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林相声作品【相声作品发展浅论】

　　摘要：相声是中国特有的喜剧表演形式，在世界喜剧艺术之林中独树一帜。自成熟完善至今，相声已经历了150多年的风风雨雨，在这段风云变幻、纷繁复杂的历史长河中，相声以其独特的魅力和艺术价值奔腾不息，不仅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在传统回归的时代独占鳌头、如日中天。然而，当我们重新审视相声所带来的文化价值及传承意义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对相声作品的反思与参悟。
　　关键词：相声作品 新相声 传统相声 作品类型
　　中图分类号：I239.7 文献标识码：A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以作品为依托，作品是艺术的根。相声亦不例外，一部作品的优劣决定了相声演出的质量，相声行内有一句话叫做“人保活，活保人”，即一位演员的艺术水准可决定一个作品完成的好坏，同样，一个作品的好坏也可体现出一位演员的艺术造诣。由此可见，作品作为相声元素的一部分，起着关键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作品就没有相声。相声作品是几代艺人智慧的结晶，凝聚了一代又一代相声艺人的血汗，它们曾经是艺人赖以生存的“玩意儿”，现在却是演员服务于大众的艺术形式。
　　以新中国成立之日为界限，相声分为传统相声和新相声。传统相声是对城市市民生活中各种文化意识形态的描摹与映射，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它没有浓重的文学色彩，却在对人性剖析的解读中，透露出包容和客观，它是温和、敦厚的，带着自嘲精神。与之相比，新相声作品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和文学痕迹，更注重对现实中社会形态、行为准则、道德观念的揭露、批判与讴歌，其表现方式也是犀利、尖锐、一针见血式的，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和文学性，渗透着或多或少的政治立场，这也使得新相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规范性。
　　新相声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开始关注人物形象的描写，掺入了文学意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开始成熟，很多人物形象成为某一特定时代的符号。但是，“在大量新相声中，属于典型性喜剧形象的作品不是很多”。典型形象在相声作品中出现，也使得新相声的表演具有单一性、实时性、时代性的特点。所以，新相声的曲目数量远远多于传统相声，但就其艺术价值和传播范围而言，要逊色很多。
　　自拆唱八角鼓艺人张三禄初创相声这种艺术形式始，相声艺人便开始了创作活动，并以此为生。据不完全统计，传统相声作品约有一千余部，其中有根据古代笑话加工改编的，有根据实事现编现演的，有艺人们自身创作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或内容低俗，或艺人流逝，或不符合时代发展，部分作品已经失传，传世作品约有五、六百部，虽然只剩下了一半的曲目，但每一部作品都令人叹为观止，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民俗价值及艺术价值。例如：《扒马褂》、《报菜名》、《八扇屏》、《大保镖》、《文章会》、《小神仙》、《改行》等，一部部耳熟能详的曲目，至今被奉为经典，长演不衰。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和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文艺形式也从战争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文艺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况。相声艺人的社会地位从旧社会的下九流中摆脱出来，受到了社会的尊重，相声也从撂地的“玩意儿”一跃成为了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这使得相声艺人怀着无比的热情，积极投身于艺术创造中。许多文人墨客，如老舍、吴小玲、赵树理、罗常培等人，也参与到相声的整理、改编、创作中来，这也使得文学意识开始潜移默化地渗入到相声作品中。1950年1月19日，相声改进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新相声的开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对传统相声中存在的一些低俗、粗俗的内容进行了删改，例如：《菜单子》、《地理图》、《八扇屏》、《夸住宅》、《字象》、《铃铛谱》等。在净化了传统相声的同时，还配合当时的社会形势创作了大量作品，例如：《婚姻与迷信》、《二房东》、《一贯道》、《纸老虎》等。
　　1958年，相声《社会主义好》开启了一代新风，即歌颂型相声的出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独立自主，怀着巨大热情大搞社会主义建设，对于新中国的成立更多的是抱着感恩与崇敬的心态，社会整体意识必然使得各种艺术形式的整体基调偏向于歌颂美好，憧憬未来。歌颂型相声是时代的产物，它的出现是必然的。然而，由于当时文艺和政治思潮的影响，此时的歌颂成分渐渐充满了溢美和失真的倾向，它过分夸大了生活中的美好，这势必使得艺术脱离生活，充斥着虚构与浮夸。
　　十年动荡的“文革”时期是一个百花凋敝、落叶纷飞、万马齐喑的年代。相声在政治的夹缝中踽踽而行，依然出现了《挖宝》、《喇叭声声》、《高原彩虹》、《山鹰》、《友谊颂》、《海燕》、《万无一失》等优秀作品。但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的相声和其它艺术形式一样，在文学性、艺术性、思想性等方面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倒退局面。
　　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十年浩劫”使得社会整体意识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猛然从压抑的政治氛围中解脱出来，社会的情绪彻底爆发了，使得群体意识将矛头全部指向了“四人帮”。相声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最能直接反映现实的有力武器，它以其独有的表演方式率先登上文艺舞台，身先士卒，充分发挥了“文艺轻骑兵”的先锋作用，掀起了批判思潮的狂风巨浪，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
　　此时的政治讽刺以其惊人的勇气重获新生，并且迅速蔓延，有着“说者解恨，听者酣快”的特点。被压抑多年的相声艺术开始爆发，自1976年至1979年短短的三年间，相声创作达到了高潮，一批揭露、批判“四人帮”及其流毒的作品，如雨后春笋，掘地而起。这些作品矛头犀利、情感酣畅淋漓、形象生动地揭露了“四人帮”色厉内荏的反动本质，嘲笑其可卑、可耻的下场。例如：《如此照相》、《舞台风雷》、《白骨精现形记》、《帽子工厂》、《特殊生活》等。随着批判运动的深入，“四人帮”流毒仍然严重桎梏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于是，一批敢于直面流毒的作品应运而生，例如：《假大空》、《皆大欢喜》、《似曾相识的人》等，所有的作品无一不是黑色的，每一部作品都充满了悲与怨、血与泪、苦与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步入了改革开放时期，政治局面趋于稳定，改革开放政策无疑使得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机遇和挑战。相声也随着政治形势的稳定日趋缓和，其讽刺的矛头也由打倒“四人帮”的政治讽刺，转向了对社会中的不正之风、歪风邪气等社会问题的实事讽刺。随着政治形势变化的日趋深入，相声由对政治的批判更多地转变为对社会和人文的关注，文化格局初显多元态势，但是这并未影响到相声在大众文化生活的主导地位，为大众欣然宠爱并乐此不彼。新时期相声的视野宽阔，从城市到农村、从群众到部队、从历史到现代、从讽刺到歌颂，纵横交错，此消彼长，洋溢着对改革开放、对“四化”建设的由衷关注，反映了时代的情绪和现实的节奏。此时的相声在题材上呈现了多层面和多角度的特点。既有《不正之风》、《石厂长》、《欢迎批评》、《指妈为马》、《多层饭店》、《并非讽刺裁判》等许多讽刺性极强的作品，也有《见义勇为》、《北海游》、《农老九翻身记》等歌颂型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