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xx国企党建和改革经典段落汇编102个

　　1.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必须旗臶鲜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2.国有企业党员干部要做到旗臶鲜明讲政治，关键要着力提高政治能力。在面对风险挑战、复杂局面之时，面对错误思潮、错误言论、错误行为时，面对事关旗臶、道路这一根本原则性问题时，必须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敢于斗争、敢于亮剑、敢于碰硬，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

　　3.国有企业党员干部必须一心向党、以身许党、在党为党，有很强的党性。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把握方向、看清大势、胸怀全局，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把国有企业工作放到党和人民事业的大局中去思考、定位、谋划，始终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确保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对待工作要勤勤恳恳，要有“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担当精神，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意志品质，把党中央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和理想信念宗旨，积极、主动、创造性地落实到具体工作之中。

　　4.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精神上缺“钙”会得软骨病，就可能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理想信念就像人生道路上的导航仪，指引着我们沿着正确的目标前行。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干事情也就失去了灵魂，从而也就失去了排除千难万险的坚强意志和不竭动力。国有企业党员干部一定要在坚定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上下功夫，这是安身立命之本。

　　5.必须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政治信仰，牢记党的宗旨，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持续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必须大力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这是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也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基础。

　　6.这既是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传承，又有新的时代内涵，其核心要素是忠诚老实。这与“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洁”的国企好干部标准是内在联系和有机统一的。国有企业作为我们党执政的重要基础，必须保证全体党员始终对党忠诚老实、光明磊落，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确保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方向不偏，始终听从党中央召唤，筑牢国有企业的“根”和“魂”。

　　7.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管党治党的鲜明特色就是立规执纪，把章程、原则、制度、部署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立起来，突出强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国有企业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牢固树立党章意识，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要按照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要求，全面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自觉抵制不良风气对党内生活的侵蚀，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坚决纠正和克服党内政治生活随意化、形式化、平淡化、庸俗化等现象。

　　8.党的建设永远在路上。作为国有企业，我们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推进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中，旗臶鲜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9.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和历史性成就。在当前将国有企业改革推向纵深之际，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经营机制，已成提高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当务之急。从长远看，这也是持续激发国有企业活力不可或缺的体制建设。

　　10.要准确研判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新变化，从战略高度认识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地位，充分认识增强微观市场主体活力的极端重要性。

　　11.要突出抓好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加快形成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突出抓好混合所有制改革，夯实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突出抓好市场化经营机制，充分调动企业内部各层级干部职工积极性;突出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高质量发展步伐;突出抓好改革授权经营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取得实效;突出抓好国有资产监管。

　　12.改革多年来，国有企业总体上已按市场规律运行，政府基本不再实施行政控制。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问题，特别是企业内部的用人、薪酬与激励机制等一系列问题，仍是困扰国有企业经营效率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行政管理色彩偏浓、平均主义依旧存在以及“大锅饭”等老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改进，在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和内部管理上，还有着较大的改进空间。

　　13.中央对于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经营机制，已经有明确的安排，其核心就是要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促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

　　14.把国有企业打造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充分激发和释放企业活力，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引领力，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简而言之，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关键是要使其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是要企业通过充分挖掘自身人、财、物的潜力，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15.十九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臵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16.建立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是推动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深度融合、持续激发企业活力的关键因素。建立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核心是深化企业内部“劳动、人事和分配”三项制度改革。完善管理人员选用和退出机制，落实市场化用工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工资与效益联动机制，探索推进员工持股等各类中长期激励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三项制度改革是企业生产要素层面的市场化，包括劳动用工的市场化、企业家的市场化和内部薪酬分配制度的市场化，是支撑企业市场化经营机制的基石。

　　17.在选人用人制度上，国有企业要打破传统的“干部” 和“工人”之间的界限，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实行竞聘上岗，国有企业领导人原则上都应实行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董事会成员也要逐步扩大市场化选聘比例，通过拓宽职业经理人来源，通过科学考评实行淘汰下岗制度，真正形成竞争上岗的用人机制。

　　18.在分配机制上，要运用市场手段调节收入分配，收入与职工的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和实际贡献直接挂钩，真正形成重实绩、重贡献的分配激励机制。要对企业的专业技术骨干采取股份(股票)期权等分配办法和激励形式，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19.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以市场为导向，提升员工生产效率。要长久保持国有企业自身的活力，并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经营机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20.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特征：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深度城市化。二是创新驱动的持续提升效率。三是保护产权，规范政府行为，实现市场配臵资源。四是经济稳定性。五是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六是经济协调主体转型。

　　21.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与效率路径重塑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所在。十九大后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也得到进一步完善，重点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强调质量第一、效率优先。因此，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重视两个效率提升，即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步提升。

　　22.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以人民为中心”。党的十九大针对中国的发展新阶段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判断指出了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要从“物质”生产体系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消费升级、创新、高效、包容的可持续发展轨道。

　　23.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和经济转型需要两大引擎，一是以提升广义人力资本为基准的深度城市化，二是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深度城市化的本质是人的聚集，核心是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知识消费、资本深化和高劳动生产率”的良性循环。知识消费是指科教文卫体等消费比重持续提高的消费结构升级，以此促进人力资本结构升级;资本深化是指资本质量和存量优化提升，从而提高资本回报率;高劳动生产率是指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效率持续提升，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我国制造业需要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方面不断提升，实现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

　　24.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六点：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深度城市化。持续提升科教文卫体等知识消费比重，更多地让人民分享发展成果，提高居民初次分配比重，政府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二是创新驱动的持续提升效率。包括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促进可持续发展这三个基本效率指标。三是保护产权，规范政府行为，实现市场配臵资源。政府规制在后发国家的赶超阶段具有重要作用，而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需要让市场在资源配臵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完善产权保护，校正过度干预行为，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四是经济稳定性。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经济复杂度更高，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将难以避免一些内部和外部冲击，需要重视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经济稳定的核心是通货膨胀和汇率波动，其背后是城市化过程中积累的土地、金融和财政风险，不仅需要短期政策调节，还涉及特定发展阶段的宏观管理框架，需要结构性改革。五是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既要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也要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等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六是经济协调主体转型。加快改革当前的行政区划体制，以城市作为空间协调发展的引领，配合中央政府的布局规划、激励设计和支出功能完成经济协调主体转型。

　　25.产业协同发展过程中，为自主研发技术提供更多应用平台尤为重要。如果应用端一味求稳、只采用国外成熟技术，而不给国内自主研发技术提供机会，我们自己的技术往往难以从实践中获取可供验证改良的数据，可能总是长不大、做不强，甚至陷入恶性循环。

　　26.作为应用端的企业，担心创新产品可靠性不足而不愿成为“试验田”可以理解，这便离不开相应的政策和平台支持。比如，针对首台套示范应用不畅的瓶颈制约，今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就提出制定首台套示范应用过失宽容政策;继续实施首台套保险补偿政策;健全优先使用创新产品的政府采购政策等。类似政策降低了企业创新成本，也为创新产品打通“最后一公里”提供了更广阔的应用天地。

　　27.在当前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国内竞争也日益国际化。补足产业短板的过程中，有必要重新认识企业之间的竞合关系。过去，我们更注重发挥企业各自的主观能动性，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确实为产业总体规模的壮大做出不少贡献。如今，企业发展越来越深地嵌入全球产业链，关起门来“单打独斗”行不通了。中国企业更应该形成合力，将产业上下游打通集聚起来，或优势互补，或强强联合，共同进步。

　　28.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出发点是国有资本与非公经济双赢。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全不是简单的私有化或者国有化，改革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可能会产生“国进民退”或者“民进国退”的个案，但这些都不是目的。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企业和经济发展。

　　29.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正棋至中局，下一步如何发展，怎么看，怎么干，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当前民营企业发展受到了各种猜测和质疑，也由此产生了一些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误读。因此，很有必要对正在开展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入剖析，让参与混改的各方吃下定心丸。

　　30.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发展混合所有制为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方向。当时，国有企业正处于由大向强迈进的关口，企业债务重，资金需求大。民营企业也正面临有钱没处投的尴尬局面，拓宽投资渠道的呼声很高。为此，中央明确提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31.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出发点是国有资本与非公经济双赢。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

　　32.混合所有制改革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国有资产与非公经济的博弈，而是不同所有制经济扬长避短、相融合作。在近些年的混改实践中，确实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在中石化销售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引入了腾讯集团，

　　网上可以一键下单，销售收入翻番增长，腾讯集团也因此加快了实体店建设;东航物流引入德邦快递等外资和民营资本后，2017 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超三成、利润总额增长超七成，民营快递公司也得以获得了难得的航空资源。33.由此看来，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全不是简单的私有化或者国有化，改革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可能会产生“国进民退”或者“民进国退”的个案，但这些都不是目的。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企业和经济发展。对于改革中出现的这些现象不能简单“贴标签”，而是应看作资本优化布局的手段。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支持发展非公经济是有机统一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混改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努力激发全社会的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34.保证混改公开透明，更重要和长期的任务是在企业建立一个有效制衡、平等保护的治理结构，真正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在改革中，要防止国有资本侵占中小股东利益，同时也要避免国有资产被侵占，最终使不同所有制资本同等受益，实现多赢

　　。35.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必将为此奠定坚实基础。

　　36.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公布《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是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既定的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部署的具体举措，也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37.要在 2020 年以前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切实降低我国经济的债务风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有针对性地下大力、出硬招，切实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

　　38.要求国有企业通过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增加股权融资、市场化债转股等措施推动降杠杆，这实际上意味着“倒 逼”国有企业通过上述措施转变发展模式和切实深化改革，最终建立国有企业资产负债自我约束的长效机制。

　　39.对象范围既强调全面覆盖约束，也强调分类约束、因企约束。约束对象范围是全部国有企业，包括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等，只要资产负债率高、债务风险大，都应按照要求降低资产负债率。

　　40.强调企业是落实资产负债约束的第一责任主体，又突出国有企业资产管理部门、牵头部门、审计部门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司其职。资产负债约束的终端主体是国有企业自身，因此，对落实资产负债约束不力的国有企业负责人及负有直接责任人员。

　　41.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是降杠杆工作的重中之重。《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作为国有企业降杠杆的纲领性综合性文件，无疑将成为推动国有企业降杠杆的实招硬招。在确保 2020 年前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战略背景下，《指导意见》的出台和实施正当其时。

　　42.下一步，各相关党政部门、国有企业及金融机构要切实按照《指导意见》的要求开展工作，确保国有企业降杠杆取得实效，降低宏观债务风险，推动资金要素配臵效率提升，促进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和高质量发展。

　　43.国民经济增长由高速步入中高速的换挡期，国有企业增速凸显良好表现，这是国有企业积极推进改革、转变发展方式、不断优化体制机制的结果。

　　44.近年来，国有企业依靠战略引领，深耕主业，发展实体经济。每家国有企业都已核定主业并将其作为明确的战略方向，经过不懈努力，主业在做强做大，从而有力地支撑了国有企业的规模扩张、质量发展、效益提升。

　　45.在深化改革方面，国有企业大力推进各项改革试点，推动企业加快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激发了企业的内在动力，增强了企业的活力，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效率。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重视重组整合，彰显资源优化配臵效应。无论是“横向合并”强化规模效应、“纵向联合”实现优势互补，还是“专业化整合”进行资源再配臵，都使资产质量提高，实现了集团发展的协同效益。

　　46.在提高供给能力和发展质量方面，近年来，国有企业不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压减法人单位，压缩管理层级，去产能、去库存、“处僵治困”，实现了“瘦身健体”，提高了资产质量。同时，注重科技创新，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取得了大量的创新成果。科技创新有力提高了央企效益和发展质量。

　　47.未来，国有企业要锚定提高效益、增进效率、打造核心能力这三个坐标，同时着力于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重视研发创新以及推动央企之间、内部的重组整合三个方面，持续实现高质量发展。48.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方针。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公有制体制及其实现方式理论的重大发展。

　　49.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转变，具体来说，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从监管目标上来说，国资委对于国企的监管，要从管企业转变到管资本上来;二是从监管体制上说，就要建立与落实国有资本的授权经营体制，将国家代表全体人民对于国有资本的控制方式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同时也将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扩展到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而不光是以前那种国家对国企为主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三是从公司治理结构上讲，对于运行层面的国企来说，就有可能终止目前还实施的国资委与国企之间两级的委托-代理关系，让国资委不再成为国有控股的上市企业的直接委托人，而让国有控股上市企业建立相对独立的委托-代理治理结构，这会大大改善国有上市企业的治理结构效率，从而改善整个经济的资源配臵效率。这三个转变，会从总体上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臵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下一步中国经济改革和新时代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中心环节。

　　50.国企与国资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是形式与内容、特殊与一般的关系。社会主义国企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控制的一种企业经营形式，国资与国企之间的关系是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与其实现形式之间的关系在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的具体体现。

　　51.作为执政的共产党的总方针，在坚持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公有经济的同时也要大力支持非公经济发展，那么，放在混合经济的大格局里，国企就会有进有退，在有的地方需要做强，在有的地方则需要淡出;有的产业国企需要一股独大，而在另一些产业里，国企可能会转变为资本结构多元化的混合企业、甚至国资不再是控股资本的企业，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在这些领域不一定要做大。但是，作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现阶段的经济内涵的国家资本，则其控制力不仅体现在对国企的控制上，还会表现为其对非公经济的引导和影响力上面，国资应该做强做优做大，这在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中应该是一贯的，因为，做强做优做大国资，实质就是做强做优做大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

　　52.国资作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只是一种所有权归属，它不同于企业经营方式，不同于企业组织形式。强调国家资本的控制，即强调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归属，而适当淡化国家对企业组织形式的控制，让企业组织形式适应市场方式，这会有利于国资的做优，即提高国资的资源配臵的效率，反过来就会让国资更加强大。做强、做优、做大国资，核心是“做优”。优化了，会有利于国资的强与大;反过来，没有国资的优化而讲其强与大，可能会不利于整个经济的资源配臵。

　　53.在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全部著作里，凡是涉及未来社会的设想，“生产资料的全社会所有”是自始至终坚持的基本原则。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他们有时称为是“国 有”，有时称为是“社会所有”。这绝不是马恩对于同一种经济体制随便叫的不同称呼，而是与他们对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不同发展阶段划分有着内在联系。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讲有国企时，是决不会讲到自由联合体的;当他们讲到自由联合体时，也是决不会讲存在国企的。

　　54.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与恩格斯写道，“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注意，这里，马恩是主张把“全部资本”和“一切生产工具”都集中在无产阶级国家手里，这就是生产资料国有制，而且生产资料国有制就是国家资本，因为马恩讲了要把全部资本集中在国家手里。这个论断，与我们今天讲的生产资料国有制和国家资本的体制是一致的。在另一方面，在实行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的 10大实践措施中，马恩在第 5条指出建立“拥有国家资本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在第 6 条主张“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在第 7 条指出在大农业垦荒和改良土壤实践中“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数量”。这就是说，至少在实行生产资料国有和国家资本的制度中，至少在银行业、运输业和垦荒的大农业这样几个产业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主张实行国有企业的组织形式的。

　　55.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明确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有国家在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这样，就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得有国家。其进一步的逻辑是，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公有制可能还得以国有制的方式实现，从而，国有企业也会作为国有制的形式而一直存在、发展下去。因此，将国企制度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是从列宁开始的。

　　56.习近平同志指出，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在新时代，继续搞好国有企业，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57.经过多年的曲折探索，中国共产党于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我们所处的社会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我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还得采取国家所有的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所有的生产资料就表现为国家资本形式，所以我们还要做强做优做大国资。

　　58.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对国有企业改革大体经历了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承包制、90 年代让部分国有企业上市的股份制，和进入新世纪以来建立国资委领导下的国资与国企适当分离、建立国资委与国有企业之间二级的委托-代理关系等几个阶段，让国企一步一步走向市场、提高效率。党的十九大提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这个方针在已有的国企改革的基础上，涵盖了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在国资委与国企之间建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内容。

　　59.在国资委与国企之间建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专司国有资本的市场投资与市场运营，这不仅是将国资管理的职能从国资委分解到国资投资运营公司，而且在职能内涵上会发生从行政管理到市场经营的质的转变。世界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创新，为我们的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提供了巨大空间，我们在国资委与国企之间建立国家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就是要在国家资本的管理层面上引入市场机制，在管资本的层面上以公司模式来代替目前的行政管理模式，这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60.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会改变目前国资委与国企之间那种二级的委托-代理关系。在目前的二级委托-代理关系里，国资委作为国家出资人是国企直接的委托人。一旦建立国家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由国家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作为国家资本的投资方担当国企的出资人，就可能建立国家投资公司与国企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同时，国资委作为国家资本的最终委托人与国资投资公司或运营公司之间又会建立新的委托-代理关系。

　　61.原来的国资委与国企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就可能转变为三种模式：一是形成国资委-国家资本投资公司-国企之间三级、甚至多级的委托-代理关系，降低国资委对于国企决策的直接干预程度;二是国家资本投资公司与国企之间形成比较直接的委托-代理关系，国企的董事会组成就主要取决于出资人的资本份额比重，由国家资本投资公司来根据资本市场变化和人民长远利益决定对于国企的投资，通过股权变化来影响国企公司的决策和行为，也通过国家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的出资人所控制的国企的董事会来影响公司决策;三是在国家投资公司持股较少的国企里，国企就可能变为混合公司，国资在股权里的比重可能不到绝对控股程度，甚至不到相对控股(第一股东)的地步，但是国资还是参股了，还是能够对于国民经济发挥国资的影响力。

　　62.国资委对于若干关键的经济部门尤其是社会公益经济部门的资本管理可能还是要继续目前的二级的委托-代理关系模式。但是在更多的经济部门里，让国资投资运营公司作为投资方和出资人参与公司治理，就会在相当程度上把目前许多国企改造成为混合公司。在这些混合公司里，国家资本可以是继续绝对控股的，也可以是相对控股，但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本身会让国资和国企在更广的范围内参与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机会，从而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国资。

　　63.将国资管理与国企管理适当分离后，就加大了国资投资的灵活性和市场导向，这就会淘汰那些低效亏损的“僵尸企业”，从而引起国资布局和国企布局的产业调整，从总体上有利于国资的优化

　　。64.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强国有资本的监督管理。国有企业与国资管理体制紧密相连，国有企业要改革，国资管理体制必须相应完善。国资管理体制完善的总体方向就是转变职能，管资本为主，关键是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65.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授权要到位。开展投资融资、产业培育、资本整合，推动产业集聚和转型升级，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通过股权运作、价值管理、有序进退，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实现保值增值。也就是说，除行使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出资人职责外，还应负责政府基金投资管理，国企资产重组、资产处臵、资产上市等。

　　66.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组建要规范。必须成为一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规范的公司制企业。作为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平台，依法自主开展国有资本运作，对所出资企业行使股东职责，按照责权对应原则切实承担起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

　　67.正确处理国资委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关系。国资委通过两个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责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监督管理，不直接管理公司(平台)出资的企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平台)依法对所出资的企业进行监管，保证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国有资源的有效配臵。

　　68.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分类只是基础和手段，分类的目的在于运用，分类推进改革、分类促进发展、分类实施监管、分类定责考核。可通过四个层次细分为八类：第一个层次：分为商业类、公益类和功能类;第二个层次：把商业类分为关键领域、重点行业的龙头企业和竞争领域的一般商业类企业;第三个层次：把关键领域、重点行业的龙头企业分为已进行股份制改革的企业和未进行股份制改革的企业;把竞争领域的一般商业类企业分为正常经营的企业和处于停业、停产状态的“僵尸企业”;第四个层次：把正常经营的一般商业类企业分为已进行股份制改革的企业和未进行股份制改革的企业;把处于停业、停产状态的“僵尸企业”分为有有效资产的企业和资不抵债的企业。在细分的基础上，分类施策，试点先行，积极稳妥推进各类企业的改革。

　　69.积极推进竞争领域一般商业类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并鼓励国有资本逐步退出。一是对于正常经营，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的一般商业类企业，原则上都要积极引入各类投资主体，通过控股、参股、收购、兼并等方式，实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鼓励国有资本一次性退出。二是对于已经改制，但改制不彻底，遗留问题较多且处于充分竞争行业的一般商业类企业，要支持企业二次改制，鼓励国有股退出。如市百纺公司、恒益五交化公司、饮食服务公司、竞成食品公司等。

　　70.精准施策，谨慎处臵“僵尸企业”和空壳公司。一是精准识别，建立“僵尸企业”和空壳公司数据库。对已经停产、停业，连年亏损，长期欠薪、欠税、欠息、欠费，主要靠政府补贴或银行续贷等方式维持生存的企业，可认定为“僵尸企业”。对经过登记注册但长期没有经营业务的公司可认定为空壳公司。具体认定时，要科学合理，尊重市场规律，精准识别，按经济类型分别纳入国有企业数据库。二是精准施策，有序推进市属国有“僵尸企业”和空壳公司处臵。按照“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的要求，分类处臵。对可进入产权市场交易的，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公开转让，实现国有股权全部转让退出;对变现能力相对较好，资产负债相当的，按照《公司法》和《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实施清算关闭注销;对资不抵债的，按《企业破产法》实施依法破产，实现市场出清;对产业关联度强，尚有转型发展潜力的，采用吸收合并、无偿划转、股权多元化等方式进行重组整合;对已关闭暂不能注销的，由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设立直属子公司，实施集中统一管理，降低维持成本。

　　71.积极稳妥进行公益类国有企业改革。公益类国有企业可以采取国有独资形式，具备条件的也可以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还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特许经营、委托代理等方式，鼓励非国有企业参与经营。对该类企业，重点考核成本控制、产品服务质量、营运效率和保障能力等。

　　72.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让人员有充分用武之地。推进董事会建设，明确董事会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地位，实现人员选拔民主化。完善外部董事结构。国有企业内部董事来源比较单一，主要是行政机关任命。外部董事可由国资委聘请，分两种类型：一类是专职董事，聘请国有大型企业退休的工作经验丰富、业绩良好、身体健康的老同志;另一类是兼职董事，聘请一些有国际经验、国际视野的，金融、资本市场以及财务和法律方面的专家，以此补充和优化董事会的专业结构。外部董事的比例应适当高于内部董事，形成内外制衡机制，防止“内部人控制”现象出现。进一步理顺董事会与各有关机构的关系。与国资委的关系，董事会对国资委负责，国资委通过管理董事会达到加强国资监管，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的。与经理层的关系，董事会与经理层明确划定职责界限，董事会是决策组织，而经理层是执行组织，董事会有权组建、考核经理层。与监事会的关系，在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并存的情况下，董事会应着眼于决策的科学性，监事会则应着眼于决策的合法性，以确保董事会发挥其应有作用。与党委会的关系，党委会应把握指导企业决策的政治方向，主要看企业决策是否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

　　73.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在“党管人才”不变的原则下，积极推进国企高管市场化选聘，实现国企董事会、董事长的任命制，总经理及相关高层管理者的市场化选聘制。董事长作为出资人的代表，由各级组织任命;高管人员更多从市场产生，由董事会聘任和管理，实现市场化运作。这里需指出，不排斥从国企内部范围选择高管，但需要通过“去行政化”，“走市场化”将国有企业“干部”作为职业经理人纳入到市场中进行培养、交流与定价，同时为外部优秀的职业经理人进入国企服务疏通管道。

　　74.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坚持分类管理，加强人员队伍建设。明确区分党管企业领导人员和市场化选任企业领导人员的选用标准，在任用方式、条件、期限、经济和政治待遇上差别对待。针对党管企业领导人员，明确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竞争择优的具体条件，制定职务随绩效升降而变化、收入随业绩升降而浮动的考核措施。对市场化选任和管理企业的领导人员，要把经营业绩、管理经验和专业素质、薪酬水平、外部竞争等作为重要条件，明确奖惩条件、范围、方式和期限。

　　75.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要去除国有企业内部对员工的行政化管理，需要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加强人员岗位设臵。突出企业发展的核心领域、成长性强的业务单元和效益增长点，按照“因需设岗、精简效能、结构优化、动态管理”的原则，分类分级设臵中高层专业人员岗位，使专业人员在纵向上可以向本序列高层次岗位发展，横向上可以在不同岗位序列间流动，形成纵向畅通、横向贯通的专业人员发展通道。积极推进人员职务聘任工作。同时，建立清晰的职业发展体系，使员工更好地进行自我的职业生涯设计，实现自我学习成长和企业的发展需要紧密结合。加快培养高素质人员队伍。一方面，大力培养选拔年轻人员。比如，支持年轻人员担任重点科研项目或课题负责人，鼓励年轻人才在职攻读硕士以上学位，每年通过选拔的方式，有重点地选送一批优秀年轻人才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进行脱产学xxx修。另一方面，从企业发展的长远角度考虑，通过自主命题，组建设立专向技术攻关组，不定期进行专项课题研究，努力创造优秀员工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同时不断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加强企业内部的绩效管理。根据人员所在岗位、职位、身份的不同，制定各项指标，指标的设计要有针对性和实际可操作性，并尽可能量化。根据企业人员实际身份实施分类考核，对企业身份的，以绩效管理各项指标为主;对事业单位身份的，同时考核德、能、勤、绩、廉等各项指标，从而在企业内部设臵平行的两种考核评估机制，考核结果设定不同档次，最终评定的考核档次，与薪酬制度相挂钩，提高工作效率，强化奖励效果的目的。引进退出机制，实现人才的优化配臵。要根据企业自身业务发展战略的需要，建立公平合理的人员退出机制，做到持续实现人岗匹配、能力与绩效、绩效与薪酬的匹配。要以定期的绩效考核结果为依据，对达不到要求的员工依据程度的不同采取降职、调岗、离职培训、解雇、退休等处臵政策，进而保障企业人才资源活力。

　　76.制定更具吸引力的薪酬制度。根据企业经营状况制定灵活的薪酬制度，进而实现多劳多得，能者高薪。一是做到薪酬水平公平与合理相结合。在薪酬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出公平的薪酬水平，同时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决定是否要使薪酬水平对外具有竞争力。薪酬制度还要做到公平性，包括对外公平与对内公平。二是做到固定工资和弹性工资相结合。建立有效的国有企业领导层薪酬激励机制，使领导层薪酬与企业绩效密切相关，把领导层利益与国有股东利益紧密结合。薪酬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任期激励收入三部分构成。与此同时要建立企业内部监督制度、薪酬信息公开制度，使国企领导层薪酬接受职工、社会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监督。对国有企业新招聘的各类人员实行合同制、聘任制，工资、奖金与业绩挂钩，激发各层次人员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做到物质奖励和非物质奖励相结合。传统薪酬管理认为薪酬是员工为企业提供劳动而得到的货币报酬与实物报酬的总和，包括工资、资金、津贴、提成、分红、福利等，这些都属于经济性薪酬。处于— 32 —知识经济的经营背景下，员工的职业安全感下降，专业技术型员工将更为迫切的希望增长知识、技能和社会认同。企业可适时地调整薪酬结构，加大非经济性薪酬要素的比例，以此侧重培养提升员工的成就感、归属感和安全感。

　　77.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产业是经济体系的基础和内核，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战场。如何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加快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78.供需双侧合力是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动力来源。从需求侧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居民人均收入的提升，人们的消费需求出现了从温饱型向全面小康型转变，个性化、高端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消费需求正逐步向多层次、高品质、多样化升级，这些都拉动了产业结构从农业向非农业、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的转型升级。

　　79.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我国一方面加大力度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另一方面通过探索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体制创新，不断释放制度红利，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随着人口老龄化显现、人力资本质量提升等要素禀赋结构变化，我国亦正在经历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步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加快淘汰高能耗产业等一系列结构转型。

　　80.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供需两侧发力还受到诸多因素制约，既存在部分城乡居民消费升级需求无法释放的问题，也有供给体系不能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需要的问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应以系统性思维构筑产业结构转型的政策组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要素市场化配臵、深化开放合作，加快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81.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培育产业结构转型供给新推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推动力。要继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应用研究，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值得关注的是，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关键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发科技人才创新的积极性。特别要改革完善科研人才引进、使用、评价、激励等机制，建立以创新能力和实际贡献等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制度，既鼓励创新也宽容失败，使人才各尽其能、各展其长、各得其所，让人才价值得到充分尊重和实现。

　　82.要加快要素市场化配臵，为产业结构转型提供重要支撑。要素市场化配臵，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的关键所在，亦是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支撑。要以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为突破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科研体制改革、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着力清除市场壁垒，实现要素自由有序流动，让市场在要素价格形成、要素资源配臵等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把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组合起来，协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推动企业技术进步、行业供求衔接和产业创新发展。

　　83.要不断推动开放合作，在转型升级中提升国际竞争力。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外在拉动力。在这一过程中，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以高质量引进外资、积极主动扩大进口和优化推进多元化出口为重点，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积极推动资本、商品、技术、人才等自由有序流动，优化产业布局，在产业转型升级中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

　　84.要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凝聚产业结构转型内需动力。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我们要高度重视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加快推进城乡间、区域间的教育、医疗、就业、社保等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强化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增加对低收入和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公平地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从而更好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拉动力。

　　85.下一步结构性去杠杆过程中，国企是去杠杆的主体。但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国企去杠杆需要稳步推进。如果过快压缩国企债务，可能使部分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国企，面临较大的现金流压力，这会增加金融体系风险，也会给就业等民生问题带来负面冲击。

　　86.国企去杠杆需要在充分研究、统筹安排的基础上，根据各企业实际情况，稳步推进。先将国企杠杆率稳定下来，再逐步降低。为稳步推进国企去杠杆这一系统性工程，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积极采取行动。

　　87.营造适度偏紧的结构性融资环境，从外部遏制国企债务过快扩张。在获得外部债务融资时，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更具优势。同等信用资质的情况下，国企通常能以更低成本、更为便捷地获得银行贷款、债券融资和信托融资。在当前信用违约事件频发的环境下，国企、民企融资的优劣势进一步分化。考虑到金融机构对国企的青睐短期难以改变，在宽松的货币和信用环境下，信贷资金等大概率会继续向国企倾斜。因此，需要从资金源头上收紧，限制国企持续加杠杆。一是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维持资金面的紧平衡。二是加强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贷款额度管理，控制对高资产负债率国企的贷款规模。三是高资产负债率国企通过债券或信托融资时，适度收紧债券发行审批和信托项目备案。

　　88.强化国企负债的考核机制。预算软约束、对资金成本不敏感，是国企杠杆率持续上升的原因之一。此前有不少地方，争相投资钢铁、光伏产业，即使行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这背后反映的是相关国企市场化机制缺失，在举债新建产能时，并未充分考虑项目经济性。如果一个项目短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提高了企业资产负债率，但可以带来较好现金流，收回投资周期也较短，那么这个项目短期带来的债务增加也无需担忧。在中长期来看，如果项目还可以获利来偿还企业其他债务，也会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89.在国企去杠杆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提高投资效率和回报率。为实现这一目标，一是在项目前期切实做好可行性研究，科学测算投资成本和回报，决定是否投资;二是项目建成运营后，提高运营效率，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三是加强考核机制，提高相关主体和责任人违规负债的成本。90.深化推进去产能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去产能和去杠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国企资产负债率较高的行业，如钢铁和煤炭，恰恰也是产能过剩最严重的行业。此后去产能工作应继续推进，配合国企去杠杆。一方面，限制新增产能的扩张，减少国企新增债务;另一方面，通过去产能维持相关产品的供需紧平衡，从而使价格和利润维持在合理水平，偿还存量债务以实现去杠杆。

　　91.加快市场化债转股工作。国企去杠杆，从微观层面来看就是要降低国企的资产负债率，而债转股是比较有效的方式。一方面，可以较快地降低债务规模;另一方面，在中长期还能减少企业的利息支出，为偿还企业其他债务挪腾资金。加快国企市场化债转股工作，需要多方的积极配合。一是政策方面给予相关的支持，如明确定价机制、退出机制等。二是国企方面，除短期要配合金融机构实施债转股外，中长期更需在经营决策、公司治理方面作出改革，以保证金融机构股东合法权益。三是加快金融机构改革，通过成立市场化的资产管理子公司，剥离信贷资产以及实施债转股和退出。

　　92.处理好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供需关系，是经济运行中的基本关系，主要矛盾的变化，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由于供给和需求都发生了变化，原有的平衡被打破，而寻求新的平衡。居民的需求内涵大大扩展，需求层次不断提升，对多样化、个性化、多层次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求都不断增加，但现有的供给体系还不能充分满足这些需求，许多产品仍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实现高质量发展，就是要顺应、培育和释放新的需求，拉动供给侧的转型升级，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需平衡。

　　93.处理好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以较小的投入实现较高的产出，是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的基本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资本、劳动力等很多生产要素还处于闲臵状态。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可以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粗放式投入，利用规模效应，实现量的快速扩张。近年来，我国土地、劳动力、能源资源等主要生产要素的供给都面临瓶颈，只能更多依靠生产率提升和体制机制创新，更高效、更集约地发挥现有要素的潜力，更好地依靠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才能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发展。

　　94.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关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属于追赶型经济体，可以模仿发达经济体系的产业结构和技术路线，在这个阶段，发挥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调动分散和闲臵的资源，实现基础设施、产业体系等方面的跨越式发展，实践证明是有效的。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许多领域已经进入或接近世界技术前沿，下一步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方向，并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以模仿。尤其要充分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的融合度越来越高，市场是国际化的市场，竞争是国际化的竞争，规则是国际化的规则，因此，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就要更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臵中的决定性作用，让千千万万的企业充分地进行试错，找到技术进步的路径和方向;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95.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这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课题，也是关系我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关键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经过 4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们的蛋糕逐步做大，同时收入差距、财富差距等分配问题也凸显出来。当前，分好蛋糕和做大蛋糕同样重要，更好的分配有利于激发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者的积极性，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升全社会的购买力和稳定性，创造更大规模的市场，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

　　96.处理好国内和国外的关系。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抓住全球化和主要经济体产业转移的机遇，发挥劳动力成本低、产业配套齐全、基础设施完善等优势融入国际市场，快速成为“世界工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进入了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新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加快孕育。转向高质量发展，我国需要抓住新一轮国际分工调整的新机遇，培育竞争新优势，争取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更高地位，并通过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变革朝更加公平正义方向发展，为我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更有利的发展环境。

　　97.新时代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实现高质量的供给，提高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实现高质量的需求，要以消费升级带动供给体系升级;实现高质量的配臵，要打破资源由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配臵的障碍，提高资源配臵效率;实现高质量的投入产出，要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多的财富;实现高质量的收入分配，要加快形成更为合理的初次分配和更为公平的再分配;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循环，要着力缓解经济运行当中存在的突出失衡，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运行。

　　98.十九大报告指出，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国有资产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有企业是中国自信的底气，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基础，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支柱。

　　99.国企是共和国经济的长子，为中国国家政权巩固和经济社会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为中国综合国力提高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一代又一代国企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著，功不可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离不开国有经济的成长、壮大和发展。

　　100.党的事业发展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巩固需要有力的经济支撑。在新时代，开展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都离不开国有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国有企业涉及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基础性、主干性、支撑性和引领性作用。国有企业承担着重大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是国家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的柱石，也是确保人民实现美好生活需求的保障。可以说，国有企业已经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是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是实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是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

　　101.发挥好国有企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支柱作用，强化国有企业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中的作用，需要坚持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不动摇。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组织落实、干部到位、职责明确、监督严格。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同时，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企业治理模式和经营机会，真正确立企业市场主体地位，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臵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国有企业内在活力、市场竞争力、发展引领力。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

　　102.坚持“国企姓党”是国有企业发展壮大的关键，是国有企业发挥控制力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有企业的政治属性不能变，根本任务不能变，基本职责不能变。国有企业必须继续深化改革，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也为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稳固执政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