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山巨源绝交书》语用策略初探]与山巨源绝交书

　　摘　要：《与山巨源绝交书》是嵇康写给山巨源的一封绝交信，道出与山巨源绝交的缘由，又委婉表达了自己不愿出仕的意愿。其语用策略是借助语用预设，在言语中以暗设的说话前提传达隐蔽的真实含义，最终通过这封书信实现绝交、绝官的目的。
　　关键词：语用策略；语用预设；初探
　　《与山巨源绝交书》为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写给朋友山涛（字巨源）的一封信，也是传扬千古的散文名篇。这封信是嵇康得知山涛在由选曹郎调任大将军从事中郎时，山涛想荐举他代其原职的消息后所写。
　　曹魏后期，司马氏家族逐渐掌握朝中大权，政治上正面临着王朝更迭。“竹林七贤”起初是亲曹氏，后司马氏日兴，曹氏日衰，“竹林七贤”便有了分化。先是山巨源投靠司马氏作了官，随后又出面想请嵇康仕司马氏。虽然本意是为嵇康着想，但嵇康并不为所动。为了达到绝交又绝官的目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其灵活多变的语用策略，即通过语用预设，道出与山巨源绝交的原因，又委婉传递出了不愿出仕的意愿。
　　所谓语用预设，也可称为会话前提，一般被认为是会话双方都已知的信息，或是根据会话语境可以推断出的信息。它有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会话前提的合适性。即在会话中，话语的前提和语境要紧密结合。第二，会话前提的共知性。即话语的前提为会话双方或一般人共知的信息；话语的前提经过说话人的暗示；会话的前提不为第三方理解。[1]语用预设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传达隐蔽真实含义的有效策略。
　　一、暗示预设——穷则自得而无闷
　　中国人说话办事、待人接物，向来以委婉含蓄或回避暗示见长，古人说话采用委婉、暗示的方式也较常见。嵇康曾是曹魏政权的中散大夫，又是魏氏姻亲（嵇康妻长乐亭主为沛穆王曹林儿子曹纬之女。《三国志全译·卷二十·魏书二十》裴松之注引《嵇氏谱》：嵇康妻，林子之女也，[2]嵇康通过山巨源拒绝司马氏当在情理之中。《晋书·列传第十九·嵇康传》：“山涛将去选官，举康自代。康乃与涛书告绝。”[3]在此，嵇康一开始便以“知足下故不知之……偶与足下相知耳”为由，述说与山巨源偶然相识，为后文的“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做铺垫，暗示从此断绝来往……此外，书信在接下来的表白中，有更为强烈的暗示：
　　“……所谓达则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
　　此句引自《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原句大意是说, 不得志时就洁身自好修养个人品德，得志显达之时就要为民做些事情。在这里，嵇康借前人（孟子）所说的在显达的时候能够兼善天下而始终不改变自己的意志，在失意的时候能够独善其身而内心不觉得苦闷，来婉转表述其当前的处境。
　　信中这样说，能在暗中传递这样的信息：我已是“穷者”，正欲独善其身，而此时“山涛为吏部郎”（《资治通鉴·第七十八卷》），正当“达者”，二者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七十八卷》记载：“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与陈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琅邪王戎、沛国刘伶特相友善，号竹林七贤。皆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4]同为“竹林七贤”之时，大家“皆崇尚虚无，轻蔑礼法”，是同道中人。如今山巨源积极入世，已同成为主流的名教为一路。名教之流崇尚儒家礼法，更应该成全失意者“穷则自得而无闷”的意愿才是。其所蕴含的意思是，如果这个愿望都难以达成，反而显出名教礼法的虚伪了，这一暗示预设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语用策略。此言表面上是写给山巨源看的，实际上也是嵇康通过山巨源转达司马昭，他不欲再出仕为官。
　　二、对比预设——人之相知，贵识天性
　　为了强调山巨源不够朋友，嵇康甚至以前人交友的事例来进行比照，从儒家礼教的角度来传达绝交的缘由：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节也；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近诸葛孔明不逼元直以入蜀，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知者也。”
　　[译文]人和人相识，贵在了解他的天性，因此帮助成全他。（夏）禹不逼伯成子高，是成全他的长处；仲尼不借盖（伞）给子夏，是护他的短处。近代的诸葛孔明不追迫元直（徐庶）到蜀国，华（歆）子鱼不强迫幼安（管宁）作卿相，这可以说是能了解人，是真正相为知己的人。[5]
　　由此看，山巨源行事不宜，不能做到像夏禹、孔子、诸葛亮、华歆等人对待朋友那样能真正相互了解，帮助和成全朋友，只是从自身出发的单相思罢了。借此委婉地印证嵇康与山巨源的交往确实是“偶与足下相知耳”。其所传递的隐蔽信息可以这样理解:山巨源的做法已非朋友所为。
　　三、底线预设——愿守陋巷，教养子孙
　　以嵇康的秉性而言，他崇尚《老》、《庄》，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释私论》）。作为一个失意的士人，嵇康尽量远离政治争斗，只求隐逸而远离尘俗，“保持人的自然之性，不与世争”。[6]
　　嵇康《述志诗》写道：……何为人间事，自令心不夷?……愿与知己过，舒愤启幽微？……玄居养营魄，千载长自绥。[7]
　　嵇康所云“何为人间事，自令心不夷”与庄子“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8]（社会上的人则追求纷争，他哪里肯劳碌地经营社会上的俗事呢！），此二者皆道出了共同点。因为世间多事且纷乱，所以嵇康要舍弃这些尘俗杂事，其最终目的是“玄居养营魄，千载长自绥。”[9]嵇康在信中也这样说道：
　　“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犹禽鹿，……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
　　这已明确表示追求仕进荣华的热情日益减弱，而放任率真的本性则日益加强。就像麋鹿一样，强烈思念着生活惯了的茂密树林和丰美的百草。这确实是魏晋时期士人追求的隐逸情结，正如嵇康在信的最后所憧憬的“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
　　四、自贬预设——不堪流俗任自然
　　嵇康既然抱定不再出仕为官，总要有个合理的借口。嵇康生活的正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较为黑暗的时期，司马氏为了夺取曹氏政权，一方面大肆地铲除异己，导致“天下名士，少有全者”，另一方面，又大力提倡名教，用儒家的禅让为自己的行为作粉饰，导致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弥漫着虚伪的气氛。[10]嵇康此时尽管与政治的关系颇为疏远，但凭借自身的才学，再混个一官半职并非难事。然其本人并不热衷功名，就其表面行为来看，嵇康与当时一般士人无异，放情山水,任情纵欲，以道家的自然来抵制名教的虚伪礼法。嵇康《幽愤诗》曰：“……托好《庄》《老》，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不过，嵇康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他所有的行为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做事也有自己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