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的倾覆与“用”的嬗变】 倾覆

　　摘 要：政治制度的建立与本国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植根于农耕文明的儒家文化达成精妙的耦合，形成了“其表在政、其里在学”的政教一体化体系，科举制度的创立加强了传统政治制度的内部整合力。进入近代，在西方近代文明的强大冲击面前，儒家文化因缺乏自我更新的机制而日益保守衰落。缺乏文化价值核心的传统政治制度面对西方宪政思想的逐次传入而产生了抵牾，并引发从洋务派、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关于政体思想的嬗变。中国政治制度转型仍在艰难继续，其成功转型的关键在于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
　　关键词：政治制度；传统；宪政；转型
　　作者简介：陈沙金，男（1988.3. 27-），民族：汉，籍贯：浙江丽水，学位：学士学位； 专门史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6-0-02
　　引言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体”、“用”。一个国家的组织机构和价值观体系是“体”，社会内部的各种物质层面乃至制度则是“用”。[1]社会结构的转型一般以文化和思想的革新为先导，文化与思想的革新最显著的影响表现为政治制度的除旧布新。如钱穆先生所言：“政治制度必然得是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外国移来，也必然先与本国的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2]因此脱离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有文化就难以理解近代中国政治制度转型中的艰辛，离开了近代中国东西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特征，就无法理解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徘徊里的嬗变。
　　一、凝固里的僵化：政教合一的千古帝制
　　古代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农耕文化注重社会稳定的特色决定中国立国规模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结。因为农耕经济缺乏必要的储备无法支配起强大的横暴权力对外征服。[3]因此农耕社会希望的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维持稳生产环境，推行仁政，不违农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系统性的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成型秦汉时期。这一套制度是伴随着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帝国的建立而应运而生。秦帝国的建立使得君权的集中和分封体系的瓦解，一方面使原有社会中的贵族士子失去了其的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加强了他们的文化权力。[4]在先秦的百家之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主张克己复礼、仁政王道，注重礼仪道德、人伦教化。而中国社会结构一种差序格局即有如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形成的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一个人都是他的社会关系所推出圈子的中心。其基本特性就是人伦。[5]故而儒家文化很好的契合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基层社会，并于乡土社会中的宗族制度相结合形成了维系基层社会稳定的教化权力。刚刚诞生的大一统王朝的帝王专制制度需要一种价值体系和信仰使自身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而文化需要借助王权的力量来加以传播扩散。正是这样的双向需求，汉朝儒生董仲舒杂糅儒、法、道、五行、阴阳学说创造出了迎合大一统帝国制度需要的汉儒。儒学为帝制皇权披上了道德外衣，同时皇权也赋予了儒学崇高地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统和道统这样双向地互动、顺应，再经历汉以后历代帝王的倡导，中国传统社会最终形成了“其表在政，其里在学”的政教一体化。
　　到了隋唐期间，科举制的创立进一步完善这种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科举考试自然把能够提供积极有为的治国方略和非常适宜传统农耕社会特点的儒家学说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要求应考士子既能通经致用，又须略具文采，阐发经义不能脱离儒家经典。科举考试使得儒家学说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使之成为传统中国占支配地位的价值体系。通过科举考试的士子获得国家赐予的功名利禄，参与国家的行政管理，因为又获得了一定政治权力，这就加强了士人对帝国的向心凝聚力。这样的政治文化组合之下，儒家的价值体系和科举制度相结合，造成了中国独特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中国传统社会中读书、做官、地位通过科举制度有机的联合在一起。科举制度成为传统社会中一个有效而稳定的文官机器，成为了很好的社会整合者与凝聚力。[6]
　　在以伦理为中心、以政治为本位的儒家伦理政治文化主导下，专制帝制精妙的耦合了中国农耕社会的经济基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农耕社会的社会变迁缓慢，儒学获得独尊地位后虽然自身有着强大的包容性和多样性而表现出极其顽强的生命力，但是由于缺乏其他文化思想的竞争和强有力的异域文化冲击，日渐趋向于保守，呈现出自我凝结的态势。这一因素反映在政治制度层面表象为专制制度的不断强化和科举制度的僵化。文化道统因儒家文化的保守自大而不断凝固，政治统上的制度则在稳定的集权趋势下日益僵化。
　　二、冲击中的嬗变：政治文化与传统制度间的抵牾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闭关锁国时代进入了不平等条约时代。西方的商品、宗教、文化思想随着东侵的西力，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中国的传统社会再也无法停滞在过去那一种凝固状态，而是不断地发生一系列的裂变。因为“对于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入侵，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入侵，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更快更深入”。[7]纵观晚清60余年的历史发展，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面临西方文化思想的挑战不断地做出反应，文化思想上激荡引发着政治制度的一步步嬗变。
　　西学对中国的冲击是缓慢的，又是持续和深刻的。清人对西方政治文化的把握深得要领，他们将西方近代政体的理解分为三个方面：国会制度，宪法体系，责任内阁。最早在中国得以传播的是国会思想，但其主旨在于时人了解西方趣闻、野史、好奇者言论和天方夜谭的层面，其社会影响力极为有限。1853年的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使得西方政体学说的传播出现崭新面貌。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表面上将西方宗教文化为旗帜，形式简单并带有空想性质。洪秀全和他的战友在文化在排斥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同时，在政治制度上却基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帝王之制。这只是一种王朝更替式的革命。但是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洪仁玕设计的学习西方的蓝图《资政新篇》充满新意，此蓝图的很多方面都是从制度领域尤其是政治制度方面来立论。太平天国失败，《资政新篇》的不少历史遗命却由其太平军的对手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所继承。[8]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的几十年里，清政府的统治者和不少开明官员确实意识到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危机。他们致力于模仿和采用西方的设备，以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但这些传统社会旧有的政治精英毕竟受到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束缚，他们往往徘徊在新旧之间，即表现出对新东西的向往，又对那即将逝去的旧传统的留恋。因此“中体西用”是他们改革宗旨。洋务派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不感兴趣，对西学停留在器物的层面。然而引进机器需要引进技术，从引入科学进而需要引入新学问，从接受新思想进而要改革制度。且伴着洋务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关系的改变，政治体制的变革迟早要提上日程。[9]1894的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给蕞尔小国日本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也预示着中国传统文明的颓败不可挽回。戊戌维新思想取代“中体西用”观，开始大量西方政体学说。国人对西学的领悟也从感性的“力”的浅层次深入到理性的“智”的层次，引起了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次大融合。维新思想很重要的表现在政治制度上的除旧布新。但维新派的改革激进又脆弱。理论的待成熟使得改革变法方略设计带有极不成熟的象征。在百日维新的103天中，光绪皇帝发布的有关改革的谕令就有230多道，牵扯方方面面，由于急于求成，大多数变法诏令的出台杂乱无章，不具有可操作性。维新短时而败，但维新初步奠定了新文化结构体系和对新政体进行了启蒙宣传。[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