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诗歌鉴赏方法_浅谈当代诗歌研究前沿问题

　　摘 要：本文从九十年代以来汉语诗歌的写作与阅读入手，认为除了社会文化环境的巨大转变带来的影响，诗歌内部的问题同样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诗歌在当下的发展困境，而这种对诗歌自身显现出的形态的探索正属于我所认为的诗歌研究的前沿问题。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通过对九十年代以来诗歌所呈现的独特形态的研究可以了解诗歌陷入发展困境的内部原因，只有正视和重视诗歌自身的问题，才能更好地思考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走向。另一方面，对九十年代以来诗歌所呈现的形态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诗歌”这一文学样式的潜在可能性，为今后的诗歌创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九十年代诗歌 前沿问题 困境
　　一、诗歌在当下的发展困境与九十年代以来诗歌呈现出的形态
　　诗歌这种文体因其自身的独特性——文字的精简和词语的巨大张力，隐喻和象征手法的普遍使用，具有强烈的思辨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诗歌的写作和阅读中所要求的作者与读者的互动比其他文学体裁更强。简单回顾现代汉语诗歌近百年的发展历程，现代汉语诗歌发展到九十年代面临着最自由也最冷遇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政治意识形态放松了对文学写作（包括诗歌写作）的条条框框的限制，诗人可以比较自由地按照自己意愿和艺术追求写作的局面是前所未有的，诗歌不用依附于政治话语，也不用为时代而歌唱。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市场经济和商品化带来的冲击，使得诗歌写作日益面临失去读者的困境。有的诗人放弃写作，继续坚持追寻诗歌理想的诗人则开始向新的路向探索诗歌写作的可能性。在现代汉语诗歌的历史中，也许再也没有哪段时期的诗歌比九十年代的诗歌更富有矛盾性了。诗歌读者的散失，与面临巨大转型的中国社会文化环境和集体价值观的转变紧密相关，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得社会变得浮躁，而一颗浮躁的心是无法与诗歌碰撞产生火花的，在浮躁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诗歌变成了不切实际的呓语，无法转化成任何实际利益。另一方面，我认为，汉语诗歌在九十年代逐渐变得默默无闻、无法引起诗歌圈子之外更多的注意，也与九十年代之后的诗歌写作本身呈现出的某些特质息息相关。我在这里将九十年代以来诗歌写作呈现的特质概况为如下三方面：
　　首先，九十年代的现代诗歌写作普遍显出一种“个人化”写作的倾向。不再是诗歌可以激动一代人的八十年代，不再是整个时代热情洋溢的同声合唱，九十年代的诗人将目光转向自己的日常生活，潜入内心的探索和思考，并将这种带有强烈个人化印记的感受和思考变成隐喻和象征写入诗歌。
　　王家新对于九十年代诗歌的“个人化”写作有这样一种表述：“这种书写把‘历史个人化’了：它不再指向一种虚妄的宏大叙事，而是把一个时代的沉痛化为深刻的个人经历，把对历史的醒悟化为混合着自我追问、反讽和见证的叙述。”[1]宏大的叙事、浮泛空洞的抒情被大多数诗人拒斥，诗人转向内心的沉潜和思考，书写带有个人化印记的时代风景之一隅，进而写出诗人独特的生存体验和生存思考。臧棣的诗歌《访友》细致描摹坐在访友途中的公共汽车上看到的风景与不断产生的念头，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车窗外的城市风景日新月异。
　　它们正托运在历史的卡车上，
　　斑驳着我们曾相爱的时光。[2]
　　时代洪流逐渐冲刷磨损温暖的个人记忆，这是对这个时代多么精准又悲凉的把握。
　　正因为九十年代以来诗歌的“个人化写作”倾向，诗人把对现实的关注融解于对日常经验的把握中，诗歌中多了许多思辨性强和带有哲学色彩的生存思考。臧棣曾在一首诗歌中有过这样的比喻：
　　天空就像瓶盖
　　而在某个未领取生产许可证的
　　玻璃工厂的秘密仓库，宇宙
　　加工出线条流畅的孤独的人生。[3]
　　诗歌的写作本身就是对生存进行反思和质疑的重要方式，而这种反思，势必带上形而上的哲学色彩，这种带着内省色彩的思考，也使得诗歌变得复杂、难读。
　　诗歌写作内容的变化也造成了九十年代之后诗人对于诗歌的修辞策略和词语自身张力的探索和关注。诗人自身向内心深入的写作方式和用词语和修辞策略构建出的谜诡造成诗歌意义的难解，对九十年代诗歌的阅读成为一种困难而极具挑战的事，它比之前的诗歌更加强调读者个人的知识结构、文学素质与想象以及理性思辨。九十年代的诗歌要求理解力更加精准、想象力更加丰富的读者，这样的读者才能够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丰富想象力填补诗行中留出的空白。
　　其次，九十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者更加关注诗歌写作本身，有回归语词的倾向，他们注重对诗歌表达手法和技巧的磨练以及对诗歌本身新可能性的探索。看九十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者与诗评家所写的探讨诗歌的文章，关注点大多放在对于诗歌写作与技巧本身，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的争论焦点其实也只停留在具体的技术层面而不太关心读者阅读接受的问题。也许诗歌读者的流失，理想读者在现实中的难以实现，使得诗人在探索诗歌写作时有意无意地忽视读者，甚至有些诗歌表现出对读者阅读能力的挑战和嘲讽，臧棣的《室内脱衣舞》一诗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九十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与阅读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诗歌写作者心中存在着自己诗歌的“理想读者”，而这种读者在现实中却越来越少，诗歌从写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变成了诗人的独语。九十年代以来诗歌对于“理想读者”的高要求造成诗人与读者之间关系的变化，这也是造成诗歌发展困境的原因之一。
　　第三，九十年代以来，诗歌现象呈现出复杂的样貌，诗歌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二○○○年之后，“梨花体”等诗歌现象引发的争议，使得“诗歌”一词变得难以定义，诗歌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界线模糊起来。比如赵丽华的这首诗：
　　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
　　有些读者认为这样的诗歌根本算不上诗歌，甚至有人戏谑：只要会用回车键，我也是诗人。
　　“梨花体”之所以引人非议，被人从“算不上诗歌”这样的根本问题上否定，主要因为它的表现形式是被分行排列了的大白话，正因为它语言的平淡无奇，和日常生活的语言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承认了“梨花体”算得上诗歌，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随口说出一段话，只要将它分行排列，都可称得上是诗。它遭受质疑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诗歌作为在语言方面特别要求锤炼斟酌、“艺术性”和“诗意”的文学样式，如果随手记下日常生活的只言片语都可以摇身一变成为诗，那么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就必须受到质疑。但是，仅从语言的日常琐碎上否定这种文学现象不够诗意、算不上诗，却并不充分。一些被我们认作“是诗歌”并且是著名的诗歌，比如韩东的《你见过大海》中就有这样的诗句：