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境冒险_都市感性与历史谜境：当代华文小说中的推理叙事与转化

　　摘要：位居亚洲之中的华文世界，接受自西方跨国传播的推理/侦探叙事，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作为大众文学叙事中的强势类型，推理以其所具有的现代性特质，及对时间与空间的敏锐反映，提供都市文明与历史文化等严肃议题连结的多重可能。因此这样的叙事形态，也深受华文世界的纯文学作家喜爱，作为创作上重要的“叙事容器”。以当代台湾与中国大陆作家的作品为例，探讨其如何成功挪移并转化推理叙事，一方面透过架构死亡的谜团，呈现都市文明的商品符号体系，介入青年男女的爱情构图，建构新的都市感性；另一方面透过历史想象与推理的次类型间谍叙事，寻找被消音的英雄真身，重写背叛与自由的寓言，进而建构华文小说新的结构方式。
　　关键词：华文小说；推理小说；侦探小说；都市；历史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2）4-0085-13
　　一、与类型相遇：大众小说
　　叙事的跨国传播与接受
　　在各种跨国文化翻译与传播的现象中，大众文学/文化（Popular Literature/Culture）最能表现出亚洲与西方之间互动模式的复杂性，尤其是目前大部分盛行于全世界的大众文学类型，诸如推理（Mystery）/侦探（Detective）/犯罪（Crime）、科幻（Science Fiction）/奇幻（Fantasy）、恐怖（Horror）/惊悚（Thriller）/悬疑（Suspense）等，无一不是19世纪才开始在西方诞生茁壮，并且随着殖民现代性的跨国传播，快速地散布到世界各地。
　　而对于东亚各国来说，也正是自19世纪中期以后，透过不同的跨国传播途径与接口，逐步接受各种大众文学类型，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地的文人也都是在此阶段开始受到启蒙。陈平原曾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提到，晚清文坛上最受欢迎的两个外国小说人物，一个是茶花女玛格丽特（Marguerite Gautier），一个便是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不过《福尔摩斯侦探案》引发的知识分子回响与模仿创作，却大大地超过了《茶花女》。①无独有偶，台湾知识分子也分别透过古典汉文与日文两种语言途径，分别接受了不同的推理小说译本并进行创作。正如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所提到的，新式科学所带来对现代文明的想象，也促成中国科学与科幻小说的萌芽，②而台湾在进入日本殖民地阶段后，也开始出现作家运用科学鉴识等新知创作推理小说。③或许正因为立基于20世纪最重要的知识典律——科学之上，因此推理与科幻这两个类型在华文世界的影响力，也最为深远。
　　的确，不论是哪个时代的作家，都有着丰富的大众类型阅读或书写经验。荒江钓叟1904年发表于《绣像小说》的《月球殖民地小说》，可以说是华文世界最早的科幻小说，其后包括包天笑的《世界末日记》（1908）、老舍的《猫城记》（1932）、许地山的《铁鱼的鳃》（1940）等，都可以看到纯文学领域作家对科幻的尝试。1950年代政治局势开始明朗之后，科幻小说在中国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开始建构对未来的想象，包括郑文光的《从地球到火星》（1954）、童恩正的《古峡迷雾》（1960）、肖建亨的《布克的奇遇》（1962）都是这阶段的代表。而**期间中歇的科幻发展，在叶永烈、刘兴诗、宋宜昌、郝应其等作家的投入下，在1980年代初期又掀起了新的热潮，④不仅有多本杂志如《科幻海洋》、《科幻译林》、《新蕾》等发行，每年至少都有20几种外国科幻小说被翻译出版（1981年更高达56种），⑤可以说是风行一时。
　　而在台湾，由于1895年开始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因此出现复杂的语言书写系统。当时古典文人透过书店系统，阅读引进自中国大陆出版的古典汉文翻译本，从科学新知、科学/科幻小说到侦探/推理小说，无所不包；不过当时书写科幻小说者较少，科学思维反而多半展现在推理小说上。直到1946年，台湾大众类型先驱之一的叶步月，出版以日文撰写的科幻小说《长生不老》，被认为是目前可考的台湾人所写的第一本科幻小说。不过要到1970年代，科幻才真正开始成为台湾作家热烈拥抱的大众类型：1969年张晓风结合***与中国文化生命观的人造人小说《潘度娜》可谓先声；1976年张系国开始于《联合报》副刊开辟译介世界科幻的专栏，并自己陆续发表科幻小说，集结成《星云组曲》（1980）、“城”三部曲（1983～1991）、创办《幻象》杂志（1990），科幻逐渐在纯文学场域成为一个强势的书写趋势。包括张大春、林耀德、平路、黄凡等都受到这股魅力的召唤，大量透过科幻小说，拟写未来的都市文明与新的空间图景，甚至将历史小说与科幻进行结合，透过科幻小说的独特形式，以未来隐喻今日的历史。⑥而进入1990年代，透过纪大伟、洪凌的实验，将性别与后人类的思潮带入科幻，整体发展达到了最高峰。
　　除了科幻，推理类型也是华人世界小说家的共通语言之一，包括像钱锺书、王安忆都是推理小说的书迷。王安忆对英国谋杀天后阿嘉莎·克莉丝蒂（Agatha Christie）的喜爱，甚至让她在2006年出版了论著《华丽家族：阿嘉莎·克莉丝蒂的世界》，⑦而她对古典推理（Classic Mystery）的喜爱，来自于她认为那是最日常不过的风景，⑧因此在她为瑞典犯罪小说家斯蒂格·拉森（Stieg Larsson）的《龙纹身的女孩》撰写书评时，以《优雅的破案已成追忆似水年华》点出该书侦探角色的弱化，以及小说中高度着墨的现代文明与社会黑暗，展现出她对古典推理在当代推理类型中颓废与殒落的感叹。⑨而根据曹正文的说法，1980年代后共有超过两千种的外国推理小说被翻译，总印量达到五千万册。⑩而任翔也认为，在翻译推理小说占中国图书出版市场整体的四分之一的背景下，吸引了大批的纯文学作家，如钟源、蓝玛、李迪、王朔、范小青、叶永烈、叶兆言、海男、余华转而投入推理小说的创作，并造成很大的影响，{11}成为1980年代推理小说发展的重要代表。
　　在台湾，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几位在战后执牛耳地位的小说家，包括叶石涛、钟肇政、郑清文，其实在青年求学时期，便已透过日文的途径接触推理小说。因此到了1980年代林佛儿创办林白出版社与《推理》杂志时，他们都成为参与的主力，或是担任编辑顾问、文学奖评审、小说翻译。如叶石涛就曾翻译过日本推理大师松元清张的《红签》与《诈婚》，钟肇政也翻译过连城三纪彦《一朵桔梗花》、赤川次郎的《迷幻四重奏》及松元清张的《青春的彷徨》、《卖马的女人》等。而战后时代的作家包括李昂、张大春、林耀德、朱天文、朱天心、平路、詹宏志、唐诺（谢材俊）、杨照等，不仅大量阅读推理小说，更有其不同的支持作家与派别。詹宏志跟唐诺不仅是台湾1990年代欧美推理小说翻译出版的重要推手，唐诺更曾经化名马波，在1992年出版了一本具后设意味、大量挪用克莉丝蒂典故的《芥末黄杀人事件》。这些作家的积极跨界参与，正说明了台湾纯文学与大众/推理文学场域之间互动的复杂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