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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清朝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马车，就是皇上的御驾也只是摆摆样子，权贵富人出门主要是坐轿。但实际上，我们从这些清末中国发行的明信片上可以看到马车在被广泛地应用着。不论是在城市、在农村、在北京的街道，还是在戈壁，或是在雪原，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马车与骡车
　　
　　清朝之前，从晋朝至明朝，主要交通工具中的牛车和人力车，使用的场合较多，而对马车的使用就非常有限。在很长时期内，马车主要作为皇室的仪驾用车。皇帝的御车使用玉辂、金辂……皇后、贵妃的凤车都是用马挽拉。或三辕，服马四，骖马六；或三辕，服马二，骖马四……马的数量根据规格的不同而不同。根据中国传统，皇帝外出打猎或巡视时乘的专车有六匹马效力，谓之“六飞”，是当时最快的车。
　　雍正朝以后，北京城中开始出现骡车、驴车。乾隆初年，骡车为市侩代步之用之用，而京官尚以驴车代步。与马车的速度相比，似乎是“每况愈下”。由于乘坐这些旧式车子，人在前面上下，很不方便，加上车轮为木制，座位位于轮轴上方，人正好坐在重心上，又没有弹簧等减震设备，因此乘客饱受颠簸之苦。坐上几十里路，往往困顿不可言状。路况不好，马又跑得快，所以人坐在马车上是很不舒服的。
　　同治年年间，出现一种“后档车”，“轮在车身后曰后档，取其颠簸稍轻，乘坐安适。”但这种车到了光绪年间已很少见了。俞曲园《茶香室从钞》云：“数十年来，京朝官皆乘驴车矣，驴车低小，或聊以代步，马车则竟绝。至旁开后档车，道光三年间三品以上大员皆乘之。光绪丙戊，余送孙儿陛云入都会试，此车竟不复见，不及百年，京师车制之异如此。”
　　至于车围子，普通围子用蓝布，讲究的用绒布、绸缎、泥毡等等，再加包镶、花纹。再讲究些的，夏天用单围子，冬天用棉围子、毡围子，甚至皮围子。外面镶边、包角、云头、流苏等各种装饰一应俱全，围子两边及帘子上冬嵌玻璃夏嵌纱。清末最讲究的车围子周围镶嵌十三块玻璃，谓之“十三太保”。清代上品官吏使用的车，如三四品以上的官吏，车上用的围子，下面用圈红以资识别，俗称“红围子车”。
　　拉车的骡子都经过了特殊训练，拉起车来，��地小跑。所用的骡子还要讲究长相、毛色。鞍鞯、绊、缰绳、嚼子等挽具，也都有讲究。御车的叫车把式，要会调教牲口，会打扮车，走起路来还要有“风摆荷叶、一炷香、双飞燕”等名堂。
　　清末，是骡车最出风头的年代，天桥、先农坛外，永定门外南顶等处盛行“跑车”，又叫“跑飞车”“跑热车”。旧时竹枝词所谓：“但开南顶极喧哗，近水河棚数十家，纨绔少年归更晚，天桥南面跑新车。” 在盛夏的北京，王公贵族们以骏马轻车飞驰为乐，这和今天有车族在环路上飙车的场面不相上下。
　　
　　从西式马车的引进到马路的修建
　　
　　
　　1793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将西式马车传入中国。他将从英国运来的两辆马车作为见面礼送给乾隆皇帝。据说，他原指望这两辆带有弹簧减震设备的马车，既可作为礼品博得乾隆皇帝的欢心，又可作为样品打开中国的销售市场，可谓名利双收。不料，清朝官员对弹簧并不在意，却对车夫的座位格外注意。原来，西式马车车夫的座位位居车厢的前面且高高在上，车夫背对皇帝，这显然不合中国的礼制，只好将这辆车将这辆车“束之高阁”。
　　西式马车的初次引入，并没能给中国的交通运输带来任何改革，只不过使圆明园的陈列室里多了一件展品而已。
　　又过了半个多世纪，西式马车才真正走入了中国人的生活。19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香港、上海、广州、天津等地的外国租界里，陆续出现了西式马车。据考证，上海于1855年出现了第一辆马车。此后不久，中国人开始仿其样式大量制造，马车逐渐增多起来。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上海等大城市出现了马车制造业和出租业，可见那时人们乘坐马车已比较普遍。
　　最初在租界出现的马车，仅供外国人乘坐。居住在租界内的洋人出行多选择豪华气派的马拉式洋车。后来一些中国商贾富人也想摩登一把，过过洋瘾，于是马车流行起来。郑逸梅先生在《上海旧话》中提到，上海第一个坐马车的人人是在上海做寓公的钱塘人程定夷。这个当年有名的收藏家，又是一号崇洋媚外分子。紧随其后的，有江建霞、沈祺泉两位太史公。他们并不富有，但为了摆阔起见，非乘坐马车出入不可。时人做打油诗讽刺说：“阔得如此穷，穷得如此阔，江浙两翰林，沈三沈十一。”
　　随着马车的普遍使用，连民间筹办红白事，也有从马车出租行雇用马车的。办红事用的马车，要用红、绿彩绸扎饰一番，车的四周用红底绣花窗帘遮围。办白事用的马车，要用蓝、白彩绸扎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