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世奇人物介绍_俗世中的奇，奇中的俗世

　　这是一部小说选本的导论。题目是命题的：《民俗小说选》。这部书几经周折，现终得以完成，出版。我选的小说，屡屡被出版社拒绝，于是不得不三番五次地重选，原因是出版社觉得我选的小说多不是民俗小说，与预定主题无关。
　　为我们普遍接受的“民俗小说”这个概念经过一次大的缩水，至现在已经瘦骨伶仃，故我能理解出版社的苦衷。我本意是想通过这个选本展现民俗小说的原始含义，那时民俗小说还大气磅礴，元气淋漓，还不狭隘，还未偏安一隅。后来不得不折衷一下，于是我选了些明显富有民俗意味的小说，但是标准却是，尽管民俗小说已经缩过水，但这些小说须充盈着原初意义上民俗的气息，或可与原初意义上的民俗沟通。
　　无论如何，民俗小说这个概念在今天是出了问题。因为作家对民俗小说这个概念本身有一个预设，故民俗小说相应地就呈现出这样的风貌和品质。我在编选这部选本的时候发现，很多小说因为这个概念的影响，变得格调不高，气息微弱。它们是典型的民俗小说，但不是好小说。对民俗小说的许多评论和研究，也停留在这个层次之上。
　　一
　　俗世是我们的基本生存环境，我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只要活着，我们就不得不活在俗世之中。俗世往往意味着单调、乏味、无聊、琐碎、重复、无趣。俗世、世俗、俗里俗气、俗人、庸俗，等词大都是贬义，由此也可见一斑。对现在的中国而言，俗世意味着上班、应酬、家庭三点一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至死亡。一日如同一生，一生如同一日，这真是恐怖。于是，在俗世中的我们都渴望奇：惊奇、奇迹、奇特、奇异、奇人异事，甚至我们好奇，猎奇。似乎奇可以冲淡这个死气沉沉的俗世，可以打破重复和单调，可以抚慰我们干渴的灵魂，可以安置我们躁动的心灵。俗世让人发狂，奇让人心安；俗世让人沉寂，奇让人活力四射，惊叹不已，在苦中得乐。
　　20世纪一波又一波的小说流派都与奇有关：意识流、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新小说”、先锋小说等等。它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纷纷登台表演，各领风骚数年，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时让人眼花缭乱。有以内容之奇取胜者：性意识、鬼怪灵异、同性恋、虐恋、心理分析、**、变型、变态等等；有以小说形式之奇取胜者：小说被施以各种实验，不加标点，不分行，没有情节，没有人物等等。总之，诸多流派欲使小说不像小说，欲使内容超凡脱俗，欲让人拍案惊奇，叫好不已。怪力乱神皆备于小说，于是小说也就肆无忌惮起来。读者各取所需，或偷窥，或猎奇，大饱眼福，酣畅淋漓。世人厌倦了俗世，于是转向了猎奇。猎奇过甚，性情肯定失之偏颇。诗欲使人性情平正之本义，诗欲使人温柔敦厚之本义，亦随之丧失。
　　小说若流入好奇、猎奇一路，就走向了自我毁灭之路。很多小说要尽量展现世界的千奇百怪，但最终自身从里到外都变得离奇不经了，于是走向了绝路。
　　世俗和奇，似乎是势不两立的概念。小说当然可以涉及奇，所谓“无巧不成书”，但这要有度。恰如小说若必不涉及奇，只求俗，那亦不是好的小说。好的小说不得不处理好俗世和奇的关系，能够在二者的张力中做到游刃有余，俗世与奇皆不僭越。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源于惊奇。小说亦是如此，小说必源于对世俗的惊奇，或者在俗世中见出惊奇。但小说的根基在俗世，哲学也是。奇是俗世开出的花，根却是俗世，无根则无花，若无花，根之美亦会隐而不彰。俗世藏污纳垢，却元气淋漓，奇之花不能生于空无之中，只能生于俗世之中。好小说就须既有世俗之根，又有奇之花。如此，小说才能既摇曳多姿，又厚实凝重。
　　在纷纭的小说流派中，“民俗小说”这一类较好地处理了俗和奇的关系。因为民俗本身就是俗和奇的结合，民俗是最俗的，也是最奇的，民俗有俗和奇两端。民俗是最现实的，但也是历史的，它自有渊源。这类小说尽管不起眼，甚至显得土里土气，但它们却实实在在，方方正正。不猎奇，于是小说就显得踏实厚重，有历史感；不庸俗，于是小说就显得灵动、清新、峭拔。有此二者，小说就同时避免了奇怪和俗气，就会在奇怪和俗气中求得平衡。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只要和民俗相关或者遇合，就会成为好小说，就会避免猎奇之风。民俗对小说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会又是负担。是机会还是负担，在于作者本人的功夫。如果可以借机行事，小说可能会好；如果不能借机行事，小说可能会为机会所累，于是民俗反而成为小说的累赘。小说若担负不起民俗的重量，肯定会被压垮。
　　在这个无奇不有、千奇百怪的时代，在这个文学不断趋向猎奇的时代，重申俗和奇的关系，并再提出“民俗小说”，追溯其本意，有其必要性。如此可以为这个猎奇的时代解毒，让读者感受到一股来自历史的大风，来自自然的清风。
　　“民俗小说”这个概念经历了一个由大到小的转变。流行于当下的“民俗小说”严重地缩水。俗可以相应于一个希腊词nomos，是一个民族长期积累起来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是民族的总体规范。礼仪和法律在此基础上形成，或者俗本身就是礼仪和法律。甚至可以说，俗使一个民族成为一个民族，俗塑造着国民性，区别着各个民族。民族中的人、事无不体现着俗，人的举手投足，日常生活莫不浸透着俗。“民族”和族人是“俗”的承载者，俗通过民族和族人体现出来。这才是民俗的本意。
　　在这个意义上，当下的民俗小说概念不能成立。民俗是小说的基础，没有民俗就没有小说，小说因“民俗”而可能。中国小说本意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这关乎民俗，亦是民俗的体现，由小说可观政治之得失，民心之向背，风俗之美恶。故小说尽管属于小道，君子不为，致远恐泥，然终不可废。晚清之际，梁启超倡小说以“新民”，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新民”即是要移风易俗，化民成俗。民俗若能新，人会随之新，国家和民族亦会随之而新。梁启超欲以小说新民。五四之时，周作人倡民俗学、人类学。周作人身体力行，搜集、整理民谣、儿歌，谈论节日礼俗、游戏等。民俗在周作人那里似乎外在于己，不关乎日常，只关乎乡土风情、节日、礼俗、世俗或可见之器物、游戏等。由此可见，其时“民俗”内涵已经日渐逐渐缩小，已经变成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之后，钟敬文先生倡民俗学研究，民俗学化为学科，更是每况愈下，古风丧失殆尽。此后，以风土人情、节日礼俗、地方特色等为主题的小说，遂被称为民俗小说。鲁迅、王鲁彦、废名、沈从文、古华、刘绍棠、汪曾祺、陆文夫等人的小说被列入民俗小说之林，他们也被称为民俗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