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论弗拉季连·布罗夫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观]

冯颜利 孟献丽 任政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影响日趋扩大，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外学者的认可和关注，成为国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弗拉季连·布罗夫(ВладиленБуров，1931～)出生在中国哈尔滨，是古代东方哲学、现代东方哲学、中国哲学等领域的专家。他在许多文章中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发展成果作了评价，也通过与中国的对比来反思俄罗斯的发展。他撰写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Современныйкитайскиймарксизм)一文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的解读，以国外学者独特的视角发表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该文是国外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认识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反映了国外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虽然布罗夫的认识有些误解，甚至曲解，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本文在翻译布罗夫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一文的基础上，对其基本观点进行评述，目的在于:一方面，澄清国外一些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增强他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对于我们自身如何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是非常有益的。

一、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问题

布罗夫认为，“近2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在中国的宣传一直在加强，取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意识形态模式”。他认为，胡锦涛所作的《十七大报告》并不是空洞的思想和理论，而是充满着实事求是精神，其中虽然包含思想(意识形态)因素，但不仅在结构上，而且在实质上都服从于国家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外的人特别是欧洲人来说，这样的报告会被视为政治宣传套话的堆积，但是在中国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有鉴于此，布罗夫否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学说，也不是邓小平理论”。他的理由是，《十七大报告》全文中都未提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名字，“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仅被引用了一次(还是稍带提过)，毛泽东的名字也只出现了一次，整个报告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多次重复。在此之前任何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都不曾如此强调过自己国家的特色和在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首先提出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是邓小平。邓小平强调，中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很难确定其将延续的时间。其次，“三个代表”的思想同样也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强调的是要坚定不移地走将中国具体国情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创新道路，但布罗夫认为在《十七大报告》中却没有写出成型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

要正确认识布罗夫的这一观点，首先要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布罗夫不理解，坚持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还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基本原理、基本特征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恩格斯曾经提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十七大报告》中虽然直接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以及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地方不多，但是整个报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理论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态度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拘泥于具体词句，而是要坚持它的基本原理，并把它与实际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此，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可见，当代中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旗帜，并没有丢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如胡锦涛《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我们党一直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是丧失根本。”中国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布罗夫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做法不是从抽象的理论纲领出发，而是在现实生活中找寻根源和未来思想体系的基础。但是，他认为从理论高度可以指责中国共产党犯了经验主义和仅依靠实践(实践主义)的错误。同时，他又不得不承认，正是由于同现实的紧密联系才使得中国在社会和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现代化发展取得的成就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分不开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采取了科学的态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当然，布罗夫认为当代中国还没有出现成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这一点是正确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凝滞的，而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不断发展的学说。

二、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科学发展观

布罗夫认为，每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创新。其中，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也提出了自己的新理论，即科学发展观。他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从邓小平几个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中的“发展就是硬道理”直接发展而来的。科学发展观的基础是邓小平对于发展的理解，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在改革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继续开展以人为本的改革。他认为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在于:发展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重中之重;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核心环节;经济、政治体制、文化和社会改革应平衡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面、和谐和稳定的发展”;全面、和谐和稳定的发展的基础是统筹城乡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在国内外因素影响下的区域发展等;经济发展基于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布罗夫特别强调的是，科学发展观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当代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以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支撑，而不仅是经济(生产力)发展，他认为这对于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针具有决定性意义。在他看来，将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社会问题、文化和民族精神状况关注的减少。单方面追求经济发展，会导致农村地区矛盾的尖锐化和严重的生态问题。因此，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与基础在于统筹与协调，并且发展要以人为本，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求。

但是，布罗夫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对“三个代表”思想中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这一观点的一种修正。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科学发展观不是对“三个代表”思想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一种修正，而是继承、升华和发展，它们之间是一脉相承的。胡锦涛说，“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科学发展观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发展领域的深化和具体化，“三个代表”的第一个代表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科学发展观不是不发展生产力，而是要求科学地发展生产力，更高要求地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更好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现实选择，更加科学地把握了发展生产力的内涵。

三、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布罗夫旗帜鲜明地提出，将中国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视为一体在原则上是不合理的。布罗夫认为，在胡锦涛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并推动理论创新的口号，特别强调了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赋予其民族的和划时代的特征。尽管中国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些遗留下来的思想意识模式，但在整体宣传领域，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都发生了许多改变。中国共产党在自身的实践中远离了曾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存在的社会主义教条思想。这在许多事实中得到了证明:个体农民经济的存在、私营企业的巨大发展、广泛运用的国外投资、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模式和方法(如股票、证券交易所等)、反对以虚无主义态度看待私有制、吸纳私营企业和自由职业代表成为中共党员、承认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等。他认为这些都是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及其社会主义学说相违背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仅仅存在于官方宣传、大学和党校中。

虽然布罗夫认为中国改革的结果明显不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及其社会主义学说，但是他对这样的改革还是持肯定的评价的。布罗夫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选择了在本国国情下惟一正确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从而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种模式是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原理的，但却符合了中国的民族特点”。

布罗夫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作了对比。他提出，中共中央在经济领域的政策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有很多共同点，但在政治领域又有许多不同:与社会民主主义中的议会民主相对立，在中国共产党中存在着专权体制，而不是权力划分系统。同时，他又提出，从某些经济的，也包含政治的指标来看，这种模式与之前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走过的发展道路相似。这说明布罗夫对中国的发展道路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很科学。但是，十分难得的是，布罗夫提出，如果在当今中国推行西方模式的多党制，必然会引起政府的垮台和国家的解体。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曾经的苏联共产党一样，是制度中的承压结构，只有通过它的领导才能解决重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在中国人面前摆放着苏联的惨痛教训，当苏联共产党失去社会领导作用时，国家很快就解体了。

当然，布罗夫肯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坚持“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他认为，自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后的30年间，中国一直在宣传“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要摒弃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教条”，要与时俱进。这一点值得肯定。但是，布罗夫并不明白，中国反对的是教条主义，而不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是在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但不是抛弃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是为了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是为了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待马克思主义惟一正确和科学的态度。

同国外大多数学者一样，布罗夫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出现说明当今世界已经不存在统一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国际性学说，而是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其中每一个都带有由本国具体国情决定的自身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多元化，在国外也是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一观点的实质在于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只有一个，并非具有多个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具有多样性、民族性和具体性。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绝不是说有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实质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四、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布罗夫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特点也在于它的文化成分。儒家思想是几千年来中国文明的根基和主要元素，影响了众多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他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当对本国精神和哲学传统的虚无主义过去之后，儒家思想开始逐渐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基础。实质上，现在进行的是缺乏道德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结合。他的理由在于:第一，中国各个城市每年都举办数量众多的关于儒家思想的研讨会;第二，这些社会政治性的活动都有国家党政人员的参加;第三，国家也在3～23岁的儿童和青少年中开展推广儒家思想的活动，目前已有3000万人参与其中;第四，号召国家党政领导在发言中引用儒家经典;第五，在中共“十七大”上提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华文化的发展紧密相连，而这实质上就是指儒家思想。他还强调，“社会和谐”思想在孔子学说中也能找到根源。

关于布罗夫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关系的看法，我们认为，他认识到了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儒家思想的价值。但是，他夸大了儒家思想的作用，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在国内外的某些学者中也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化”或“儒家化马克思主义”的论调。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获得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与传统的儒家思想实现了融合，从儒家文化中获得了推动力。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哲学系教授宋荣培的《中国社会思想史——儒家思想、儒家式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美籍华裔学者窦宗仪的《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从儒家思想的角度探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些观点究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科学地看清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中国之所以推广儒家思想，只是为了汲取和借鉴优秀传统文化，繁荣思想文化，坚持“古为今用”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实现各种文化的互补和融合，以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虽然，中国马克思主义有形或无形之中都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影响，但是当今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核心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不容动摇。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都不会也不可能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改用儒家伦理去治理国家，只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从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有相容相通之处，并不能否定二者各有其本质的规定性，不能抹煞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和界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儒学化，马克思主义要是儒学化了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就失去了其本真面目”。为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和思想文化多样性的统一。

网络编辑：张剑

《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11-12-27 17:4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