代。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这是孙先生流传下来唯一的一首完整的诗作。斟酌诗句，品味诗人，怀想这位并无“功名”的孙先生，体会这首是怀念萍浏醴起义烈士的诗文。颇觉孙先生诗心真挚，文童锦绣，方知孙先生以“革命”为天下知，然天下又何能知孙先生之万一?孙先生曾说：
　　“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这位伫立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代伟人。或许正是因为他肩上的历史使命，才要让他进学不已，日新其德。当我们在记忆中、历史中遥望向孙先生的背影，不免期盼在大江尽头，更有绚烂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