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从社会崩溃到政治过程】 集体行动理论

　　[关键词]　集体行动；社会崩溃；资源动员；政治过程　　[摘要]　在当代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中，方法论变革是理论创新的直接动力。集体行动研究先后出现了社会崩溃理论、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等多种模式。这些理论分别从社会心理、个体理性和政治过程出发，考察集体行动的约束结构或资源条件。推进集体行动理论的深入发展，需要综合分析社会结构、行动者理性和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实现多种研究路径的对话交流。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7-0065-08
　　集体行动是以塑造身份认同、改变权益分配为指向的群体现象。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西方国家公民能力的增强和政治包容性的提高，集体行动逐步常规化，转变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平衡的组织形式。集体行动在选举政治之外显示了社会力量对公共领域的介入，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围绕行动者与情境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形成了多种方法论主张，先后提出了互有竞争性的理论模式，具体包括社会崩溃理论、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等。这些理论分别从社会心理、个体理性和政治过程出发，考察集体行动的约束结构或资源条件，多维度地解析了集团行为的动力与风险。为深入理解集体行动理论的前沿发展、评估不同理论模式之间的继承关系，本文尝试以方法论为线索，在社会与国家互动的框架下，检讨个体行动向集体行动过渡的复合机制。
　　一、社会解体：集体行动的崩溃模式
　　对集体行动现象的研究，方法论的选择至关重要，它直接决定理论建构的进路。在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背景下，结构分析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关注社会演变对个体心理和群体行为的影响，广泛地讨论了阶级斗争、革命冲突等一系列重大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对欧洲法西斯主义运动和后发国家大众运动反思的基础上，社会结构研究取得了显著发展，逐渐形成了集体行动的“崩溃理论”(breakdown theory)。崩溃理论以社会为中心讨论集体行动的形成原因，认为由不同成员组成的共同体是有机联系的动态系统，系统的平衡稳定能够约束个体成员的侵害冲动，提供社会正当性的价值准则，保障秩序、安全等群体利益目标的实现。一旦经济增长等社会变迁打破系统平衡，既有行为规范的控制力将趋于松弛，人们会以激进方式采取非常规行动，宣泄社会内部滋生的心理紧张。根据崩溃理论的逻辑，集体行动是社会危机的“副产品”。
　　崩溃理论主要从两个维度论证集体行动的社会心理基础：共同体瓦解的“大众社会模式”和群体心理受挫的“怨恨模式”。根据大众社会模式，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都是具有调节能力的自足系统，而在现代化过程中将出现过渡性社会，传统的地域、宗教、家族组织将被摧毁，而无法继续发挥社会控制和利益凝聚的作用。社会结构的解体伴随着个人心理秩序的解体，从变动社会中游离出来的行动者逐渐沦为缺乏常规联系的原子化个体，丧失精神根基，容易接受极端思潮的吸引，卷入引发政治动荡的集体行动。为了重塑社会，必须建立多元集团组织，强化利益集团的社会凝聚力和自治功能，塑造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将群体行为纳入可预期的制度化轨道。而根据怨恨模式，集体行动是社会成员相对剥夺感的自发反应，群体心理挫折导致抗议行动。变化社会中出现的相对剥夺感主要有三种情形：社会资源供给相对于原有价值预期降低；价值预期相对于原有社会资源供给提高；价值预期的提高快于社会资源供给的增幅。尤其在经历快速发展又陷入经济衰退的困境时，社会成员面临丧失资源积累的风险，集体行动容易突然爆发。主观上被剥夺的心理状态比客观的物质利益损失，能够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力。与大众社会模式主要关注后发国家转型有所不同，怨恨模式讨论的群体现象可以同时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形态、社会政策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只要群体的相对地位发生显著逆转，由“心理挫折一集体反抗”机制主导的集体行动就有可能出现。从结构变迁中形成的资源分配格局，“毫无疑问地会带来社会和政治效应”。
　　崩溃理论从社会组织解体和群体心理挫折出发，指出社会孤立个体的出现与怨恨心理的形成是集体行动的触发条件。社会系统的宏观变迁决定集体行动的具体形式。基于现代性发展的视野，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是集体行动发生的客观场景，社会系统的崩溃主要源自政府权力的扩张和市场资本的渗透。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中央政府凭借官僚制度和财政制度的支持，逐渐将社会集团的自主权据为己有，并通过政府干预实现社会一体化，扩张权力总量。政治中心的建立既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动力，也为社会成员反抗权力扩张或影响权力行使树立了明确的对象。集体行动因此成为“社会对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进程的一种反应”。伴随国家建构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也成为社会崩溃的重要原因。在现代市场经济兴起之前，市场嵌入在社会之中，经济活动从属于互惠关系，经济制度只是社会组织的部分功能。而随着市场社会的形成，传统的道德伦理、交往形式遭受冲击，市场企图将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生活商品化，商业竞争的压力传递为社会内部的紧张。作为市场宰制社会的反向平衡力量，集体行动是社会成员被资本侵害时采取的自我保护，它并不试图取消市场，而是将市场机制限定在社会认可的范围内。从政府、市场与社会有机联系的角度，权力扩张和资本渗透导致的社会危机是孕育集体行动的土壤。
　　崩溃理论涉及社会变迁、组织解体、心理挫折等多种影响因素，具有灵活伸展的空间，在研究方法、分析过程和具体结论方面的特征十分显著。
　　首先，在方法选择方面，崩溃理论主要以社会为中心，宏观分析外部结构变迁如何导致群体心理紧张，继而内在的心理紧张又如何转化为外部的集体行动。研究者将现代化研究中惯常采用的结构一功能分析与社会心理学知识相结合，并接受具有物理学色彩的系统论思维，认为共同体是内部关联的社会系统，当结构性变迁打破系统平衡时，中间组织的瓦解导致社会崩溃直接传导为群体心理的挫折。集体行动是“结构性紧张”(structural strain)的释放。根据崩溃理论的结构主义分析，集体行动发生的关键不是社会成员具有何种优势条件，而是社会解体的消极状况。当社会无法规制成员的心理冲突时，功能性失调表现为集体行动的发生，直观地显示社会与个体同时出现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