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灶是什么意思_高考作文的四大病灶

　　自从恢复高考后，高考作文已经走过三十多年了，如果要谨慎地总结其成绩，或许有两个方面还能够让人满意。一是：考生在压力那么大、时间那么紧的情况下，能写出一批让人眼睛一亮的作文，而且这些作文也都颇具创意。比如2000年江苏考生用戏剧形式写出《四幕剧》，2001年四川考生用病历诊断书写出《患者吴诚信的就诊报告》，2004年江苏考生改编《孔雀东南飞》，写出《孔雀东南飞新传》，2005年四川考生用古风体写出《永远的谭嗣同》，2009年湖北考生用古诗体写出《站在黄花岗烈士陵园门前》。这些作文或嫁接文体，或巧用古体，都在文体上创出新意，赢得阅卷老师的喝彩。我们要感谢这些孩子的作文天赋，他们在文体上别出心裁，趟出了一条光明之路。二是：几乎每一年的高考总会出现一篇或两三篇，不按套路出牌、另辟蹊径、大胆的另类作文。比如2001年江苏考生用文言文写出《赤兔之死》，2003年陕西考生用新诗体写出《无题》，2010年江苏考生用古文字写出《绿色生活》。这些作文剑走偏锋，写出了让我们耳目一新的作文。我们也要感谢这些孩子，他们用自己敢于尝试的精神和勇气，为高考作文划出了一道别样的风景线。这些孩子，他们挑战作文评卷的机制和标准，考核我们的胸襟和气度。虽然这是比较冒险的做法，或许只有部分人认可，但是这两类作文，的确可看作是近三十年来高考作文最大的成就。
　　但是，对高考作文的批评和责难从来就没有停止，因为高考作文在取得一些成就的同时，也伴随着病灶从生的现象！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个病灶：作文观念陈旧有误
　　在教学观念上，主要是两种有缺陷的作文思想在阻塞我们的作文道路。
　　第一，叶圣陶先生“阅读是作文的基础”的思想。叶圣陶先生强调阅读比作文更重要，他说“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倾吐能否合于法度，显然与吸收有密切的关系。单说写作程度如何是没有根的，要有根，就得追问那比较难以捉摸的阅读程度”（叶圣陶《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又说，“实际上写作基于阅读。教师教得好，学生读得好，才写得好。”“总而言之，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叶圣陶《阅读是写作的基础》）。这就是叶圣陶先生有误的作文教学思想。过分强调阅读的重要性，势必会削弱写作的独立性和重要性，致使写作逐渐失去了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位置。现在的语文教学，几乎是阅读教学独霸江山。反映在高考中，尽管作文的分值占了60至70分，但有效的作文教学指导仍然是“东北乱炖”，你教你的，我教我的，一片杂乱无序的混乱局面。
　　第二，苏联教育家拉德任斯卡雅的“能力与文体并行论”的思想。拉德任斯卡雅继承苏联作文的传统，在肯定“语言中心论”和“文体中心论”的基础上，强调作文的一般写作能力和特殊写作能力。他把一般写作能力规定为：审题和表现中心思想的能力、搜集和系统整理材料的能力、用体裁表现文章内容的能力。在记叙文、描写文和议论文三大体裁里，他又规定了若干能力，比如记叙自己所经历的一件事的能力，描写动作、过程和人物外貌的能力，回答作文提出的问题的能力等等（马正平《中学写作教学新思维》）。这些能力看上去很有价值，但其实很浮虚，而且过分专注于文体的训练。我们目前的作文教学，尤其是高考作文指导，就是在给学生讲审题，讲中心思想，讲选材；就是在给学生讲记叙文，讲说明文（或描写文），讲议论文。很显然，这是一种陈旧的作文教学思想，它捆住了我们的手脚。而且什么是记叙文、说明文（或描写文）、议论文，什么是审题、中心思想、选材，谁又讲得清楚？或许这些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在一笔糊涂账里，却要求我们的孩子摸爬滚打，强化训练，又会得到什么好结果？
　　我们大家都知道，作文教学是自成系统、自有规律的，怎么能够说阅读决定写作呢？早在东汉时期，写作就已经独立为一门课程――鸿都门学。生员经过考试后，在鸿都门学里专攻尺牍、小说、辞赋和字画等，这就是写作课的开始（潘新和《中国现代写作教育史・前言》）。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某些高校里写作学也独立设科。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写作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我们还经常说，多读多写，才能写出好作文，这说明多读是重要的，但多写也同样重要！叶圣陶先生的作文思想严重削弱了写作的独立地位，致使作文教学陷入了混乱无序的局面。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作文能力强不强，一方面取决于作文训练本身，另一方面还取决于写作者本身。我们的写作传统，历来都强调做人对作文的重要性。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沈德潜《说诗�语》）；徐增说，“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徐增《而庵诗话》）；纪昀说，“人品高，则诗格高；心术正，则诗体正”（纪昀《诗教堂诗集序》）。说到这里不用再举太多例子了，我们已经十分明了，做人对写作是何等重要！拉德任斯卡雅的作文思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她只专注于作文本身的训练，而且还只是专注于文体训练，她严重忽略了做人的训练，致使作文教学机械地陷入纯粹的技术操练层面。
　　现如今，消费主义快马加鞭，每时每刻都渗透进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中。急功近利、功利为主，是我们追求的主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谁又去提作文主体性的问题呢？报刊上见得最多的，就是作文辅导一类，具体地说，就是技法流行。这真是悲哀啊，我们这是买椟还珠了！
　　第二个病灶：作文教学效率低下
　　高考作文教学（或称高考作文辅导），从表面上看，是风生水起，一片繁荣景象，其实，真实的状况却是，方法混乱、效率低下。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徐江，曾明确地表示过对作文教学的“不满意”。他说，“中学语文界目前的辅导水平如何，我不为之打分。但我的学生告诉我，他们不满意。……我从电视台的‘名师名课’节目中，从报纸的‘名师家教’栏目中，从各出版社出版的‘名师辅导丛书’中，听到、看到、读到不少名师关于高考作文的辅导信息，我的感觉与我的学生一样――不满意。”徐江教授指出，高考作文辅导有“一强两弱”的问题，所谓“一强”，就是辅导者“教化意识”强；所谓“两弱”，就是辅导者“思辨思维能力弱和写作理论素养差”（徐江《高考作文辅导再辅导》）。不管是否承认徐江教授所说的这个“一强两弱”的问题，作文教学效率低下恐怕是个不争的事实。
　　但徐江教授只说出了高考作文辅导的一部分真相。在高考作文辅导方面，我们的一些老师，长期以来只注意教学生作文，不注意教学生做人，导致写作和做人严重断裂，学生只明白怎样审题、选材、构思，却不明白写作文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只知道为了分数，这恐怕也是真相之一。还有，在高考辅导这块有着巨大利益的园地里，名师走穴的江湖气息和作文技法的八卦演绎，恐怕也是一日盛于一日，说它甚嚣尘上，扰乱秩序，怕也不为过。但要说这里头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怕也只有这些“走穴大师们”才心知肚明。
　　其实，回顾一下20世纪的作文教学，我们还是有值得骄傲的资本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大批语文老师对作文教学进行了探索和改革。其中北大附中的章熊老师提出的“语言――思维”训练模式，北京月坛中学的刘��老师和首都师范大学的高原教授提出的“观察――分析――表达”三级训练模式，不仅影响深远，而且卓有成效；即便是专注于技术层面，也涌现了如湖南杨初春老师的“快速作文教学法”。但是现在，环顾我们的作文教学，又有几人提出了行之有效的作文教学思想，又有几人在认真地探索作文教学规律呢？高考作文市场是大，但也很小，小到几乎没有一个人把高考作文作为一门课程来研究。有限的一点研究，也仅限于对高考作文命题的批评。真正是：高考作文辅导，办班无数，思想为零。这又是一种悲哀！
　　第三个病灶：作文命题百孔千疮
　　笔者以为，好的高考作文命题应该有四个基本标准：第一，贴近学生的生活，能帮助学生打开心灵和想象的闸门，使学生有所发挥；第二，能引领作文教学的方向，既考查学生做人的水准，也考查学生作文的水平；第三，题目既出人意料，又恰在情理之中；第四，有自己独立的品格追求。但非常遗憾的是，近三十年的高考作文命题，在上述四个方面，都做得不够好。有些题目过于成人化、教条化，根本没有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命题，所命制的题目或者主题先行，或者板起面孔训人，让人无话可说。如1982年全国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2004年浙江卷“人文素养与发展”，2005年重庆卷“自嘲”，2006年湖南卷“谈意气”，2007年重庆卷“酸甜苦辣说高考”，2009年四川卷“熟悉”，2010年湖南卷“早”等。这样的题目又怎么可能帮助学生打开话匣子，让学生有话可说呢？也有的题目患有软骨病，跟风趋势，俯首社会热点，给猜题押题或宿构套写者留下空间。如1989年全国卷“关于报考志愿的困惑和苦恼”，2001年全国卷“诚信”，2007年湖北卷“母语”，2008年全国卷“汶川大地震”，四川卷“坚强”，2009年江西卷“圆明园兽首拍卖”，辽宁卷“明星代言”，2010年北京卷“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等。这样的题目因为主题先行，能写什么和不能写什么，早已经规定得清清楚楚，学生又有多少可以发挥的空间呢？还有一些命题，追奇求怪，漏洞百出，比如2002年全国卷作文材料，有人质疑它违反生命科学，缺乏医学常识；2006年福建卷，命题者则提供的三句话，“诸葛亮借箭不满十万支”、“戈多来了”、“留下一点空白”，彼此孤立，毫无联系，不明所以；2007年安徽卷“提篮春光看妈妈”，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半通不通，留人笑柄；2008年北京卷“瓶子、沙子和水”，胡编乱造，故弄玄虚。这些题目，材料本身就已经漏洞百出，让考生觉得云里雾里了，又怎么可能靠这样的题目帮助学生写出好作文呢？
　　当然，高考作文命题在这些年来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创建了话题作文的命题模式，命题的开放性程度越来越高，开始注意考查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等等。但高考作文命题仍然是问题多多，高考作文命题者仍然是任重道远啊！
　　第四个病灶，作文内容缺乏真意
　　缺乏真情实感，是高考作文最大的病灶。我们大家都知道，曾有一段时间，当然现在也仍然有不少考生（与命题有关系），不惜牺牲自己的爹娘，生造故事，假说悲惨，想赢得同情，获得一个好分数，而这种极端不负责任、昧着良心胡编乱造的现象，就是缺乏真情实感的一个具体表现。
　　但更多的作文表现为：演绎有余，创造不足。不少考生――或者说大多数考生，遵循老师传授的新八股作文套路，以演绎为功；至于创造，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结构呈“三层五段式”。就是开头提出看法，中间分别举出两三个事例，两正一反，或两反一正，结尾照应开头，重申观点。因为不限定文体，所以大多数文章都写成一种夹叙夹议的散文体式，叙述、抒情和议论兼而有之。许多高分作文，也都是这种模式。这种文章，基本上可以不写自己的所思所感，因为所列举的事例都是平时准备好了的。考生在考场上只要往上套就可以了。而所写也不外乎屈原、司马迁、苏武、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鲁迅、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就是不写自己的生活，更不可能写自己的心灵和情感。而且不管什么题目，都强行地往上套。开头写得漂亮一点，中间用三五段分列二三个事例，最后以点明主旨收尾。文章千篇一律，仿佛是从大工厂流水线上一起输出的产品。真真叫人头痛得很，但也无可奈何！“纵然一夜风吹去”，即便判卷人偶尔打压一下，“桃花依旧笑春风”，因为这种作文最保险，所以依然最吃香。
　　为了更好的看清这种作文面貌，我们来看一个片断：
　　赏善，与圣贤往哲对话，晓道德仁义，修己身美好品格。与尧舜对话，知爱民之心，仰圣帝品行；与孔孟对话，知礼仪不可废，养自身浩然正气；与墨翟对话，知兼爱非攻，存平等博爱之念；与汉武对话，知大汉霸气，虽远必诛；与史圣对话，知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与子美对话，知沉郁顿挫，怀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志；与稼轩放翁对话，知破国之恨，留忠诚之心；与鲁迅对话，知民族劣根，横眉冷对……与先贤往哲交谈，以其智慧浇灌己身，幻化成赏善之翅，使己身明理晓德，遇善事而兴叹，遇不平而拔剑，遇腾达而不狂妄，遇顿挫而不丧志。
　　知恶，看王朝兴败，看楼起楼塌，知恶不可为。看桀纣猖披，亡国害民，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看始皇隋炀，短命王朝，知仁义不施攻守之势互异；看秦桧谄媚，污忠谄主，终落得白铁无辜铸佞臣，知小人不可为，远佞而近忠；看崇祯自斩大将，自毁河山，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看满清自醉，天朝上国，终落得火炮轰门，丧权辱国；知自满等于自毁，需时刻严谨自谦……看史中往事，以古之恶人惊醒己身，幻化成知恶之翅，使己身远退恶事，不坠颟顸之渊薮，成就洞若观火之金睛，洞悉世间恶事。
　　这是一位北京考生写的，2009年高考作文，“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此文作为优秀作文曾发表在京城一家报纸上。实事求是地说，考生能在考试这样的环境下，写出这样的作文，我们应该感到满意。文章内容充实，辞采华丽，善恶对比，章法分明。但请各位注意，这样的文章，通篇其实都是在演绎，只要平时背熟这些材料，一一罗列，先正后反，再加上语言功底好，就能轻松地炮制出这样一篇作文。然而问题是，这样的作文有什么真情实感可言？学生真实的思想，独立的见识，个性的思考，又去哪里寻找？
　　更令人悲哀的是，我们的学生早已经不会说话和思考了，他们已经丧失了敏锐的眼光和批判的锋芒。著名特级教师、杂文家王栋生先生曾撰文呼吁，要培养学生评论世事的能力，他认为，“一个没有评论世事能力的人，在社会上往往只能扮演庸众”（王栋生《要培养学生评论世事的能力》）。王老师从一个侧面，说出了作文教学中“人的缺席”的严重后果。是啊，一个人没有批判意识和批判眼光，他就不会独立思考问题，就不具有分析和评判一件事物的能力和素养，那他也只能是一个庸众或看客。由此推演到一个民族，如果一个民族也是这样，这不就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吗？
　　所以必须重塑高考作文的尊严，还高考作文一个朗朗乾坤！同仁们，是时候了，该醒一醒了！
　　[作者通联：北京朝阳区教研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