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池攻守作战]城池

　　在我国战争史上，有数不尽的攻城与守城的战例。城池的攻守技术在双方攻与守的激烈对抗中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在城池的攻守作战中，进攻的一方并非只是单纯地攻，防守的一方也并不是单纯地守。对于一个高明的指挥员来讲，往往采取攻中有守、守中有攻的技术，方能奏效。
　　
　　准备
　　
　　在古代，攻城与守城之战往往是一次战役的高潮或关键，除少数情况是临时性的破城之外，大多都是事先有所准备的。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商鞅曾在《商君书》的《兵守》篇里提出了“四战之国(即受到敌人围攻的国家)务在守城”的论点，并提出了一系列守城者必须要做到的准备工作。如发动城中全体军民，使大家具有视死如归的气概；善于组织全城军民力量，分担守城中适宜的任务；在城外修建各种工事，坚壁清野；准备粮草，并有计划地安排和使用粮草。
　　除上述准备工作外，重要的准备工作还有事先在城中设置侦听装置，以便在城内了解城外的情况，特别是了解城外敌军挖地道的情况。《墨子・备穴》篇中指出，应当沿城脚挖一批井，在井内置放蒙覆皮革的陶罂，形成一个有良好共鸣作用的装置，“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
　　此外，还要准备用于守城的各种物资，组织制作各种守城器械的工匠，以应付在守城时可能出现的各种需要。明代吕坤的《救命书》专论守城，书中所列的“守城必用之人”就有“铁匠、木匠、泥水匠、纸札匠、裁缝、漆匠、编竹匠”七种：所列“守城必用之物”就有“官备”与“民备”两大类，共计四十几种，都是为了对付敌人各种方式的进攻而必须准备的。为了解决城内的食用和对付敌人可能进行的火攻，还必须在城内多准备水。
　　在攻取城池的战斗中，里应外合应当是最理想的方案之一。所以，从守城的一方来说，在战前就必须建立严格的户口制度，注意查验入城之人，并在晚上多搞挨户的户口检查，“以防奸细夹杂进入”。
　　从攻城方面来讲，准备工作更应当充分。为了隔着高大的城墙了解城内的情况，必须准备�望台，即在春秋时就已出现的“巢车”、“楼车”之类。在攻城战斗中，最关键的时刻就是攀城，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与良好的武技，必须从部队中专门进行选拔和组织。这在《商君书・境内》中被称为“陷队”，亦即后世的突击队、敢死队之类。
　　
　　越壕
　　
　　城池攻守战的第一步是越壕，最迅速的越壕办法是利用壕桥。《武备志》、《登坛必究》等书中都记载有这种“壕桥”，就是用木板制成长而宽的桥面，下面装上车轮，可快速推入壕中。如果有好几个这样的壕桥推入壕中，下面的车轮就形成了支柱，承受桥面，人就可以迅速过壕。如果壕较宽，还可用连接式的折叠桥，待壕桥推入城壕后，就将用转轴连接的上部倒向对岸。不过，由于这种壕桥在壕深之处无法使用，而且全系木质，容易着火，所以在古代战争中用得并不普遍。
　　最常见的越壕办法是填壕。填壕之初，最好是先将壕中的水引走，使之成为干壕。明朝末年，清军进攻辽阳，明军守将袁应泰在布置守城时，特地“引水注壕”。清军为先“塞其水源，浅其闸口”，待壕中水浅时，就“囊土运石，壅水毕，遂渡壕鏖战”，取得了胜利。填壕的方法，可以预先制造一些车，攻城时装满土，直接推入壕中，这种车装土入壕之后有如伏地之虾蟆，故称为“虾蟆车”。
　　作为守城的一方，面对攻方的填壕行动，除了集中弓弩或火器向敌军射击外，还可以发射火箭或投掷引火药物。这是因为攻城的军队在填壕时，为求迅速，一般都使用虾蟆车、柴草，或使用草袋、麻袋先装好土，然后人负一袋，抛人壕中。如果守城的军队能把这些草包、麻袋点燃，就可以破坏攻城者的填壕计划。古代在这方面最出色的战例是南北朝刘宋时期的一战。公元465年，殷琰据寿阳(今安徽寿县)反，刘�率军攻讨。“�用草茅包土，掷以塞堑，掷者如云，一二日堑便欲满。赵法进(殷琰部属)复献计，以铁珠子(即熔化铁水的小滴)灌之。珠子流滑，悉缘隙得入，草于是火燃，二日间革尽，堑中土不过二三寸。�乃作大虾蟆车载土，牛皮蒙之，一百人推以塞堑。琰户曹参军虞挹之造璃车(即抛石车)，击之以石，车悉破坏。”结果，守城一方取得了胜利。
　　
　　接城
　　
　　如果攻城一方越过城壕，紧接着就是要设法使攻城突击队迅速接近城墙。在城壕与城墙之间，一般都有一片开阔地，往往还修有羊马城，攻城者会受到守城一方从城墙顶部、羊马城后、城台两侧等顶部、正面、侧面而来的攻击。守军的各种远射与投掷的兵器都会尽力施放，攻城的军队要想顺利通过这段距离，一般都要采取掩护措施，而守城的军队则要设法击毁进攻者的掩护措施。
　　《孙子・谋攻》中讲到的攻城器械是：“橹，�韫。”曹操注解说：“橹，大循也。��者，�床也，�床其下四轮，从中推之至城下也。”橹就是大的盾牌，是各人手中所执的掩护物；而��则是一种四轮大车，顶部为巨木所制，面上蒙有生牛皮，其下可隐藏兵士70余人。推着大车前进，既可掩护运土填壕的士兵，也可掩护迅速接城的士兵。后来又称这种车为“木驴”、“木牛”，并改进成为一种“尖顶木驴”或“尖头木驴”，就是将顶部平板改为屋脊形，顶部尖斜，不易被城上投掷的木石所击中。
　　守城军队要对付这类大车，有三个办法：一是投掷巨石，将其砸毁；二是发射火箭将其烧毁；三是在大车经过之处预先挖陷坑或挖地道，使其下陷而不能前进。唐德宗时，朱淝叛军围奉天(今陕西乾县)时，曾制造一种“云梁”，规模很大。由于这种“云梁”坚固又能防火，故而城上矢石火箭均不能使之毁坏，城中甚为恐慌。守城的浑城与侯仲庄研究之后，“揣云梁所道，掘大隧(即地道)”，并在其中装上马粪与柴草，使火点烧，“云梁及隧而陷”，其下烟火喷出，“云梁”中的攻城士兵大多被焚，守城的唐军取得了一次难得的胜利。除“云梁”之外，在古代战争中还使用过更为巨大的大车，也使用过一些很方便的代用品。例如将小木船翻过来，加上几根撑竿，顶在头上，用以掩护十几位士兵跑步向前。
　　
　　攀城
　　
　　攻城的军士接近城墙后，必须毫不迟疑地用最迅速的方式攀上城墙，在城上站住脚，遂步扩大突破口，让大批的后续部队涌入城中，消灭守敌，夺取城市。《孙子・谋攻》称这种拼死攀城的战术动作叫“蚁附”，就是如大批蚂蚁一样地向上攀登。而守城的军士则要凭借高大的城墙拼死抵挡住敌军的攀登，将企图攀城的敌军消灭在垛口和城下。攀城与守垛的战斗，是整个城池攻守战中的关键和高潮。
　　面对着高大的城墙，单用手脚是不可能攀登成功的。古代用于登城最常用的器械就是云梯，它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墨子与公输班作“九攻九守”大辩论中的第一利器，也是古代记载最多的攻城器械。除了云 梯之外，还有一种钩梯。《管子・兵法》、《墨子・备城门》等先秦文献中记载，钩梯就是在长梯的顶部装上一个弯钩，攀城时将钩钩于城头，即可向上攀登。
　　除以上器械之外，还有个别以大量木料直接修筑木桥上城的战例。如明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叛乱后围攻安庆，就曾“于北濠结木为栈，与城接，挟兵而进”。此外，也有个别直接堆土于城下而攻城的。
　　面对着城下以各种方式蚁附一般地攀城，城上的守军当然要拼死阻止，坚守垛口。守军杀伤攀城敌军的主要方式，除了射箭之外，还可从上向下投掷大木块和石块打击敌军；或抛撒石灰、糠糍伤害敌军的眼睛；或投掷粪炮罐，其中装满熬干了的人粪与石灰、皂角粉、砒霜等的混合物。据说，这种混合物沾人皮肉会很快引起溃烂。为了节约城头的大石块，还可以将大石块穿上孔，系上粗绳，反复使用。
　　为了对付攻城者的云梯、飞梯搭城，在垛口处可以设置浮篱。就是将一块块的竹篱捆于向垛外伸出的两根竹竿上，再在上面压以砖石、石灰。敌方的云梯等要想搭城，必须先搭在竹篱上，竹篱和竹竿都承受不了云梯的重量，云梯一搭上，竹篱上的砖石和石灰就会纷纷下塌，打伤敌军的身体，损伤敌军的眼睛。
　　攀城与守垛是城池攻守战的关键，双方所使用的各种武器花样繁多，时有变化。一般来讲，只要攻城的一方陆续登上了城头，守城者就很难在城头进行有效的反击，破城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以下的战事就转入了巷战。但是，攻的一方如果无法攀上城头，则并非表明攻城者无法入城，因为入城还有其它的手段。
　　
　　城门
　　
　　城门是城池的对外通道，也是攻守战中的要害之处。守城的一方必然要在城门的防守上下功夫，戒备森严。所以，在古代战争中，要攻入对方的城池，攻城的一方是不容易于城门突破的。
　　古代重要的城市在城门之外大多修有专门保护城门的“瓮城”或“月城”。攻城者要想破门，首先就得攻入瓮城。可是，攻入瓮城之后如果不能迅速攻破城门，则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因为守城的一方可以从城上向面积不大且毫无掩护的瓮城之中投入大量的柴草等易燃物，很容易将进入瓮城的敌军全部烧死烧伤。
　　在管状火炮发明之前，一般的武器是难以将城门打开的。古代攻城者基本上都是使用火攻，将城门烧毁。为了对付攻城者可能使用的火攻，除了事先准备好大量的水袋、水囊投下灭火之外，还可以在城门上涂上厚厚一层泥土，以防火烧。有的城门上还预先修有“七星池”，即城门顶上的一个水池，池底有眼孔数个，平时用木塞塞紧，届时拔去木塞，池中的水就会喷淋而下，将火浇灭。但是，攻城者往往知道城上早有这类准备，所以在向城门发动火攻时，不用一般柴草，而用油脂。
　　如果城门被敌人烧坏，守城的军队事先没有准备的话，城池当然就洞开无阻了。但守城的准备工作一般都做得比较周密，还有以下几种方法可以对付：一是预先在城门以内挖掘巨大的陷坑，上复伪装与机桥，抽去机桥的轴端插销，入城敌军便会跌人坑内，无法前进；二是将预先造好的巨型“塞门刀车”推入门洞，抵御敌军入城，然后用土袋等物继续加以堵塞；三是使用插板，这是比较迅速有效的办法。插板是和两扇城门一样大的厚重木板，上面用铁皮或生牛皮蒙护，再钉上一排狼牙钉，顶上有粗索系吊，平时就悬吊在城门后面的门洞之上。门洞顶上预先设置一槽，供插板起降之用。当城门被敌军攻破时，就可以拔去固定插板的钉拴，使之在一瞬间猛插下来，插住敌军通道，并可以打死若干敌军。战争中使用插板最著名的一例，是明初的建文帝二年(1400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帝位。当他围攻济南时，城中“悉力防御，令军民诈降，开城门候文帝(朱棣)入，急下铁板，几中”。这里的“铁板”就是插板。如果不是“几中”，而是打中了的话，朱棣肯定身死，明代的历史就得重写了。
　　
　　地道
　　
　　地道战是我国古代传统的战术之一。27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掌握了较高的挖掘隧道的技术。1972年，在湖北大冶铜绿山发现的从殷代到战国时期的铜矿遗址中，已发现至今犹可参观的竖井、斜井、平巷和斜巷。其中，西周的竖井深达20余米，春秋时的竖井深达64米，战国时最深的达98米。
　　同任何新的技术进步一样，开掘隧道的技术必然很早就运用于战争之中，成为地道战。《墨子・备城门》中将当时攻城之法归纳为十二种，其中的“穴”、“突”、“空洞”指的就是地道战。挖地道毁城的战术在《商君书・境内》中也有记载：“穴通则积薪，积薪则燔柱。”
　　东汉末年，在著名的官渡之战中，袁绍“为地道欲袭操(曹操)，操辄于内为长堑以拒之”。三国时，诸葛亮围攻魏的陈仓(今宝鸡市东)时，“亮又为地突，欲涌出于城里”；守城的魏军却“于城内穿地横截之”。双方的战术与官渡之战一致。在明代，火药广泛运用于战争之中，破城往往用挖地道于城下，再用火药炸开缺口的办法。
　　我国在城池攻守中运用地道战的最高峰当推太平天国的起义军。太平军金田起义时就有大量矿工参加，“总数估计在3000人左右，约占金田起义时太平军人数的1／8”。太平军的重要领导人燕王秦日纲本人就是矿工。后来，以这些矿工为核心，又加上后来加入的大量湖南矿工，组织了太平军中挖掘地道的专门队伍“土营”。在南京时人数共达28000余人，因立大功而被封为将军、指挥、师帅的有1400多人。从广西的全州到汉阳、武昌、庐州(今合肥)、江宁(今南京)，都是挖地道炸开城墙而破城的。
　　在谈到地道攻城守城时，有必要谈到古代曾出现过的一次特殊的防范措施，这就是明代为了保护北京内宫城的安全，防止任何人用挖地道的办法攻城或暗中入城，在修建宫城(今天的故宫)时，特地花了很大功夫，将宫城城墙内外的墙根用“雪花浆”(江米汁加石灰水搅拌而成)浇灌，使之坚实。又将各主要宫殿四周的地下全部挖空，埋人特制的山东临清大砖，一层竖、一层横，共七层横砖，八层竖砖，总厚一丈七尺二寸五分。这就是有名的“横七竖八”。“横七竖八”过去只是传闻，现在已经挖掘证实，就埋在今天故宫的地下。
　　
　　巷战
　　
　　攻破城墙，并不等于攻下了这座城市，还要经过巷战。
　　巷战对攻城者来说，往往是乘胜消灭敌人，扩大战果，接收物资，取胜的把握很大。对防守的一方，胜利的可能则不大，但如事先有所准备，挖有内壕、陷阱，筑有栅门、高墙，届时能充分组织军民，随机应变，因地制宜，利用自己熟悉城内地形地物的有利条件，以墙头屋顶为垣垛，窗口壁缝为悬眼，砖头瓦块为矢石，有时也能取得胜利。明正德六年(1511年)，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攻乐陵(今山东乐陵南)，吃了一次大亏，就是败在入城后的巷战之中。当时乐陵县的知县叫许逵，此人颇有谋略，他鉴于乐陵城墙是临时新筑，不够坚固，所以事先作了进行巷战的准备。农民军攻入城中以后，受损失很大，无法立足，使用火攻又因若干高墙隔火而不能延烧，最后只能退出了乐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