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反馈机制【气候危机的哲学分析及应对机制研究】

　　摘 要：由气候危机引发的各种话语权的争夺、责任的分担以及集体行动的困境等造成了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强力冲击。事实证明，国际社会只有站在全球发展的高度，批判地扬弃片面利己的功利主义的价值理念，才能促进全球应对气候危机集体行动有效性的提升。
　　关键词：气候危机；哲学分析；集体行动；应对机制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8-0110-03
　　气候危机的强力介入以及围绕气候问题滋生的各种利益冲突必然使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博弈全面展开，尽管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危机的集体行动的困境还难以破解，但是，随着人类对气候危机认知的加深，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型，将为解决气候危机提供广阔的可能性空间。
　　一、功利主义偏好：气候危机的哲学分析
　　自1990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成立政府间谈判委员会以来，无论是1992年的巴西里约热内卢会议、2010年的坎昆会议，还是2011年的德班会议，20多年来，功利主义偏好一直主导着国际气候政治。功利主义思想在西方政党政治中一直有着重要影响。功利主义认为，凡是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最大功利之发生的行为，就是一个善的行为；反之，则是失当的行为。一切举措都应该通过功利原则进行最大限度的检验。边沁将功利原则上升为审查社会公共政策、设计各项制度是否合理的重要尺度，他认为，“当一项政府措施之增大共同体幸福的倾向大于它减小这一幸福的倾向时，它就可以说是符合或服从功利原理。”[1]
　　功利主义对结果的敏感，对现实实际的追求，对功利最大化的把握，最大限度地展现了自身的理论长处，然而，当功利主义面向全球复杂的利益链条和面向未来社会的发展时，它的理论缺陷同样暴露无遗。
　　1.功利主义的主体效用化原则势必导致对复杂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破坏。功利主义将主体的行为建立在效用计算的基础上而漠视了承诺、契约构成的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承诺、契约就是将一方置于与另一方的新关系之中，这种新关系表明了一种崭新的、特殊的“权利—义务”关系。当效用的最大化越过了“权利—义务”的边界时，功利主义的主体效用化原则决定了主体不愿意也不可能承认或履行承诺、契约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更无法肯定义务对于一种有价值的社会制度的重要性。金里卡认为，“功利主义常常被说成是在对我们进行异化，也就是说，功利主义强迫我们疏远赋予我们生命以意义的义务和事业。”[2]2001年3月布什政府从《京都议定书》中的退出，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公然拒斥，表明了功利主义的主体效用化对公平正义的任意疏离，事实上，《京都议定书》对气候治理的三大机制（排放权交易机制、联合履约机制、清洁发展机制）的肯定，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国际气候政治正在向积极、公正的道路上迈进。
　　2.功利主义的效用最大化原则势必漠视甚至牺牲部分人（尤其是弱势群体、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依照功利主义的效用最大化原则，只要能提高福利总量，即使出现较大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也是可以辩护的。功利主义对平等的无情放逐，引发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和反驳，罗尔斯认为，一部分人获得较大的利益没有理由认为能正当的牺牲他人利益，“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关注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这个观念就是要按平等的方向补偿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倾斜。”[3]各自为政不同主权的国家，共同栖居于唯一的共同家园——地球，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在全球气候危机的现实困境中，如果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继续坚持片面的利己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坚持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原则，而不顾及到弱势国家、弱势群体的整体利益，那么，气候危机将会给许多对环境变化、自然资源依赖度很高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带来重大损失。 [4]
　　3.功利主义的个人利益唯一现实化原则势必导致整个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严重虚化。功利主义把社会利益当作一种抽象虚化的存在，主观地认为社会利益就是个人利益的总和。这种彻底的独立的自我完全排除了任何具有构成性意义上的公共生活或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可能性。桑德尔强调，“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一个有序社会应当首先鼓励个人主义价值，如果个人主义意味着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使个人只追寻自己的路而对他人的利益毫不关心的话（尽管也尊重他们的权利和自由）。”[5]个人利益不能完全脱离社会利益而存在，只能在“人们”的利益中、在“类存在”的利益中才能确证自身利益的存在。气候危机的全球性、流变性客观上表达了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并不是一个虚幻的存在，世界卫生组织、欧洲环境机构预测，到2100年，随着海平面的上升,欧洲将有400多万人面临着被海水吞噬的危险。如果人类继续坚持当下的唯我独尊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那么未来各种危机将会以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向人类发起攻击。
　　二、话语、责任与集体行动：气候危机的现实困境
　　全球气候政治对功利主义的坚守表明了人的“类意识”的严重缺失，以美国、欧盟为主导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试图建立的话语、责任体系造成了全球气候政治运行的艰难，导致了人类对具有“拖延惩罚”本性的气候危机的认知失迷和共识困境。
　　1．话语权的争夺与倾斜。话语是影响和决定国际气候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都是在欧盟主导下形成的，自“温室气体之父”斯万特·阿尔赫尼斯提出温室效应理论以来，欧盟一直掌控着气候危机的话语权。美国当然不愿意看到欧盟对气候危机话语权的掌控，退出《京都议定书》意味着美国对欧盟主导话语权的漠视与争夺。美国试图通过“第三条道路”来修正京都机制模式，确保美国在国际气候政治中说话算数的霸主地位，尽管美国、欧盟的话语权是由资金和技术优势来支撑的，但是，发展中国家、弱小国家的话语权同样应该受到应有的尊重。对话语权的争夺而导致的倾斜，在气候政治中势必会造成强制性的恐惧。
　　2．责任的分配与误区。气候危机的真正解决需要合理的责任区分和切实的责任担当。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危机方面的相互指责，已完全模糊了历史责任与现实责任的界限，特别是《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通过的“碳关税”，充当了西方技术强国到处实现霸权主义的强制工具。美国在天然气发电技术、生物质能发电等低碳领域拥有强大的技术优势，这些技术优势成为气候危机时代美国试图回避历史责任的科技支撑。不管美国、欧盟采用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甚至军事的手段，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活方式是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增加温室气体、造成气候危机的重要推手。自1950年以来，全球碳排放增长中有四分之三来自发达国家，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发展史是推动气候危机的不负责任的历史。被称为世界环境保护先驱的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最早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环境的破坏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逻辑所形成的是一个有政治精英支持的富人统治的社会，是一个更高的不道德的社会，这种体制下要避免整体上的生态灾难只是一种天真的幻想。[6]发达国家对历史责任的回避或者淡化，造成责任的分配与担当难以心服口服，是影响全球应对气候危机的集体行动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