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蝴蝶夫人》论域中性别意识的三层架构:我的爱蝴蝶夫人 电视剧

　　施蛰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以下简称“施老”）系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作为海派中期的代表，被誉为“海派文化”的标志性人物。其作品陈述对象主要围绕两大体裁：其一，主要截取旧上海滩的社会遗风为片段；其二，对上海小城镇的平民作了深描，诸多作品中的人物塑造，大多植根于底层的百姓，诸如舞女、小贩等。施老在其文学作品中以各类人物的衣食住行为切入点，通过实证来证伪一个基本论断，即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劳动人民的惨苦境遇通过施老的作品畅快淋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蝴蝶夫人》中，主人公蝴蝶夫人作为一个性别符号，曾经一度将蝴蝶视为黄金甲羽的蝴蝶，蝴蝶作为“妖妇”的化身，通过不懈地努力，争取到女性主体地位。随着跌宕起伏的情节发展，一个仅有美丽面孔的女神形象跃然纸上，最终成为暗合了有自己真正需求的女人。而男主角却在夫妻博弈中逐渐丧失其独立的人格。综观施老作品的内核，其作品中对性别的描写视角新颖独特，典型的人物素描使作品变得十分周延与缜密。一直以来，人们更多的是研究弗洛伊德和田山花袋西方精神分析学说对施老作品创作的影响，但却忽略了我国本土文化对其作品的重要作用。
　　一、女性标本的神灵标签：性别互引的缘起
　　（一）作品中神灵化身的角色透视
　　情和欲是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一粒种子，是靠人的基本理性来掌控的。施老在文学创作中别具匠心，他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内核和江南水泽广袤的多情与暧昧来编织男与女的恩爱情仇。在以往一贯的小说作品中，“天使”与“妖妇”常常被文人作为范本来诠释女性。但是“天使”和“妖妇”又是两个极端，“天使”往往被类比为小家碧玉、良家妇女。而“妖妇”常用于心肠毒辣的“恶女”形象。但在施老的作品中，却把“妖妇”比拟为拥有“天使”心肠的女神，从而解构了传统研究路径上妖妇的内涵。正如《扇》《上元灯》这两部施老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清新典雅，可以隐约让人感到一些缥缈的凄美，淡淡的，轻轻的。作品寓意扭转了妖妇向天使的所指转化，塑造出了日常生活中对女性的认知。尤其《上元灯》里面的女主人公，犹如《浮生六记》里的陈淑珍——林语堂称之为历史上最爱可敬的女子。毋庸多疑，只要细细品味，对女性的那种钟爱在施老的作品中尽收眼底，只是参悟繁华所有的落寞之神。
　　（二）性别角色扮演的身份弥合
　　在我们相当多的文学巨著的篇幅中，女人是祸水的论调是“妖妇”产生的心理土壤。在《将军的头》中，将军手拿铠甲，身披素衣，夜半而归，而女神并不觉得奇怪，她并不知道自己在梦中，因为她等得太久了，已经无法分辨事情的原委，她朝思暮想的爱人已经失去了头颅，战死沙场。这点仿佛有点聊斋的情节——梦中的女神，依稀像在溪边嬉笑的妩媚少女，抱着必胜的心态把将军带回家。波伏娃曾说过，无论是宗教、诗歌等任何文字组合形式来描述女人，都是男性对女生的一种期许，是以男性“梦中情人”的形式来彰显的，就是因为男性使神话合法化了。［1］《蝴蝶夫人》编制了一则关于爱神的神话，相应地被阐释为像蝴蝶一样的夫人，即爱神幻化的蝶之化身。而她正是穿着有黑白图案纹的黄色罗衣，与有着爱神Aphrodite之称的彩蝶翅膀的暗合等表现出它们的关联性情之大神的蝶带给世人以契机获得爱情，作为爱情对象的她与蝶都有着相似的外在特征美。
　　在《蝴蝶夫人》中，施老对蝴蝶的行为作了一个深刻的暗示，这也是当今研究者未发现的问题，其把对蝴蝶的描述赋予爱神的神灵再现。就宛如我们生活中一位温婉而雅的乡村妇女，一边采花，一边环顾乡野的美景。在邻近中午的时刻，掬起一片片凋零的花瓣，为心爱的人献花。这点也犹如《红楼梦》中黛玉葬花的景象，一位楚楚美人，凭着她的美，凭借其男性对女性的怜惜，以神的化身即非人的姿态成为普通民众爱戴的另一半。这样一来，美人和蝴蝶一样，成为施老日常作品所描述的必需。可以说，对于男人而言，具有蛊惑力的女性，施氏宁愿将其美化，使其变成一个神秘难测的象征性符号。《蝴蝶夫人》作品中对蝴蝶的描述与对妻子的爱欲相互交融。而施老正是通过自由的无主体存在感的蝴蝶来完成对自己主客体合一的完美男人的塑形。二、女性神话向现世的逆转：
　　母爱与男权的双向博弈（一）传统女性的刻画与细描
　　《蝴蝶夫人》收录了施老的多篇精品小说，如《将军的头》《李师师》《薄暮的舞女》等。作品中无论是第一人称的“我”，还是作品背后的其他人，无一例外的都是以男性为基点。在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中，女人永远是弱者的位置，女人永远是被男人利用抑或觊觎的对象。在《将军的头》作品中，在单纯表现情欲的基础上糅合了这种情欲和异性之间的争斗。虽然女性也偶尔会偷窥男性，男女主人公结为夫妻后，双方矛盾逐渐凸显。他细致的笔调娓娓道来世人一些似是毫无意识的纷乱或敛制。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人心，如施先生的小说里，笔者看到的是当代生活， 贪享不劳之获的都会女人，垂入中年而意欲飞蛾扑火的蠢蠢欲望，一地鸡毛的琐碎生活，令人绝望的黯然前程。可以说，男人和女人都是具体生活的实践者，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并非虚构。为了使每个事件的线索捋顺，都必须从一项计划中勾勒出，就必须将神秘的东西、神话、虚构的东西统统地抛弃。［2］波伏娃曾说：宗教、诗歌等(完美的)形式中阐述的从来不是来自女人本身。
　　（二）男权社会对女权主义的现实映射
　　女人在接受了传统观念中认知的性别角色中，其实也默认了封建思想灌输的“三从四德”的遗毒。女人遇到自己的诉求时，会考虑到家庭各个角色的感受。而且在与男人交往时，习惯于旧有的模式。在现代观念的认知中，女人依然是保守的，内敛的。女人只要做好妇道人家应该做的事情就够了。女人是不该在诸多决定路线的问题上发布自己的言论，只能按照男性的主旨行事。在公共事务上，尤其是在当前的“大是大非”面前，女人更是应该保持与男性行为认知的一致性。因为男人主观上会让“某些”问题过度解释，使“某些”问题神话合法化了。［3］就像《蝴蝶夫人》中耐不住寂寞的李太太，虽然她思念自己的丈夫，但丈夫在 “九点一刻”依然没有归来，老太太只好耸耸肩说：“没有任何事情。”［4］综观上下文，不难看出，老太太并不是不想要丈夫陪伴，她总是自言自语带着牢骚，但这种牢骚也只能在口头上说说而已，其实，当丈夫回家的那一刻，老太太依然会用温情的目光，自觉地“倒上洗脚水”，全心全意地为心爱的男人服务。老太太的这种心理描写，是施老用女性的一贯思维来注解其心理活动。但如果老太太对丈夫不满，只能用“撅起的嘴”来显示。施老在随后的篇章中，如《花梦》《梅雨之夕》《闵行秋日记事》更多关注的是女性在实际行动之外体现男性的“猎艳”的心理。在人类文化史上，男人与其“心爱的蝴蝶”同构。因为，妻在争取自己行为的权利时，夫却不得不渐渐放弃自己的“主人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