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银器用什么清理 [都兰吐蕃墓出土的动物形银器]

　　吐蕃是以藏族为主体建立的政权。这个政权在鼎盛时期,曾辖有青藏高原诸部,势力达到西域河陇地区。统一强盛的吐蕃经历了200多年时间,在我国古代史上占有重要一页。公元663年,吐蕃攻灭了建都青海的吐谷浑,吐谷浑王诺曷钵及其妻弘化公主被迫逃往凉州,请求内徙。吐谷浑“故地皆入吐蕃”。据文献记载,这部分吐谷浑人虽然被吐蕃所统治,但仍保存自己的“可汗”和自身的政治建制,有着自己活动的特定区域,并以部落为单位,保持着自己即民族的组织结构。他们是作为吐蕃的邦国而存在。这部分吐谷浑人,文献上虽有记载, 但长期以来,其遗迹却未被发现,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而自1982年以来的都兰吐蕃墓葬的发掘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的活动地域主要是青海湖至柴达木盆地,而其政治中心应在都兰县至香日德一带。
　　首先,从空间上看,都兰吐蕃墓葬的分布范围与文献记载的吐谷浑活动区域在地望上相合。据目前调查和发掘,数千座墓葬主要集中在都兰县,部分已达果洛州的玛多县和格尔木市的纳赤台一带。而这一地域正是吐谷浑人活动的中心地带。从时间上看,墓葬中出土文物所跨越的历史时代,与吐谷浑活动的时代亦相合。墓葬中不仅出有北朝晚期至初唐时期的丝绸（此时柴达木盆地尚在吐谷浑国的有效控制下）,还出土了盛唐至晚唐的丝织品以及古藏文简牍(此时已属吐蕃统治),墓葬形制亦与西藏山南和藏北的吐蕃墓存在着许多文化因素上的一致。因此,我们认为都兰这部分灭国后的吐谷浑人墓葬还是应归属于吐蕃文化系统。
　　在都兰吐蕃墓葬中,集中发现了一批反映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文物。“开元通宝”铜钱、宝花纹铜镜、漆杯、漆碗、漆盘等纯属中原汉地输入。丝织品中绝大多数为中原汉地所织造,几乎囊括了唐代所有的品种,有锦、绫、罗、绢、纱、、缂丝等。其中织金锦、缂丝、嵌合组织显花绫、素绫、锦等均属首次发现。①西方文物中有各种珠饰,玛瑙珠、玻璃珠、红色蚀花珠等,西方丝绸有粟特锦、波斯锦等。数量之多居新中国历次发掘之首。其中的一件钵罗婆文字锦（该文字为中古波斯人所使用）,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一件确定无疑的8世纪波斯文字锦。②西方文物中较有特色的还有一批粟特人制造和使用的金银器，对于研究藏汉关系以及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我们曾经对其所属的文化系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研究和考证。③
　　2001年下半年和2002年上半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西宁征集到一批都兰吐蕃墓葬的盗掘文物，共35件。其中动物造型的银器有20件。这批动物造型的银器分容器和俑两类,有鸟、马、牛、鹿、狗、羊、虎等种属。这批器物虽然系地下出土,但未经科学发掘,由盗墓者获得再经古董商之手辗转流传于世,出土时间、出土地点、出土遗迹的性质,伴出器物的组合等重要考古学现象均无记录。因此,我们目前只能采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推断年代,区分系统。每件器物都有自身的纹样和形制特征,这些特征是其制作年代和系统的标志, 有必要加以分析和研究。
　　一、容器
　　只有提梁壶一种,主要为动物式的器体加以提梁,在器体的背部铆焊两环, 再连接两根弧形的提梁,提梁在环中可以自由的活动。应系水滴之一种。
　　
　　图1
　　鸟形提梁壶（见图1）器高7厘米、长9.2厘米、宽3.8厘米。器身成鸭形, 头顶有一半圆形饰物,背部有一孔可以注水,孔径1.1厘米。在孔的两侧纵向铆焊两环,再连接两根弧形的提梁,提梁在环中可以自由的活动。有带子口的圆形小盖,盖顶有一环,环中套有链条与提梁相连。颈部和背部捶出凸出的羽毛纹、莲花纹。两侧为凸出的翅膀,在凸出纹饰上用细线刻有条纹、短线条纹。器底部为椭圆形圈足,长3.7厘米，宽2.6厘米。器腹用短线条纹刻画出近似菱形的羽毛纹,尾部下方以细线刻出流畅的缠技蔓草纹。鸟的扁嘴为壶的流,正中有一小孔,水自孔中流出。整个造型显得小巧而别致。
　　
　　图２
　　翼羊怪兽形壶（见图2）器高6.5厘米，长10厘米，宽4.4厘米。器身成大角羊形,背部有一孔可弯曲。两侧有翼,卧姿。两后腿各向上卷一毛饰,较为奇特。嘴部正中有一小管,中空,水自管中可以流出。值得注意的是羊口中衔有一蝴蝶状物,蝴蝶翅膀两端有断头痕迹。推测其形似有残损。器物的大角、双翼、前后腿向上卷的毛、尾巴均饰以斜线,而整个器身则以短线刻出网状毛纹。该兽四腿不成蹄状,而为爪形前伸,应系一大角羊形有翼怪兽。胸部的毛饰有特色,卧兽脚下有一八方形的底板,长7．3厘米，宽4.4厘米。该羊形怪兽形象为以往所未见。
　　二、俑
　　分马、牛、羊、狗、鹿、虎等几种,有的身下有平板,有的没有平板,多数动物俑采卧姿,但也有的采站立姿势,部分银俑带翼,与其它不带翼者有别。以下分别叙述:
　　
　　图3
　　牛俑（见图3）器高6.2厘米、长9厘米、宽3.8厘米。器身成卧姿,两牛角尖部向内弯曲,作怒目圆睁,昂首嘶鸣状。分身下有平板和没有平板两种,带平板的尾巴向左侧方上卷,不带平板的,尾巴卷向左侧方。其中带平板的3件,不带平板的1件。牛的鼻、眼、嘴、颈部下折纹、前后腿均突出器表,在牛的脸部、头顶部、身部均以细线刻画出卷草纹样,这种形式的纹样在目前所知的唐代金银器中前所未见。在不带平板牛俑的底部可见椭圆形的焊接封口。从器物可见牛角、牛耳、牛尾为分别铸造,然后再焊接上的。牛身先捶出两半然合再焊合为一体的,整个工艺复杂而细密。
　　
　　图4
　　虎俑（见图4）器高6.2厘米、长9厘米、宽4.5厘米。器身成卧姿,四腿伸向前,怒目圆睁,张口嘶鸣,形象十分凶狠。身下无平板。尾巴向上直立反卷。虎的四腿和尾巴分别铸造,然后再焊接在虎身上。虎身也是捶出两半然后再焊合为一体。虎头和腿均凸出明显,头顶部和全身均以细线头部弯勾，以表现出鬃毛纹样,与上述牛俑的情况相同,形象复杂而生动。
　　
　　图5
　　小狗俑（见图5）1件。器高2.5厘米、长4.9厘米、宽2.1厘米。器身成卧姿,四腿伸向前方。两耳直立,为一狼狗形。尾巴平伸向后方,成三瓣花形,较为奇特。以短细刻画出狗的鬃毛。整个器形系整体捶揲而成,未见分半焊接痕迹。
　　
　　图6 卷毛狮俑（见图6）l件。器高5.7厘米、长7.2厘米、宽3.8厘米。器身成卧姿,四腿伸向前方。身底下焊接有长方形平板。器身也是先捶揲出两半，然后再焊合在一起。尾巴向右侧方反卷。狮的头部、腿部、尾部均凸出明显。颈部有一圈向下垂的鬃毛,凸出器表。背部捶出竖向的卷毛结7个,在毛结两侧,各有7对鬃毛纹横向展开。毛纹中间以细线表示,身上錾有三瓣小花作为装饰。头顶部用细线条刻出一桃形忍冬纹花结。颈部正面刻出“山”字形图案。在狮的嘴角两侧,对称的各钻有一小孔,较为奇特。
　　
　　图7
　　羊俑（见图7）1件。器高6.6厘米、长9.4厘米、宽3.8厘米。器身成卧姿, 身下焊有一长方形平板,器身也是先捶揲出两半,然后再焊合在一起。羊的头部、腿与蹄、尾巴均凸出明显。头上有两向下弯曲的羊角,在羊角下方两侧,各有一向下卷曲的羊毛纹亦凸出器表,较为奇特。两眼圆睁作张口嘶鸣状,羊颌下有胡须,羊牙亦清晰。羊的头顶部和身上均用细线刻画出卷毛纹样,与牛、虎、马相同,为以往唐代金银器上所未见。
　　鹿俑2件,分卧姿与立姿两种。
　　
　　图8
　　卧鹿俑（见图8）1件。器高9.2厘米、长12厘米、宽3.5厘米。器身成卧姿,身下没有长方形平板。角、耳、腿、尾毛为分别铸造,然后焊接在鹿身上。整个器身也是先捶揲出两半,然后在焊合在一起。鹿的头部、鹿角为分为4叉的花角。耳朵亦向后直立。眼部上方有以短线显示出的眉毛,凸出器表。鹿头顶、脸部和整个鹿身,均用头部弯曲的细线刻画出卷毛纹样。腹底有一竖向的椭圆形孔,长0.9厘米、宽0.4厘米。鹿头顶部,有以细线錾刻的桃形单线忍冬纹样。
　　
　　图9
　　立鹿俑（见图9）1件。器高14厘米、长12厘米、宽3.5厘米。器身成立姿。身下没有长方形平板。角、耳、腿、尾等分别制造,然后再焊接在鹿身上,整个器身也是先分别捶出两半,然后再焊合在一起。鹿的头部、腿与蹄、尾均凸出器表。头上有向后延伸的鹿角。鹿角为分为四叉的花角,鹿耳亦向后直立。眼睛上方为以短线显示的眉毛，凸出器表。鹿头顶部、脸部和整个鹿身,均用头部弯曲的细线刻画出卷毛纹样。腹部亦有一竖向的椭圆形孔,长0.9厘米、宽0. 4厘米。鹿头顶部,有以细线錾刻的桃形单线忍冬纹样。
　　马俑2件,分卧姿和立姿两种。
　　
　　图10
　　卧马俑（见图10）1件。器高7.5厘米、长9厘米、宽3.2厘米。器身成卧姿,身下未见长方形平板。马耳与马腹下的椭圆形挡片为分别制造,然后再焊接在马身上。整个器身也是先捶揲出两半,再焊合为一体。马的头部、马腿、马尾等均凸出器表,浮雕效果极好。马脖上的鬃毛是经过修剪的样式,较为齐整。马头顶和脖中间及根部的鬃毛各向左右两侧分开,凸出器表,中线细线描画。马眼上有眉毛,马尾卷向左侧。整个器身均用头部弯曲的细线刻画出卷毛纹样。马口且微张作嘶鸣状,嘴中马牙清晰。腹部有一竖向的椭圆形孔,长3.2厘米、宽l.7厘米,并焊有同样大小的档片。
　　
　　图11
　　翼马俑（见图11）1件。器高9厘米、长10.2、宽3.3厘米。器身成立姿, 身下未见长方形平板。整个马形前腿伸直,后腿略屈,作惊马急停状,形象十分生动。马耳与马尾、马四蹄为分别制造,然后再焊接在马身上。整个器型也是先捶揲出两半,再焊合为一体。马的头部、面部、马腿、马尾等均凸出器表,浮雕效果极好。马脖子上的鬃毛也是经过剪修后的样式,较为整齐。毛纹未凸出器表, 均以条形细线描画。马眼上无眉毛,马尾卷向后方。马嘴微张作嘶鸣状,嘴中马牙清晰。马身两侧用细线条刻画出翅膀纹样,以显示出这是一匹翼马的形象。其余身部用头部弯曲的细线刻画出卷毛纹样。马的翅膀饰以网格纹和鳞片纹。马的形象较为生动。
　　以上这批动物形银器,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异域色彩,在以往唐代金银器和中亚粟特系统的金银器中,从未见过单独作成动物形式的金银器,因此是一类新发现的银器。 这类银器的造型前所未见。比较而言,与中亚地区粟特系统的银器风格较为接近。
　　对唐代金银器研究,较为著名的有1957年,瑞典学者俞博发的《唐代金银器》一文，④俄罗斯〈原苏联〉学者b.N.马尔萨克在论著《粟特银器》中,把过去笼统认为是萨珊银器的一部分考定为粟特地区的产品,并指出其中有器物与中国唐代金银器关系密切。⑤1977年,日本学者桑山正进著《一九五六年骒来出土的唐代金银器及其编年》一文,⑥根据地下出土的资料重新对唐代金银器作了分期,并研究了杯的谱系。《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一书,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研究金银器最为重要的著作。此书以介绍资料为主,将290件器物绘出线图,将零散地出现在各种书刊中和收藏于海外的金银器集中在一起, 无疑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⑦齐东方著《唐代金银器研究》一书以500件有代表性的器物为基础,综合前人研究成果,解决了考古学的分期研究、唐代金银器的历史渊源和兴盛原因的研究、唐代金银器与外来文明的研究等重大问题,是近年来中国学者研究金银器的集大成的著作。⑧
　　马尔萨克在其论著中,将粟特地区的银器分为三个流派,“A流派”带有萨珊风格,“B流派”为当地特征,“C流派”与中国唐代银器接近。桑山正进根据考古发掘品,对唐代金银器进行编年和分期,在唐代金银杯谱系的论述中利用了马尔萨克的成果,认为粟特地区对唐代金银器有深刻影响,而有的高足杯可能源自罗马金属器。关于唐代金银器与外来文明问题,齐东方提出了对唐代产生重要影响的萨珊、粟特、罗马――拜占廷三个系统,并考证出十几件过去被认为是唐代银器的银带把壶、银带把杯、银长环、银盘、银碗是粟特输入品,并通过个别器物、一类器物、一批器物分别论述了粟特与唐代银器的关系。进一步讨论了唐代金银器对粟特的影响问题。 此外,笔者论文《都兰吐蕃墓葬中镀金银器属粟特系统的推定》中,将近年来都兰考古发掘中出土的镀金银器,归属于粟特系统。以上应是我们研究都兰这批动物银器编年和所属系统的基础。
　　首先我们应选择粟特银器中具有动物图像的器物进行对比研究,被学术界公认的主要有下列几件:
　　1、鹿纹三足盘。直径35厘米、足高9.2厘米。出土于塔塔尔自治共和国的列庇夫卡村,时代为8世纪。是一件平缘带有三个支脚的圆盘,三足为动物蹄式,盘中部以花柱区分成等分的十二瓣花形,中心是双线条组成的圆圈,条中饰以斜向的短线。圈内图案为一行走的鹿,回首张望着一簇花形。纹饰使用捶揲技法,具浮雕效果。边缘则用阴刻技法,以细线浅刻出忍冬花纹。这类纹饰较为典型,鹿纹象征粟特女神星波耳,是粟特银器中的典型之物。 ⑨
　　
　　图12
　　2、方口把手动物纹容器。高11.2厘米。1927年基洛夫州托尔希巴村出土, 时代为8世纪后半叶。方口,四角分别焊有一流,圜底,底部残留有圈足的痕迹, 并刻有表示重量的粟特文字。容器带有一个圆形把手。器体捶揲出凸起的具有浮雕效果的纹饰。在器体四面的圆形中分别安置马、双峰驼、颈部系有续带的花角鹿、不带角的鹿等动物纹样。圆圈用饰以短线的条纹来表示，圈外有浮雕形忍冬纹饰,口沿处用阴线刻桃花瓣一周（见图12）。⑩
　　
　　图13
　　3、野生山羊纹单耳杯。高11.6厘米。出土于帕尔姆县哥特巴村,时代为8 世纪,斜直颈,口微侈,鼓腹,圈足。口颈部饰以阴线刻忍冬纹,肩部和下腹部饰有弦纹和瓦纹。底部饰连珠一周。腹部捶揲出忍冬纹和野山羊纹,羊均为卧姿, 形象分为两种,一种为双角,一种为独角,颈部系有飘带。把手上方的饰片亦捶揲人物花形（见图13）11。
　　
　　图14
　　4、野生山羊纹盘。直径29.8厘米。1981年乌拉尔西部帕尔姆州发现，时代为8世纪。银制,局部镀金。盘中心捶揲出圆形,圆形内以同样技法捶揲出侧卧的野山羊和三朵忍冬花形。其上以浅刻手法刻出山羊和花的细部,边框饰以加有细微的对错三角连续纹饰（见图14）12。
　　5、镀金银质鹿形饰片。出自都兰县热水一号墓封堆二号陪葬墓东回廊东南角,银质,表面镀金,捶揲出一卧鹿形象,鹿嘴部钻有一孔,应系钉在某种木质物件上的饰物。残损,长约5.6厘米、高3.5厘米13。
　　6、银立凤。出自都兰县热水一号墓殉马沟中部。立凤中间为铁质,镀金银片叠合包在其上。凤昂首翘尾,尾部上扬。头顶部有向后的螺旋状冠,颈后系有象征绶带的忍冬形花饰鸟形胸部刻较平的阴线,表示叶片状的羽毛,翼部和尾部以饰有短斜线的条纹来表示羽毛。翅膀和尾部以阴线刻出忍冬花形,眼睛和翅胳中心各镶嵌绿松石1粒,尾部的忍冬花蕊部不镶或
　　
　　图15
　　各镶绿松石5粒,正反两面相同。(见图15)14。
　　以上所列举的粟特金银器中可以看到:花角鹿与都兰动物鹿的花角相同。卧鹿、卧野山羊的卧姿与都兰卧姿动物的卧姿相同。以细斜线来表示动物的角、羽毛较为相同。部分动物头顶部的桃形忍冬花饰纹样与都兰所出没有冲突。其动物形状的整体浮雕形式同都兰所出动物身上的局部形式表现亦相一致。这种凸雕式的纯雕塑性的纹样,显现出与唐代金银器明显的差异。在粟特银器中常见,是受萨珊式银器影响的一种特殊的样式。动物身下的平板,与粟特壁画中所见的平板形式也大体一致。而我们所列举的文物其年代在8世纪或 8世纪中叶。大体上可以作为都兰这批动物形银器断年的参照标准。据此,我们将都兰这批动物形角器的年代定在8世纪至8世纪中叶,可能比较适宜。银器中的鸟形提梁壶中的立鸟形象,与丝织品中8世纪中叶的立鸟纹或叫含绶鸟纹大同小异,亦可作为我们断年的旁证。在对都兰金银器分类和断代的基础上, 再进一步探讨这批动物形银器所属的系统。
　　从学术界公认的上述粟特器物中可以看出粟特金银器物有以下特点:一、金属器物系用整片金属制成,以铸造和捶揲技法作为器物成型的主要手段。器物表面常见全部或局部镀金的形式,并常以镂空的形式表现表面纹饰的浮雕效果。二、捶揲和阴线浅刻并用。主题纹样常以捶揲形式表现,但辅助纹样往往使用阴线浅刻的技法,例如常见动物和花形的细部、颈部和足部。三、辅助纹样一般均以鱼子纹饰地。图案的细部、惯用连珠纹,常见器物的足部,流咀的缘部和圆形连饰的内部。主题纹样常见人物（神、佛）和动物（凤、驼、马、鹿、野山羊、立鸟）,动物往往带翼。四、大量使用三瓣花两片勾叶形式的忍冬纹样,并常将此花饰于神性动物的细部,或将其组合环状桃形,几乎每器必见。
　　以粟特器物的上述特点验之都兰出土的动物形银器,我们认为:
　　1、都兰的动物形银器,普遍使用捶揲技法作为成型的主要手段。2、捶揲和阴线刻并用在动物形银器上较为常见。尤其是桃形忍冬图案在部分动物的头顶部。3、部分动物带翼这种萨珊风格的遗留在都兰动物银器中亦有出现。例如翼羊和翼马等。4、粟特的花角鹿与都兰所出者一致。5、粟特动物的跪姿和立姿亦见于都兰动物银器。6、粟特织锦中的立鸟形象与都兰鸟纹提梁壶的立鸟较为一致。
　　通过以上对比可知,都兰出土的这类动物形银器同中亚粟特人所使用的金银器在技法上和纹样上非常接近,总体风格一致。再从年代上看,我们所列举的器物多在8世纪到8世纪中叶,都兰动物形器类的年代也与之大体相当。这些相似性,不能以偶合来解释。应当是相同文化的显现。据此,我们将都兰出土的这类动物形银器的族属确定为粟特。诚然,我们所作的类型学上的对比,主要是对技法和纹饰。而未能作器型上的对比。这自然存在着某种缺欠。但在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制造技法和纹饰对比在考古学上也是极其重要的手段。
　　在总体面貌相同的前提下,都兰动物形银器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如以单个动物的面貌出现,在其它地点的金银器中所未见。整个器身采用分为两半捶揲,其耳、腿、尾又分多次捶揲,然合焊合为一体的制作方法也较有特色。使用阴线刻法极为精细,纹饰除其它地点动物身上的菱形毛纹外,还存在用头部弯曲的细线来表示毛纹的特点。身下有长方形踏板为其它地点所未见,为又一特点。笔者认为这一点应该是受到中国中原地区的影响所致。中国唐代中原地区的陶俑和三彩俑,许多是身下有平板的,这种风格应源自唐代。
　　这批动物形银器以立鸟、马、翼马、牛、羊、翼羊、狗、虎、鹿等多种动物形象出现,应当具有宗教意义。目前所知,粟特袄祠中已发现的壁画绘袄神像有多种,阿伏拉西阿勃古康国遗址9号,发现北壁缘饰于拱形下绘有男女坐像, 残壁中央部有圆拱,拱下涂蓝色。左侧为男神,右侧为女神,男神右手持一盘, 盘中有蹲姿的小兽, 15又有头光,据其手持盘中兽,可知为袄神之一种。其中盘中小兽未指明系何种类。片治肯特XXIV:13号地点,发现有8世纪神像,左侧一神手持一盘,上有一兽。16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品片治肯特六世纪陶塑,为一手持骆驼的男神。17饶宗颐先生《敦煌白画》18中一幅二女神像,亦有动物。饶先生记:“P．45181(24)绘二女相向坐,带间略施浅绛,颜微著赭色,颊涂两晕,余皆白描。一女手持蛇蝎,侧有一犬伸舌, 舌设朱色。一女奉杯盘,盘中有犬。纸本己污损,悬挂之带尚存”。《阿吠斯陀》中的《闻迪达德》中,有极珍视犬的记载,同书中的《耶纳斯》中,有珍视骆驼的记载。19由此,姜伯勤先生确认此敦煌白画的二女神为袄神神主。20 “悬挂之带结犹存”,则表明此种纸上素画系用于赛袄。赛袄是一种祭祀活动,有祈福、酒宴、歌舞、幻术、化妆游行等盛大场面。是粟特商胡“琵琶鼓笛、酣歌醉舞”的庙会式的娱乐活动。粟特人的军神或胜利之神名叫韦雷特拉格纳。21《耶什特》第十四章列举了其十种化身。即风、牡牛、马、骆驼、牡野猪、青年、鹰、牡羊、黄羊、武士。22以上所举动物,其图案的符号的意义即是歌颂韦雷特拉格纳神。阿尔巴乌姆《阿弗拉西阿勃绘画》一书中指出这些实有或神话中的鸟兽,原则上是出自《阿吠斯陀》祭典中的伊巴塔西费尔玛神（成功之神）、密特拉神等诸神的属性。23
　　自1949年以来,一些学者如B.I斯塔维斯墓、A.U.雅波夫斯基和B.G.加富罗夫等都有同意一点,前穆斯林时代中亚地区对从阿吠斯陀神界的诸神崇拜,接近于但决不等同于萨珊琐罗亚斯特教。斯塔维斯基认为,这种有别于萨珊伊朗正统琐罗亚斯特教的官定的神抵的多神崇拜,可以相对地称为马兹达教。它是东伊兰地区主要是中亚和北阿富汗地区的特色。24加富罗夫也说:“根据现在发现的某些宗教仪式用具和壁画,可以断定粟特人的拜火教和当时伊朗萨珊王朝典型的拜火教有很大的差别。粟特拜火教的特点是它保留了当地古代祭祀部分（包括祭祀祖先和天体――太阳和月亮）”。25也有的学者认为,马兹达教是中亚宗教和道德信条的混合,没有经典,其中某些信条来源很古。琐罗亚斯特教是经过改革的马兹达教,有经典,其最后形式是《阿吠斯陀》。26
　　西方银器对唐代金银工艺的影响,以粟特地区最为重要,西亚的萨珊或东罗马的影响,也多间接经过粟特而接受。既然能产生如此重要影响。当时必定有数量较多的实物流入中国。目前已有不少粟特银器被鉴别出来,逐渐形成了流入中国的粟特器物群。它们分散在各地,与粟特人在中国的迁徒背景相吻合。27
　　粟特是一个奇异的民族,虽然历史上经常被外来势力所统治,但他们居住在中亚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富饶的土地上,经济、文化一直较独立,而且融汇了农耕、游牧文化的特点,并兼有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他们经商和迁徙的足迹遍及欧亚。粟特人东迁和丝绸之路上粟特商人的频繁往来,促进了粟特地区与中原文化的交流。通过文献探讨有关粟特人来华之事,虽早有研究,但近些年来的成果尤为显著。粟特人在中国内地有大量的移民存在,在考古学上也有不少资料。28可知粟特人在唐朝分布相当广泛。
　　由于敦煌和吐鲁番出土了文书,这两个地区粟特人的情况比较清楚。唐代敦煌从化乡是粟特人聚集的中心,其它诸乡也有大量粟特人生活,他们居住敦煌至少可以上溯到4世纪。29 S.613《西魏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瓜州效谷郡计帐》就记录了曹姓的粟特人。进入唐朝后似乎粟特人数更多,P.3669、P3557《武则天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沙州敦煌县效谷乡籍》,P3898、P3877《唐开元十年（公元722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籍》,S.6298《唐开元年代沙州敦煌县籍》,S2703《唐天宝年代敦煌名簿》都记载了曹、康、石、安、米等诸姓粟特人。30吐鲁番出土的《唐神龙三年（公元707年）高昌县崇化乡点籍》中,残存户主名47人,属于昭武九姓的粟特人达25人。如同敦煌从化乡一样,这里也是粟特人聚落。31 “从化”、“崇化”的乡名,指“归化”、“慕化”唐朝的外族人。这些户籍均为8世纪中叶以前,与本文讨论的粟特动物形银器的年代较为一致。姜伯勤先生曾将流入中国的粟特人分为“登籍”和“未登籍” 两类。上述敦煌、吐鲁番文书中记载的粟特人,都是登录入籍于唐朝的人。未登入唐朝户籍的粟特人主要为“商胡”或“容胡”。约为7世纪的《高昌昭武九姓胡人曹莫门等名籍》文书,载有曹姓33人、何姓7人、康姓2人,为“容胡”名簿
　　吐蕃人对粟特人也并不排斥,在吐蕃统治敦煌期间,敦煌的粟特人也被编入部落,例如粟特人康再荣即被吐蕃任命为沙州大蕃纥骨萨部落使。33
　　粟特人手中拥有银器和从事金属手工业的记载,在文书中也有反映。P2912 《某年四月八日康秀华写经施入疏》记载,粟特人康秀华请寺院写经一部,便 “施银盘子三枚”和其它物品充写经值。从事手工业的人,也有金属业中铜器的制造者。64AM35：25是与武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文书同出的《唐高昌县为追送铜匠造供客器事下团头贴》即有安明智、安大寿和石某等粟特人为高昌县铜匠的记载。34
　　都兰动物形银器的重要性在于,一、他们是作为一类器物发现的有组合关系。二、已知的唐代金银器皿中基本上没有同类器物,属于新发现的器形。三、出土地点不在大量发现唐代金器的西安、洛阳和江浙一带,而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吐蕃墓葬中。因此,对这批器物年代和族属的进一步考察和研究,将有助于中西交通及唐代金银器兴盛原因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