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驴头加盟【黄体地上有个老驴头】

　　与主旋律电影竭力远离当下现实，竭力躲避当下中国社会矛盾或者强力阐释当下中国社会现实不同，大陆的独立电影作者一直存在着一种呈现现实的冲动。这种呈现现实的冲动表现在两方面：1.有质感地呈现生活；2.忠实地再现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关系。我们从贾樟柯的《小山回家》、《小武》中看到小城镇底层青年的生活状态和他们的心中理想，我们从李扬的《盲井》看到中国社会中人性的黑暗、沉沦和人在沉沦中的挣扎；我们从宁浩的《香火》中看到由一个和尚串联起的社会生活广阔画面和这个和尚为了修缮泥菩萨而走向道德败坏。我们从宁浩的《疯狂的石头》中看到中国社会中尔虞我诈的状态和导演如何以一种幽默态度和完美的叙事来呈现这种状态。在2010年，我们看到了李睿导演的《老驴头》这是又一部富有质感而真实地呈现了中国社会现实关系的作品。
　　
　　李睿凭《老驴头》的剧本得到荷兰鹿特丹电影节的Hubert Bals基金10万元人民币剧本基金，他就用这点钱完成了作品，本片将于2011年1月在鹿特丹电影节做欧洲首映。本片讲述了一位73岁农村老汉（老驴头）独自治理祖坟边沙漠和保卫自己两亩土地承包权的故事。老驴头有三儿两女，但他依靠耕种两亩地维持生计。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了，只剩下老人、小孩、荒芜的土地和没完没了的沙尘暴。县政府决定推行一个行政措施：让有耕种能力的人集中土地连片机械化作业；无耕种能力的人拿土地转包金，或外出打工，或为农场主打工。村里的首富张永福想强行霸占老驴头的两亩地，老驴头每次都抵死抗争。老驴头家的祖坟快被沙漠掩埋了，儿子们都不愿意管。老驴头终日独自治理祖坟边的沙漠，与村里老哥们一起誓死捍卫那两亩土地。老驴头病了，两亩土地被得到政府支持的张永福强行耕种。老驴头去世了，三个儿子争抢着为他办了一场热闹的葬礼⋯⋯      
　　
　　本片第一场戏就建立了老驴头与强行夺取土地者的冲突关系，老驴头和几个老者挡在发动的拖拉机前面，誓死不让它把自己的土地耕犁掉。很快，我们从电视机里的播音员那里知道了这是县政府的行政命令。县长高明礼在电视里用十分诚恳自信的语言宣讲这一行政措施的道理。电视播音员也竭力宣讲：“今年我县认真落实中央强农惠农政策，督导组希望我县以发展现代农业为目标⋯⋯鼓励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实现农产品走出高台，实现农户和农村经济组织紧密连接，实现富农强农。”我们还看到了大街上的标语“集中土地耕种，开创社会主义新农村”。导演安排这一冲突使我们想到，1950年代初期的中国合作化运动也是以这种看起来自愿联合，实则行政命令强行推动的方法展开的。给农民的允诺也是走进新时代、过好日子、走向美好未来。影片展示的另一条行动线索与保卫土地这条线索是平行的，看起来没有什么叙事上的逻辑关系，那就是老驴头不能忍受自己爹妈的坟茔被沙漠化的风沙掩埋掉，他决心一个人也要“治住”这逼近自己祖坟的沙丘。我们看到像日本电影《裸岛》一样的类似行动，老驴头默默无语，艰难地靠着自己和那一条小毛驴的帮助在沙丘上埋草、栽红柳、浇水。在影片后面，我们看到他那像驴一样坚韧的性格已经带来了劳动成果，沙丘上出现了“井”字形的由草和树苗组成的防沙带。但是，由于他到河边取水时受凉，他生病了。在他生病时，两亩地被犁掉了。这里导演展开的两条叙事主要线索表现了老驴头与祖先的精神联系和对自己当下物质利益的诉求。老驴头用随手捡拾的羊毛给自己的孙子编织毛线袜，这个动作体现了人物的质感，也在情感上承接了他对爹娘坟茔的注重。这样在本片中我们就看到人物既有对个体利益的抵死维护，又有对家庭伦理的注重和肯定。
　　
　　影片以现实主义的方法真实地写出了农村中的社会关系。影片的摄影不仅仅是展示自然环境，那沙漠化的土地与影片描写的社会关系、人的社会境遇形成了某种隐喻关系。影片摄影对黄土高原的大地景色处理让人想起新时期的《黄土地》、《老井》等影片。在上个世纪80年代，第五代电影兴起时，黄土地是导演们处理的重要意象。借助黄土地意象，第五代导演参与到当时“寻根文学”、传统文化认识等许多文化讨论。在陈凯歌的 《黄土地》、 吴天明的 《人生》、《老井》等影片中，主题是如何面对这干涸、贫瘠的土地，“出走”和 “留下”，“愚昧”和“唤醒”、“拯救”是常见的主题。而在视觉处理上，第五代电影比较注重影像表意，我们时常看到唯美化和诗意的倾向，即在叙事内容之外表现那片黄土地的美感。我们时常看到日落或者朝阳时分拍摄的黄土地，加了滤色镜的摄影使画面呈现出比较美化的暖色调。在本片中，我们也看跟《黄土地》很像的构图：地平线压到画面的三分之二以上，人在画面上只占一个小点。这似乎隐喻着人在这自然环境中的无力。但是，导演李睿和摄影师杨谨在视觉上没有做唯美化处理，本片的影调没有那种温暖色调，而是一种消色效果。在本片中，我们看不到使用滤色镜将画面处理成那种暖黄色调的镜头，画面的色调大多是倾向于灰白的。这就使本片的画面少了《黄土地》等影片中的那种抒情调子，本片没有《黄土地》中打腰鼓场面的那种民族崛起的豪情和在乡土、平民中找到力量、找到美感的民粹主义情感。
　　
　　就本片的主人公来考察，老驴头也与《黄土地》中的木讷的憨憨爹和罗中立《父亲》中的形象大异其趣。在《黄土地》中，农民是等待着被革命者（公家人）唤醒的愚昧大众，是一些“新说法”、“新活法”的启蒙对象。在《黄土地》、《人生》和《老井》等影片中，离开这块西北高原的黄土一直是与留在这里、改变这里的动机构成了主人公行动上的某种艰难选择。在《老驴头》中我们看到主人公有了自己的主体性，为了让他父母的坟茔不被逼近的沙土埋掉，他要埋草、种树，为了不让自己的土地被政府的强行政令夺走，他与几个老人一起拼死抗争。就因为主人公有了这点主动的动作，《老驴头》在叙事上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时期的土地呈现和农民形象描写有了巨大的差别；不再是欣赏农民的所谓淳朴、自然，不再是将农民与土地一起物化来吟唱某种民粹主义的咏叹调。老驴头要给自己的爹妈护坟，他也给孙子织毛袜，老驴头要维护自己的两亩地，他要显示的是自己的所有、自己的能力“只要我的两只眼睛还能睁开我总不能让我爹妈的坟被沙漠埋掉”。就是因为老驴头有了这点行动，就是因为老驴头要捍卫自己这块土地，我们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洛克（John Locke）所论述过的“自我所有”概念。有了老驴头这点私有土地概念（尽管在中国现实中这个私有权只是50年不变的承包权），有了这点主体性，才有可能让他的身体、劳动和力量成为权利，才有可能把属于自己的劳动和力量施之于自然，使之成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我们看到老驴头对于拥有自己土地有着强大的正当感。在叙事上很有深意的是，在另外的地方导演让老驴头表示这种正当感的来源是“好不容易共产党来了，给了我地”。
　　
　　《老驴头》对声音使用十分自觉，本片使用了甘肃方言，这让人物更具有现实的质感。在许多地方，台词、画面内的声音、歌声都精心处理，营造了许多相对于画面的言外之意。我们看到并听到，导演让人物拥有了强烈的主体性动机，但是却让他在思想上完全重复政府的一整套意识形态话语定论。在驴车上，老驴头和女儿唱的主旋律藏族歌曲《逛新城》：“看看拉萨新面貌快快走呀，快快行呀⋯⋯自从那西藏得解放啊，农奴的生活变了样，感谢伟大的毛主席耶，感谢救星啊共产党。”村委会的广播声唱的是女高音民族唱法的美丽歌声：“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高举旗帜开创未来”。在本片的文本关系中，与“当家作主站起来”有关的联想可能是1950年代初期老驴头的土地被行政命令强行联合、强行合作化。在本片中，这些主旋律歌曲与叙事线索所产生的关系是复杂的，其生产的意义也是丰富而暧昧复杂的。
　　
　　当老驴头面对不愿赡养自己的儿女时，他还整天给女儿和孙子用捡拾来毛线编织着毛线袜。当他面对荒芜的土地时，他说自己是种地的，人可以死但地不能荒。当他面对即将被沙漠掩埋的祖坟时，他说坟里埋的是自己的爹妈，儿女可以不管他，但是他必须尽自己作为儿子的责任和义务。
　　
　　影片的叙事是一种十分讲究现实质感的方法，看得出来，导演讲究和贴近的更加是现实的形态，几乎是遵循现实中的实际逻辑，这表现在人物的言语、表演所形成的人物性格和形象上，也表现在作者所认识、所归纳的社会关系上。就叙事而言，本片让我更多地想起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想起《温别尔托・D》、《艰辛的米》，就叙事来看，本片的故事性要比《偷自行车的人》、《罗马十一时》还要低很多。对于本片在写实形态中呈现出来的丰富意义，有的评论者似乎并不喜欢，而认为是主题和叙事语言的陈旧：“而主题与叙事语言都略显老套的《老驴头》最终获得大奖，或许也与相当一部分终审评委 （韩东、宁岱、崔子恩）的文学背景与趣味有一定联系。”在笔者看来，本片在叙事方面是有所缺失的，这种缺失不是过于遵循陈规和老套，而恰恰是对叙事和戏剧性的规律遵循不够，在叙事元素的安排方面显得不够集中。在社会关系和家庭伦理（包括他对父母墓地的态度和与自己儿女的关系）这两个线索中，作者还是应该有所侧重，可以选择其中一个来作为故事探索的主要困境。从现有的故事开端和走向来看，保卫自己的土地是本片最具有戏剧张力的叙事线索，也是将更多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与他们生存的自然环境结合起来产生丰富意义的情节设计。与儿女的关系哀伤和温暖、对自然环境的荒漠化的描写当然也构成了老驴头生存境遇的重要方面，这使得老驴头在影片中的存在更有质感，但叙事电影的语法要求一个故事应该向主线有所归属，其它的叙事线索和情节、场面应该对影片探索的主要境遇有所支撑或者使之更加丰富有力。由于影片在这方面没有追求，所以影片的“主控思想”（controlling idea，Robert McKee）似乎不够集中、坚挺。比较明显的是对老驴头死亡的处理和叙事结局的处理。在任何剧情片中，死亡都是重大的情节要点和重要的表意关键。在本片中，导演已经在影片一开始就建立了老驴头与自然环境中沙漠的对抗和与人文环境中政府行政命令的得益者张永福的对抗。可是本片在写老驴头的去世时却虚化了与前面自己建立的这两个叙事线索的因果关系，而显得原因多于指向。在叙事影片中，主人公的死亡是一个重要的叙事情节点，是非常重要的笔触。或许是由于影片对上述两条叙事线索没有选择出一个重点，然后围绕其加以设计、编排、取舍，老驴头的死亡原因在故事中就交待得不够清晰。
　　
　　导演在这个叙事的重要转折点似乎将因果关系有意复杂化了，这种复杂化也许看似贴近生活逻辑，但是却虚化了自己建立起来的叙事冲突，也将自己对于意义的判断和社会关系的分析归于模糊和暧昧。就本片的故事呈现来看，我们似乎应该将老驴头的死亡归于多种原因。他到底是由于着凉生病而死去？还是由于赖以生存的土地被政府支持的强力人物夺去而受到沉重打击？在表现老驴头死去的前面一场戏，导演让老驴头听到女儿说她自己也要离家出去打工，这也是对老驴头形成精神打击因而成为他心灰意冷失去生存欲望的一个因素？如果导演的意图就是要将所有这些因素都写成老驴头死去的原因，那就是极大地背离了叙事电影的常规，这不是一种复杂和深刻，而是一种认识的模糊和主控思想的虚化。也许是因为对于老驴头死亡的一种叙事虚化处理，老驴头死后几个儿子在办理丧事中的利益计算和伦理堕落就使叙事走上了另一个岔路，这三个儿子不孝，各人斤斤计较的结尾不是影片前面探索的主题，就叙事线索来说也几乎没有连接，给人以一个焊接结尾的感觉。
　　
　　但是，尽管仔细读解之后我对它的叙事尤其是结尾有着明显的不满意，但不容易解释的是我还是十分喜欢这部影片，也许是因为其中有一种直面现实的态度，因为我在其中看到的是导演那深沉而锐利的目光。与主旋律的漫天烟花相比，这里是灰白色的沙漠化土地；与主旋律电影中无我的国家主义英雄相比，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着强烈的个体意识，拼死捍卫自己土地的老头。
　　
　　本片在南京的第6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获得大奖，评委会的评语是：“《老驴头》将目光投向中国北方乡村， 触及到的却是中国当代所有具有挑战性的生存问题：分崩离析的家庭、日益恶化的自然、生命价值的漠视以及对未来的无望，而影片恰恰从其平凡的视角，焕发出史诗般的气质，老驴头身上所承载的时间，让人感受到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和从严峻的生存现实中升起的尊严， 而影片的制作团队均来自于导演的亲族好友， 从侧面也展开了影片制作过程如何与影片所探讨的主题进一步产生互动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