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感情无关风月 好散文与“面子”无关

　　 近些年来，在诗文创作上暗暗涌动着一股老干部参与热。几乎在全国各地都有一批从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纷纷由领导而文人、由行政而文学，成为文学的“老发烧友”，且其兴致和挚爱程度不亚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青年。正如有人所说，文学在80年代是年轻人的所爱，而今则成了中老年人钟情的事业。这对文学，特别是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无论如何都是件好事。
　　文学与科学相比，说到底它毕竟还是一种符合人性的宜于大众参与的事业。现实生活中就有一些从仕途上退下来的老同志，重新握笔操持起了文学。但他们即使对文学有发自内心的爱，也毕竟都是追慕文学且年老的“迟到者”，不少人存在表达能力孱弱和艺术感觉迟暮的问题。老同志所喜欢的体裁，常常是作作旧诗，写写散文。他们的旧诗旧词写得如何，我不想置喙，而他们的散文却往往都写成了一种模式化的“老干部文体”。“老干部文体”的突出特征是，“老”的情感感知方式的陈旧化、思维方向的固执化和表达空间的固定化，文章多是以观光客的心态写写游记，抒发一点“今昔对比”式的感触，而“干部”的身份经历和其残余的“干部心态”在文章中的无意识流露，又形成了其文本语言的公文化和社论语态。这种无“我”而又缺乏“精气神”的文章，是难以打动读者的。
　　孙犁先生曾说，散文是老年人的文体。老同志阅历丰富，对人生理解得自然透彻，本应能“健笔凌云意纵横”，写出“老更成”式的“庾信文章”，但为什么又恰恰相反呢？这个问题也许正是老同志的困惑所在。而如何跳出和突破这种模式化的“老干部文体”写作呢？在此，我想以两个实例说明之。
　　本人从事散文编辑20余年，不少文章被大刊转载或获得各级奖励，这自然很为我争面子。然而说实话，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文字渐次从我脑海中淡去，而惟有两篇散文曾经真正打动过我，令我至今时常想起。这两篇散文非我所责编、非我刊所原发，两位作者也名不见经传，甚至还不是文学中人。其篇名和他们的名字我也早已忘记，从文章的内容中，我得知他们都是退休的老干部。一篇写“我”在职时曾是位级别不低的写公文的干部，“我”因为为首长写讲稿，为公家起草各种文告而备受重用，步步高升。但“我”退下来后，顿感羞赧和无聊：此前的文章不但无一字属于自己，更主要的是那些文字究竟有多少“真”的含量？被誉为“硬笔杆”的“我”，究竟硬在哪里……另一篇中的“我”在职时同样是一位级别不低的领导干部。“我”退下来后，顿觉世态炎凉、人情如纸。“我”同样走在原来的大街上，人们对“我”的态度变了、热情淡了。特别是那些曾经由“我”提拔、受惠于“我”的部下们，反倒视“我”为路人，这不能不使“我”心凉意寒。所以当有一天“我”与一位部下大街相遇之时，对方不但没有冷落“我”，反而热情程度一如从前。“我”在感激的同时，又油生一股悔意或罪感：由于“我”在任时出于个人私心和某种阴暗打算，又由于该部下平时跟“我”走得不近，“来往”得不勤，所以尽管他的业绩人品俱佳，但作为领导的“我”，并没有“重视”他，以致他该要办的事，“我”竟拖延未办而耽误了他的前程，而这一切，他却蒙在鼓里，全然不知……
　　说实在的，随着年龄和编龄的增长，如今一般文章很难再令我激动，但独此两文使我的心“咯噔”了一下。它们之所以能被我牢牢记住，皆因作者并没像当今风行的那些散文那样，动辄讲“文化”，言必称“历史”，文中皆“他者”而少有自己，他们说的是“我”，讲的是“自己的故事”，且“我”是“真我”，“事”是“真事”，把自己的人性真实包括人性恶的一面和盘端给了读者。作者虽系老干部，但文章并没沦为乏味无趣的“老干部文体”，而如此颇具忏悔意识的好散文，自然会赢得读者普遍共鸣的。
　　这就提示我们，散文这种文体，写得好坏，说到底并非仅仅是一个纯技术表达的问题，虽然技巧于散文写作也至关重要。因此老同志乃至当今所有散文家，如何将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转化为丰赡而独特的题材资源，还面临着一个更为根本的“如何敞开自己”的问题。题材就在内心，何需外求？然而国人向重“形象”和“面子”，“形象”和“面子”拘囿和遮蔽了古今散文家内心真情的抒发。现代人之所以不喜欢封建士大夫的文章，恐怕就是因为这些“道德文章”太“面子化”了。封建士大夫写散文，头上有两副枷锁，一曰硬枷锁，即国家机器，二曰封建道德的软枷锁，前者易于推翻，而后者，世世代代的散文家不容易摆脱。因此这种碍于“面子”的文章在当今依然俯拾即是。
　　话又说回来，本文所谓的“老干部文体”，意在指陈一种文章模式，而我对老同志本身绝没有也不敢有丝毫恶意，况且老干部与“老干部文体”之间，也绝非呈必然关系，如上述两篇就是好散文；而“老干部文体”也与作者的“老”“少”无关，当今许多青年人写出的，也并非就不是“老干部文体”；同时，也不能说古代就没有好散文，关键是看你流露抒发的是否是真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