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看经典译介的流变] 勒菲弗尔改写理论

　　摘 要：经典著作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译本，勒菲弗尔认为译作主要受专业人员、赞助者、主流诗学这三个因素的操控。本文以爱伦坡小说《丽姬娅》两个中译本为例，从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出发，研究其译本流变的原因。
　　关键词：改写理论；经典译介；流变
　　
　　一、引言
　　在翻译的历史长河中，经典著作在不同时期常常有不同的译本，即：对经典的译介一直处在流变之中。而产生这种流变现象的原因是丰繁多样的。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代表勒菲弗尔基于前人研究基础提出“翻译即改写”的翻译理论观，并认为译作受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因素的操控。在中国对爱伦?坡的经典著作的翻译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本文选取爱伦?坡的经典短篇小说《丽姬娅》两个译本，从改写理论视角出发，对其行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进而从中管窥经典译介流变的成因。
　　二、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
　　20世纪70年代，文化转向开始盛行于翻译研究之中。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一种最为显著而易辨别的重写，他也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因为翻译能够实际反映出一个作者的形象，反映出能够超越原语文化界限的那些作品的形象。［1］他的这些学术观点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得到了充分阐述。在此书中，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一种重写，源语言文本在重写后，在目标语文化背景中解读，并受目标语文化的意识形态、政治形态等影响。根据勒菲弗尔的描述，翻译是有三种主要因素决定的，分别是：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员；文学系统外的赞助者；处于主流地位的诗学。
　　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员包括批评家、评论家、老师等，因为他们的评论影响着一部作品的接受状况，尤其是对那种与主流文学、主流诗学、主流意识形态相左的文学作品，他们会阻止这类文学作品的。文学系统外的赞助者包括“那些能够促进或阻碍文学的阅读、写作和重写的有影响力的人或机构”。［2］指的是具有势力的人或是机构，他们能够促进或是阻止文学作品的读、写、译。在此基础上，勒菲弗尔又进一步把赞助者分为三个要素：意识形态因素、经济因素和地位因素。其中，意识形态因素影响着文学作品的形式和主题；经济因素往往指作者和翻译家的报酬问题或是给予报酬的相关机构；第三种是地位因素，作为对赞助者或文学出版社所给的经济报酬的回报，受益人通常要满足赞助者的一些愿望。主流诗学亦包含两个方面：一种是文学方法，包括整个文学体裁、符号、主题以及典型境况与特征；另一种是文学的作用，即文学作品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应当扮演何角色。
　　三、爱伦坡及其《丽姬娅》
　　埃德加?爱伦?坡（1890-1849）是十九世纪美国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其作品主要有侦探小说、科幻小说、恐怖小说等，被后世誉为侦探小说鼻祖、科幻小说先驱之一、恐怖小说大师以及象征主义先驱之一。爱伦坡主张死亡美学和恐怖美学，其作品大多想象诡异，死亡与美并存，具有独特的美学风格。
　　小说《丽姬娅》正是对爱伦坡这一美学风格的绝佳体现。该小说叙述一位贵族青年在结婚后，与博学多识的妻子——丽姬娅——十分恩爱，时常讨论学问。可惜好久不长，丽姬娅病倒了，尽管与死神做了殊死搏斗，但最后还是撒手而去。后来，主人公又娶了一位女郎——罗文娜，然而她也在结婚不久后得病而死。在主人公为罗文娜守灵那晚，他在极度恐惧和幻觉中，看到罗文娜的尸体一次次出现了复活的征兆，但又一次次消失。终于，罗文娜的尸体坐了起来，睁开眼睛，主人公发现那是属于丽姬娅的眼睛，他才意识到丽姬娅凭着顽强的求生意志借着罗文娜的尸体复活了。
　　这篇小说发表于1838年，被作者自称为“最得意之作”，在国内亦有诸多译本。本文通过分析比较《丽姬娅》的两个中译本，从而探索经典文学作品译介的变化的成因，所选译本如下： 1982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爱伦坡短篇小说集》（以下简外文版）；1995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曹明伦翻译的《爱伦坡集：诗歌与故事》（以下简称曹版）。
　　四、改写理论三因素下的《丽姬娅》译介流变
　　1. 意识形态下的《丽姬娅》译介流变
　　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在翻译过程中，作为译入语文化中的一员，译者必然会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且，为了达到目标语文化与源语言文化相互交流的目的，译文需要读者和读者的接受，因此，译者出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伦理，政治等多种因素的考虑，对不符合译入语主流意识形态的部分进行删节或改动。
　　《丽姬娅》作为美国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作品，再被译介到中国时，便被打下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烙印。例如，中国传统意识形态里一直有“谈性色变”这种论观点。这在外文版的《丽姬娅》中就有了非常明显的体现。
　　原文：In halls such as these — in a bridal chamber such as this — I passed, with the Lady of Tremaine, the unhallowed hours of the first month of our marriage — passed them with but little disquietude.［3］
　　外文版译文：在这类厅堂里——在这种新房中——我和特瑞缅因那位小姐度过了蜜月，无忧无虑地度过了。［4］
　　对于性，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是控制非常严格的。那一阶段的性总是与“生育”、“卫生”、“健康”等字眼相联系的，人们对于生育以外的性知识几乎无从了解。中国人真正感受到性观念变革是在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新《婚姻法》的公布和提倡并推行独生子女政策让每个家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两个看起来和性并不直接相关的事件改变了中国人此前性是为了生育的观念。人们逐渐地感悟出，原来性也可以用来表达爱情和寻求身心快乐。如著名性社会学家李银河说的那样，性的开放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经济发展为性的开放提供了可能。而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朝着多元化方向进发，中国人也逐渐接受各种新的性观念，并开始乐于将其付诸实践。中国的性观念日趋多元、开放。［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