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大同理想述评】大同理想

　　摘要：尽管先秦思想家们对如何实现“大同”理想有各自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主张，但他们都为描绘“大同”理想留下了耀眼的思想火花，在这个意义上，“大同”理想作为先秦诸子共同的思想基础成了先秦哲学的精髓。“大同”社会和柏拉图的理想国在具体社会构造上有着明显差异，但两者在基本原则上的一致也相当明显的。理想社会模式在先秦诸子看来是经验世界的精华积聚，在柏拉图眼中则是一个来源于绝对的先验世界。在论述完善大同理想的思想历程中，先秦思想家们也陷入了两难境地，理论体系的内在矛盾逐步凸现出来。
　　关键词：大同 理想国 内在矛盾
　　先秦诸子几代思想家，历经数百年，寻找至善至美的社会终极，描绘了一幅理想社会图景，《礼记?礼运》篇借用孔子的名义称之为“大同”社会。尽管先秦思想家们对如何实现“大同”理想有各自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主张，但他们都为描绘“大同”理想留下了耀眼的思想火花，在这个意义上，“大同”理想作为先秦诸子共同的思想基础成了先秦哲学的精髓。以追求实现“大同”理想为核心内容的先秦哲学作为中国哲学一个重要发源地，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中产生过极大影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确定了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关注现实，重视人伦使道德哲学伦理哲学成了中国哲学的主体；向往昔日圣贤和盛世生活，以过去观照现实成了中国哲学重要的思维特征；追求人世间的绝对，用想象中的存在解释论证尘世合理性成了中国哲学的主要功能。追求社会终极，渴望社会稳定与现实生活动荡不安两者间的落差，常常搅乱中国哲学家的宁静的心，使得他们的思想摇摆不定。
　　一、先秦思想的精髓
　　先秦诸子生逢乱世。目睹和经历了社会动荡给人们（主要是下层庶民）造成的灾难，唤发起强烈的救世救民社会责任感，他们站在社会整体的高度，关注人民的生活境遇，关注历史和社会生活的演变，向往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淮南子?要略》说到，先秦诸子思想观念起源于救时之弊，先秦诸子从各自的立场构思了一幅幅理想社会图景，提出了一套套救世救民的设想。先秦诸子各家学说以各自独特学术兴趣、价值取向共同构架了理想社会模式，使它由萌芽到成熟，由朦胧到清晰，由粗糙到精致，由单调到丰满，发展成了先秦哲学的精髓。其中有：管仲的“治之至”理想、老子的“小国寡民”、孔子以仁为本以礼为表构架了一套理想社会模式、墨子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思想核心设想了一幅理想社会图景、荀子的“尚贤使能，等贵贱，合亲疏，序长幼”理想社会、 韩非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称之为“治之至”即至治之世，或“至安之世”等。
　　《礼记?礼运》篇对这一理想模式作了归纳，并借用孔子的名义称之为“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一个令人向往的至善至美的社会，也是人们为之奋斗不已的社会终极目标。用今人的眼光来看，“大同”只是可想而不可及的乌托邦，是一种空想而已，它的非科学性显而易见。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进行些批评，当然是相当轻松的。问题是为什么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时间跨度内，那么多的思想家尽管立场不同，方法不同却又共同来描绘“大同”景色呢？“大同”理想为什么又能延续二千年影响了从士大夫到穷苦百姓这样广泛的社会层面，以致距我们尚不算太远的近代思想家康有为仍以“大同”为著作名呢？而且据侯外庐先生研究，“大同”思想就其所表达的精神境界来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后来的思想家都未能超越先秦诸子已经达到的高度。巧合的是，与先秦诸子基本同时的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也借助苏格拉底之口论述了一个“理想国”。“大同”社会和理想国在具体社会构造上有着明显差异，但两者在基本原则上的一致也相当明显的。这其中意味着什么精神内涵呢？理想社会模式的具体描绘固然是一种虚构，古人如此，近代空想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因此对前人论说的理想社会仅作形式上的考察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其隐含的精神内涵和基本原则才是它强盛生命力的秘密所在。
　　“大同”展现给我们的“人间乐土”中、家庭、个人不能作为独立的生活单位存在，个人“不必为已”，家庭“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个人、家庭的存在只能融会于更广泛的社会共同体中。在共同体中，整体的愿望，整体的利益是所有个人愿望利益的集中，是“共同的愿望”。这样个人、家庭的本质归结为共同体的本质。因此，“大同”理想所表达的相亲相爱、自由公正、幸福安详等原则因超越于个人、家庭而成为共同体全部成员的共同生活准则。这样一种超越性在共同体内具有了生命力，并随着共同体的世代延续得到永恒。构架理想社会模式的过程也就是对共同体本质认识感悟的过程。先秦诸子描述的理想社会模式如此令人向往引人入胜，表明了他们对人类共同体本质认识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先秦诸子的思想已经达到辉煌的境界，是毫不为过的。当然，随着人类共同体本质的进一步显现，它们显得陈旧而被新的东西所替代是不可避免的，但那毫不影响它们在历史上曾有过的光辉。
　　先秦诸子构架理想社会模式的过程，又是理性地观察社会研究社会、设想救世良方的过程。它历延几百年，思想家们孜孜以求，显示出先秦哲学内含理性的韧劲和顽强，理性作用方向的专一，同时“大同“思想所能达到的高度说明了先秦哲学理性的成熟。当然大体上与先秦哲学同时期的古希腊哲学同样也有着理性的力量。然而当我们纵观东西方哲学史，比较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理性思考对象的差异，可以发现东西方哲学精神和具体内容上的区别，寻根溯源在那里可以找到一些原因和答案。古希腊哲学自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始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达到顶峰后逐渐衰落。古希腊哲学起始之初就表现出对自然界，对世界本原的强烈兴趣，试图为世界万事万物找到存在依据和发祥地，泰勒斯的“水”本体论，阿那克西曼德的“气”论，毕达哥拉斯的“数”、赫拉克利特的“火”论等，无不是古希腊哲学早期兴趣的具体表现。到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哲学兴趣虽发生变化，开始涉及社会生活，他们对政治、人伦等问题有独到精辟的论述。但他们的后继者亚里士多德却又在整体上把哲学兴趣回复到对自然界和科学的关注上，使古希腊哲学重现科学理性的特色。也就是说，古希腊哲学始自自然哲学经过一个轮回转向后，又回到了自然哲学。虽然亚里士多德以后，人文哲学曾一度兴起，但古希腊哲学内在的科学理性却未受冲击而延续了下来。古希腊哲学的科学理性精神对中世纪的神学，近代欧洲哲学中的认识论乃至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都有过重大影响。虽然自然哲学在先秦哲学中也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如殷周时期出现的“五行说”春秋初期的“阴阳学”和《管子?水地》篇中的“水”论但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文化状况，具体历史进程，使得自然哲学未能进一步充分发展，处于停滞状况，自然哲学所蕴涵的科学理性受到长期压抑，取而代之的是对“人”的关注。对人生存境状、人际关系、行为准则、社会管理、人本质等问题的论述，春秋以后逐步在先秦哲学中占据主流主导地位。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人文精神和人文理性先秦哲学强烈表现出社会哲学的倾向，它与古希腊哲学的自然哲学倾向有极大的差异，对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起了一种奠基性作用。先秦以后各个时期的中国哲学中，对现世，对现实中的人及其修养等的论述内容贯穿其中，构成了中国哲学最明显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