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作家群的文学操守与信守:守公德是什么意思

　　聊城位于山东西部，近600万人，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聊城是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文学流脉畅达，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有成就和影响的文化名人，傅斯年、季羡林则是现当代影响卓著的作家。新时期初期，左建明凭借《阴影》杀到时代文学前沿阵地，炸开了封闭禁锢的清规戒律，在文坛上产生了很大反响。随后郭保林从聊城走出，坚守散文园地，已出版散文十余部，引起广泛关注。在鲁西这片广袤的平原上，数不清的文学爱好者怀揣梦想，叩击文学殿堂大门。他们披肝沥胆，孜孜以求，经年累月，勤奋耕耘。或者路走半程，折戟沉沙；或者略有高度，再无力突破；或者屡有创获，壮心不已；或者惨淡经营，出版长篇，但影响有限，啼血的声音淹没在众声喧哗的嘈杂里。多少年来，聊城作家没有几个攀上高峰，更没有人到达顶峰。但文学以巨大的魅力吸引着他们奋力向前，永不停歇地攀登。似愚公移山，如西西弗推巨石，一腔悲壮情怀！
　　这种情怀由来已久，传承不断，是几代聊城作家难以割舍的情结。在激情与梦想、繁荣与发展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如此；在市场经济大潮涌动、文学边缘化的九十年代，如此；进入新世纪，物质主义盛行，享受主义时尚，精神家园杂草丛生，文学落魄寂寞，他们仍然如此——谁都知道，这不是文学的时代。有人把写作当做码字码洋、赚钱发财的职业，与打烧饼、开公司一样挣钱吃饭的职业；有人把写作视作游戏，以玩文学、玩生活的态度敲击键盘，在想象和幻想中拼接生活图画，像填写数据、制作表格一样制作作品。这都是时髦的写作态度。在这样的写作环境里，聊城作家既不把创作当做博取声誉、改善生存环境的途径，也不把文学当做酒足饭饱之后打发剩余精力的消遣游戏，而是当做生活和生命的组成部分，当做事业追求和精神寄托。他们独上高楼，衣带渐宽，憔悴不堪，神魂颠倒，执意攀登文学高地。聊城作家如张军、臧丽敏、李金龙、乌以强、李立泰、谭登坤、李明芳、赵红杰、王涛以及企业家范玮等，都有体面的工作，都不指望创作改善生活、谋求发展。而他们的执着和虔诚，追求的纯粹和坚持的恒心，悲情精神和信念操守，丝毫不亚于文学尊贵的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仅2010年，聊城作家就陆续推出《拾级而上》（刘伟）《正道》（李金龙）《刺青》（范玮）《故里素描》（李立泰）《马颊河十二月》（谭登坤）《折叠》（李明芳）《偏爱》（田兆阳）《平芜尽处》（弓车即张军）《我不知道风的方向》（臧丽敏）等诸多作品或作品集，还有很多散见于杂志报端的众多作品。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事实，更是一种值得尊敬的精神。正是这种悲情精神，为聊城文学事业发展提供了人才资源，也可以说佐证了民族文学事业薪火传递的精神现实。
　　我看重他们的守护和自觉，并为此在中国当代文学会议上为其呼吁，写文章为其张目。但我的呼声是微弱的，他们的作品仍然没有引起社会和文坛的广泛重视，也没有走进研究者的视野。我曾经疑惑，是艺术表现力欠足限制了他们的艺术就成、进而影响了作品流布、影响了文坛对他们的关注吗？似乎不是。聊城作家群守护文学精神家园，但不抱残守缺，恪守过时的艺术理念和价值标准。细读作品就不难发现，他们的艺术视野和创作追求是自觉而时尚的，创作也不稚拙粗糙。他们作品的人物塑造和情节结构，诗意捕捉和细节描写，对生活实感的表现和时代风貌的呈现，都达到相当的水准，有的甚至比某些受到批评家盛赞、在文坛上走红风光的作品并不逊色。可贵的是，聊城作家群似乎并不特别看重影响，他们需要评论界的批评指导，但没有批评指导，没有反响，也没影响他们的创作情绪和艺术追求。他们相信自己的实力，也尊重自己的信守。
　　个体作家创作的成就和特色，将有专门文章评论，在此我要说的是，由小城作家的群起管窥大时代文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为新近形成的一个群体，聊城作家群是个松散的存在。他们经营的体裁、创作道路长短和经验多寡不同，创作追求、语言风格和创作成就有别，文学理念、艺术视野、实践经验等也有很多差异。但既然是“群”，也就表现出某些群体性特征。譬如，他们大都基于对文学的挚爱而创作，有虔诚的态度、痴迷的追求和纯净的精神。他们写作没有功利目的，只是借文学表现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表现岁月流逝在心灵上的感应和记忆，并且为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他们大都表现出锲而不舍的意志和毅力，十几年如一日，几十年如一日，几代作家如一人，无论文学境况如何，也不论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如何，他们始终笔耕不辍。这是聊城作家群得以形成、聊城文学事业赖以发展根源所在。次如，他们大都有清晰的文学理念和自觉的创作追求，他们知道自己的长短，也知道如何扬长避短，也许因为自身局限对文学精神的理解和创作真谛的把握有偏差，但他们大都走过混沌，朝着自己选定的目标前进，并且有的作家如范伟，借助宽阔的文学视野和较好的艺术修养，选择与世界文学接轨、与中国文学新潮齐步前进的道路。文学自觉是一个群体存在的基础，也是崛起的力源所在。还有，他们大都具有值得称道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张军、臧丽敏的诗歌且不说，精炼优美，富有表现力；谭登坤和李明芳作品的语言是美文的语言，抒情的语言，如心灵上弹奏的音乐，悠远清纯，娓娓动人；范玮用精简而富有现代色彩的语言刻画性格，叙述故事，描写场景，将很多高难度的细节和心理描绘得生动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信息传达准确得体恰到好处。文学是语言艺术，语言是作家的看家本领，良好的语言功底是他们创作取得成功并且进一步发展的基本保证。
　　聊城作家群最突出的群体性特点在于，他们都属于生活型作家，具有坚实的生活根底和深厚的情感体验。他们创作的根基大都植根于农村，植根于他们成长的土地和关爱他们的父老乡亲。除范玮、刘伟喜欢在形式手法上弄些花样外，就整体而言，他们大都没有追求时髦、刺激和新奇的野心，他们实实在在地写熟悉的生活场景，写熟悉的人物，因而他们的作品大都洋溢着浓郁的泥土气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他们写出了鲁西平原所独有的生活形态和风俗文化，写出了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的人们的生活命运和精神风貌。虽然不能说他们的创作就像当年鲁迅写鲁镇、老舍写北平市民社会、孙犁写白洋淀风情那样热透纸背、情透纸背、力透纸背——他们远没有达到那样的境界，但他们植根鲁西大地，自觉地向着这个目标努力。他们把聊城人写实了也写活了，写实了他们的生活形态，写活了他们的性格生命。并且艺术视野并不封闭，他们关注时代，努力表现时代变革在这片土地上的反映，表现经济发展对家乡父老生活和命运的影响。他们的作品跳动着历史发展变化的脉搏，传递着时代变革影响下底层社会的本真信息。他们的作品带着鲁西平原上的泥土，带着鲁西人的音容笑貌，为异彩纷呈的新世纪文学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